伤痕文学 - 《啊！》
《啊！》
冯骥才
只要这些有碍社会进步和毒化生活的现象，还没有被深刻地加以认识、从中吸取教训、彻底净除与杜绝，还存在着再生的条件，那么，与本篇小说同一性质的作品就不会是无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
一
早春的天空分外美丽。那淡蓝色的无限开阔的空间，全给灿烂明亮的日光占有了。鸟雀们拚命向云天钻飞，去迎接从遥远的地方随同大雁一同来临的春天。
它的气息往往裹在溶雪的气息里。
它第一个脚步，是踏在寒气犹存的人间和大地上的。然而它以宇宙间浑然充沛的生命的元气，使冰封的大河嘎嘎碎裂，使冻结的土壤松解复苏，使僵缩的万物舒展、变柔、生机勃发，使每一颗美好的心都充满幻想和希望。
春天，不仅带来希冀、新生、美、向上的力、大自然的繁忙、五彩缤纷的新天地，还要与亲切真诚的吐露、劳动者手上的厚茧、描绘未来的图纸、为真理而斗争的硝烟、柔情的眼波、迷人的夜曲，编织成甜蜜、幸福、诗意、闪闪发光的生活。
它从来不辜负人们。它烙守时节，还慷慨无私地把它的一切财富贡献给人们。
多好的春天呵！
然而，这一切，对于现在坐在历史研究所当院的一百多人来说，却是无关和多余的。没有一个人有心抬起头，去感受一下早春的天空。
这里又要揪人了！
二
有两个迹象说明今天召开的全所大会有种非同寻常的急迫感和严重性。
一个是，所里的五名长期病号和十一名退休人员全到会了。他们在接到的开会通知上注有“不准请假”的字样，谁也不敢推辞或借故不来，现在在会场后边东歪西斜地坐了一排。
另一个是，还有两名外出到西安半坡博物馆考察文物的人员，在昨天上午收到所里打去的加急电报，星夜驰归，此刻就坐在人群中间。
当矮个子、黑皮肤、呆板又平庸的所革委会的郝主任，双手端起一份上级下达的要立即开展运动的文件，象念天书一般，吭吭哧哧、结结巴巴、夹杂着许多错别字地念过之后，刚刚从市里开过紧急政工会议的政工干部贾大真赶回来了，他瘦瘦高高，戴一顶时髦的象征革命化的绿军帽，站在台上。他那瘦骨棱棱的脸上有种可怕的严肃劲儿。用着发狠的口气和那个时代流行的发狠的词句，讲了一番话。这番话是这样结束的：
“虽然我们搞过许多次运动，但并不彻底。我们这个单位知识分子成堆，阶级成分复杂，藏龙卧虎，混杂着大大小小、为数不少的一批坏人。有历史的，也有现行的；有的公开，也有的隐蔽。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垫高枕头睡大觉。对敌人姑息，就是对革命犯罪。不少人在运动中不是跳出来表演了吗？现在该是和他们算总账的时候了！对于那些隐蔽得很深的家伙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
“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猛、决心大、搞得细。一方面，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对阶级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另一方面，对所有有问题、有嫌疑的人，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对历史有污点的人，也要重新调查、重新鉴定、重作结论。我们下了决心，决不漏掉一个敌人！而且，这次运动还将在社会上广泛展开，撒下天罗地网，将一切敌人一网打尽。上级领导讲了：”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该管的就管！‘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迎接这场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的阶级斗争的新高潮！“
显然，一阵凶猛的狂潮马上就要卷进生活中来。一切随即就要发生变化——生活内容，人，人的想法，人与人的关系，相互的感觉；还有空气。空气仿佛不再是流动的了，凝结了，并且骤然间充满了火药味道。
三
散会后，地方史组三个都戴眼镜的研究员回到他们的工作室。组长赵昌被留下听候所领导对运动的安排部署。这三个人前前后后进了屋，谁也没吭声，各就各位，象往常那样从桌上或抽屉里拿一本书看；天知道他们在看些什么。
本组年纪最大的老研究员秦泉的脸色非常难看。此人很瘦；面皮如同旧皮包那样黯淡，高颧骨象皮包里塞着的什么硬东西支楞出来，正好把一副普普通通的白光眼镜架住。他是个仔细、寡言、稳重的人。胳膊上总套着一对褐色的粗布套袖，和他每天上下班提着的书包用的是同一块布料。看上去，很象个细致又严谨的银行老职员。长期的案头工作使他驼了背。整天虾一样弓腰坐着，面前一杯热水和一本书，右手拿钢笔，左手夹一支烟卷；长长的脑袋被嘴里吐着的烟纠缠着，宛如云岚缭绕的山头；有时烟缕钻进他花花的头发丝里，半天散不净。这便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他一天不停地喝水和上厕所，咽水的声音分外响；平日为了不打扰室内研究工作所必要的安一静，他喝水时总是尽力抑制自己的毛病，把一口水分做几次，小心翼翼地咽下去。今天他似乎忘了。一边喝水，喉咙里一边咕噔咕噔地响，象是咽一个个小铁球。
他是五十年代出名的右派，而后摘掉帽子，但仍是所里唯一的身上打过“右”
字号戳儿的人物。那种戳儿打上了，就留下深深的印记，想抹也抹不掉，每逢运动一来，都照例被作为反面人物中的一种典型，拿出来当做进攻的靶子。他属于那种人们常说的“老运动员”。虽然饱经沧桑，眼见过各种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但眼下仍不免心情烦躁。因为他很清楚马上又临到头上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另一个白胖胖，却坐在一边呆呆发怔。他叫张鼎臣。才过了五十岁生日，圆头圆脑，皮肤细腻而光亮，戴一副做工挺细的钢丝边眼镜，装束整整齐齐，衣料也不差；乎时爱吃点细食，不吸烟；牙齿刷得象瓷制的那样洁白，并且总在笑嘻嘻的唇缝中间间露出来。他的古文颇好，对清臾很有些研究，只是脸上总挂着些笑意，说话爱迎合人，带点商人气味，引人反感。
他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由于生计的关系，自己经营过一家小书铺。书架上总放着七八百册书，一边看，一边卖，积攒下知识和钱财。后来经本家叔叔再三劝说，在那个堂叔开的小贸易行里入了一份数目不大的股金。小贸易行经办不力，几乎关门。由于碍于叔侄情面，不好抽出股份，只当做买卖亏掉了。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这奄奄一息的小贸易行被合进去，他反落得一份微薄的股息。这份股息致使他在文化革命初期被当做资本家挨斗游街。他的成分至今尚未得到最后确定。
如同没有系缆的小船，在这将到来的风浪中，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
这三个人中间，唯有戴黄色圆边近视眼镜的吴仲义是个幸运儿。
他的历史如同一张白纸。平时的言行又相当谨慎，无懈可击。为人软弱平和，不肯多事。前一度，所里的人分做两派，斗得你死我活，他在一旁逍遥自在，但按时上下班。在班上虽无事可做，也决不违犯所里订立过的那些章程制度。两派都争取过他，他却一笑了之。幸亏他夙来是个胆小无能的人，无论哪派把他拉过去，最多只是增加一个人数。因此，两派都不再去理他。他是个多余的人。
然而，在一场场运动中间的间歇，也就是抓业务的时期里，他却是所里目光集中的一个人物。他年纪不大，三十多岁，学识相当扎实，工作认真肯干，研究上经常出成果。他是专门研究地方农民运动史的。这一内容始终受重视，他因此也受重视。他的成绩是领导和上级治所有方的力证。谁都认为，这是他在所里平时受优待、运动中受保护的资本……因此运动一来，他就被那些有污点而惴惴不安的人钦慕、眼馋，甚至有些妒嫉呢！好似山洪冲下来，人家站在平地上担惊受怕，他却在石壁下、高地上，碰不着，扫不上，得天独厚，平平安安。
可是，谁知道那是怎样的时候呢？天大的功劳也无济于事，一点点过错就会招来灾祸，它逼得你去搜寻自己的过失，并设法保护自己；本来可以相安无事的人，在那种凶险的情势下，也会无端地心惊肉跳，疑神疑鬼……
快下班时，组长赵昌推门进来，用一种与他平时惯常的温和略显不同的比较严肃的态度说：“革委会决定，从明天起开始整天搞运动，一切业务暂停。事假一律不准；医生开的假条必须草委会签字盖章方可有效。由明天算起的头一周，是大揭发大检举活动。每人回家都不准停止大脑的思维，去回忆平日哪些人有哪些错误言行，以及可疑的现象和线索，做好互相检举揭发的准备。”
赵昌的话说完。大家收拾东西离开房间的时候，不象往常那样互相打个招呼，说一半句笑话。脸上都没什么表情，谁也不理谁，各自走掉，似乎都有了戒心。
四
吴仲义在回家的路上，心里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总之，他感到堵心、不舒畅、麻烦，研究工作中一切正在大有进展的线索都要中断，去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揭发批判，此外还隐隐有些莫名的不安。可是他又想，自己一向循规蹈矩，没出过半点差错，总比秦泉和张鼎臣幸运和幸福。在那种时候，平安是多大的福气呀！
“管它呢，没我的事！晚上在家可以照旧搞我的研究。明天下班，把放在单位里那些书和论文带回来就是了！”
想到这儿，他感到一阵轻松，推开门，穿过黑啾啾的过堂，登上楼梯。他自己的房间在二楼。这时，住在楼下的邻居杨大妈——一位肥胖、笨拙而热心和气的山东人——听见他的声音，走出屋来召唤他；
“吴同志，您的信。给您！”
“信？噢，我哥哥来的，谢谢您。”他半鞠躬半点头，笑吟吟地接过信来。
“是封挂号信。邮递员说，他每天送两次信，都赶在您在班上。我就代您盖个戳儿。怕有急事耽误了……”杨大妈说。
“可能是我侄子的照片。谢谢，真麻烦您呢！”他说着，捏着这封信走进自己的房间，拆开一看，并无照片，只有两张写满字的信纸。心想，什么事要用挂号？
哥哥从来没这样做过，想必有特别的缘由……可是当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看到信上的第一句话：“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你别害怕！”眼睛立刻惊得发亮，如同一对突然增大电压的小电珠。等他惊慌的目光从信中一行行字上蹦蹦跳跳地跑过，真象挨了重重的当头一棒！忽然他发现门是开着的。黑糊糊的门外有个白晃晃的东西，仿佛是人脸。他赶忙跑到门口看看，屋外没人。他又急急忙忙走进来把门关上，销死，上了锁。站在屋中间，把信从头再看一遍，他感到一场灾难象块大陨石，从无边无际的天上，直直照准他的脑袋飞来了。一下子，好象突如其来发生一场大地震，屋顶、地板，连同他自己都一起坠落下去一样。他还站在屋子中间，却会觉不到自己。
五
他清清楚楚记得那件事。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十多年前，他正在本地大学的历史系读书，他是毕业班，随着一位助教和两个同学到较远的郊县收集近百年中一次农民起义的素材，好补充他毕业论文的内容。
在平静的绿色的乡野间，他们得知学校里正开展热火朝天的鸣放活动，各种不同观点进行着炽烈的辩论。跟着他们到学校的通知，叫他们尽速回校参加鸣放。他们的工作很紧张，一时撂不下，直到学校连来了四封信催促他们，才不得不草草结束手头的工作，返回城市。
下火车的当天，天色已晚，他们先都各自回家看看。
那时，他爸爸早殁了，妈妈还在世，哥哥刚刚结婚一年，家里的气氛挺活跃。
哥哥是个易于激动而非常活跃的青年。长得大个子，脸色通红，头发乌黑，明亮的眼睛富于表情，爱说话和表现自己；说话时声音响亮，两只手还伴随着比比划划，总象在演讲。他在一座化工学院上学时就入了党，毕业后由于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被留校教学。但他似乎不该整天去同黑板、粉笔、试管与烧瓶打交道，而应当做演员才更为适宜。他喜欢打冰球、游泳、唱歌，尤其爱演活剧。他在学时曾是学生剧团的团长，自己还能编些颇有风趣和特色的小剧目，很有点才气。后来做了教师，依然是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和一名特邀演员。化工学院在每次大学生文艺会演中名列前茅，都有他不小的功劳。吴仲义的嫂子名叫韩琪，是本市专业话剧团一名出色的演员，在《钗头风》、《日出》和《雷雨》中都担任主角。她下妆似乎比在台上还美丽。俊俏的脸儿，细嫩的小手，身材娇小玲珑却匀称而丰韵，带着大演员雍容大方的气度，性情中含着一种深厚的温柔，说话的声音好听而动人。她是在观摩一次业余演出时认识哥哥的。当时她坐在台下，被台上这位业余演员的才气感动得掉下眼泪。这滴亮闪闪、透明的泪珠便是一颗纯洁无暇的爱情的种子；这种子真的出芽、长叶、放花、结了甜甜的果实。
这时期的吴仲义，性格上虽比哥哥脆弱些，但一样热情纯朴。好比一株粗壮的橡树和一棵修长的白桦，在生机洋溢的春天里都长满鹅黄嫩绿、生气盈盈的叶子。
更由于他年轻，还是个唇上只有几根软髭的大学生，没离开过妈妈的身旁，未来对于他还是一张想象得无比瑰丽与绚烂的图画。随时随地容易激动和受感动；对一切事物都好奇、敏感、喜欢发问，相信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也相信别人与自己一样坦白，心里的话只有吐尽了才痛快，并以对人诚实而引为自豪……再有，那个时代，人们和整个社会生活，都高抬着昂然向上的步伐呵！
他的妈妈呢？大概中国人差不多都有那样一个好妈妈：贤淑、善良、勤劳，她以孩子们的诚实、正直和幸福为自己的幸福。她只盼着吴仲义将来也有一个象他嫂嫂那样的好媳妇。
吴仲义回到这样一个家庭中来。哥哥为他举办一个小小而丰盛的家庭欢迎会。
大家快乐的笑声在嫂嫂精心烹制的香喷喷的饭菜上飘荡。全家快活地交谈，自然也谈到了当时社会上的鸣放。吴仲义对这些知道得很少，哥哥那张因喝些酒而愈发红了的脸对着他，兴冲冲地说：
“吃过饭，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到了那儿，不用我说，你就全知道了。”
当晚，哥哥领他去到那个地方。
那儿是哥哥常去的地方，是哥哥的一个很要好的小学同学陈乃智的家。经常到那儿去的还有龚云、泰山、何玉霞几个人。大家都是好朋友，共同喜好文学、艺术、哲学，都爱读书。大家在这里组织一个“读书会”，为了可以定期把自己一段时间里读书的心得发表出来，相互启发。这几个青年朋友在气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性格开放，血气方刚，抒发己见时都带着潮水一般涌动的激情。有时因分歧还会争得红了脸颊、脖子和耳朵。不过这决伤害不了彼此之间的情感与友爱。
这当儿，哥儿俩还没进门，就听见门里面一片慷慨激昂的说话声。他俩拉开门，里边的声音大得很呢：哥哥那几个朋友除去泰山，其余都在。大家激动地讨论什么，个个涨红了脸，眼睛闪闪发光，争先恐后的说话声混在一起。显然他们是给社会上从来没有过的滚沸的民主热潮卷进去了。
屋里的人见他俩进来，都非常高兴。何玉霞，一个脸蛋漂亮、活泼快乐的艺术学院的女学生，眼疾口快地叫起来：“欢迎、欢迎！大演员和历史学家全到了！”
并用她一双雪白光洁的小手鼓起掌来，脑袋兴奋地摇动着，两条黑亮亮的短辫在双肩上甩来甩去。陈乃智站起来摆出一个姿势——他微微抬起略显肥大的头，伸出两条稍短的胳臂，用他经常上台朗诵诗歌的嘹亮有力的声音，念出他新近写出的一句诗来：
“朋友们，为了生活更美好，和我们一起唱吧！”
于是，哥俩参加进来，年轻人继续他们炽烈的讨论。龚云认为：“官僚主义若不加制止，将会导致国家机器生锈，僵滞，失去效力，最后坏死。”他说得很冲动。
说话时，由于脑袋震动，总有一绺头发滑到额前来：他一边说，一边不断地急躁地把这绺挡脸的头发推上去。
何玉霞所感兴趣的是文学艺术问题。她喋喋不休、反来复去地议论，却怎么也不能把内心一个尚未成形的结论完完整整又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来。她急得直叫。
哥哥笑着说：
“你不过认为，文学艺术家要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真正感受，以及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不能只做当时政策的宣传喇叭，否则文学艺术就会给糟蹋得不伦不类。
是这个意思吗？小何。“
何玉霞听了，感觉好象自己在爬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怎么也爬不上去，哥哥托一把，就把她轻轻举了上去似的。她叫起来：“对，对，对，你真伟大！要不你一来，我立刻欢迎你呢？！”她在沙发上高兴地往上一窜，身子在厚厚的沙发垫子上弹了两弹。她对大家说：“我就是大吴替我说的这个意思。大家说，我这个观点对不对？可是我们学院有不少人同我辩论，说我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真可气！
现在不少文艺单位的领导，根本不懂文艺，甚至不喜欢文艺，却瞎指挥。我们学院的一个副书记是色盲。五彩缤纷的画在他眼里成了黑白画，他还天天指东指西，喜欢别人听他的。凡是他提过意见的画，都得按照他的意思改。这怎么成？明天，我还要和他们辩辩去！哎，大吴，你明儿到我们学院来看看好吗？“
陈乃智忽说：
“咱们可不能叫历史学家沉默。大吴不见得比小吴高明。研究历史的，看问题比咱们深透得多。”
吴仲义忙举起两条胳膊摇了摇，腼腆地笑着，不肯开口。其实他给他们的热情鼓动着，心里的话象加了热，在里边蹦蹦跳跳，按捺不住，眼看就要从唇缝里蹿出来一样。哥哥在一旁说。
“他刚刚从外边回来，学校里的鸣放一天也没参加，一时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呢！”
“不！”陈乃智拦住哥哥，转过头又摆出一个朗诵时的姿态，神气活现地念出几句诗——大概也是他的新作吧，“你，国家的主人还是奴仆？这样羞羞答答，不敢做又不敢说？主人要拿出主人的气度，还要尽一尽主人之责；那么你就不应该沉默：该说的就要张开嘴说！说！”他念完最后一个字，固定了一个姿势，一手向前伸，身体的重心随之前倾，好象普希金的雕像。灯光把这影子投在墙上，倒很好看。
这番有趣的表演逗得大家大笑不止。何玉霞说：
“陈乃智今天算出风头了，每次上台朗诵，观众反映都没这么热烈过！”
大家笑声暂歇，刚一请吴仲义发表见解，吴仲义就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对国家体制的看法。他认为国家还没有一整套科学、严谨和健全的体制；中间有许多弊病，还有不少封建色彩的东西。这样就会滋生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形成时弊，扼杀民主。那样，国家的权利分到一些人手中就会成为个***势，阶级专政有可能变为个人独裁……。他记得，那天晚上，他引用了许许多多中外历史上的实例，把他的论点证实得精确、有说服力和无可辩驳。他还随手拈来众多的生活现象来说明他所阐述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屋中的人——包括他的哥哥——都对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意想不到的思想的敏锐、深度和惊人之见折服了。吴仲义看着在灯光中和暗影里，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朝他闪耀着钦慕与惊羡的光彩。听着自己在激荡的声调中源源而出的成本大套、条理明晰的道理，心中真是感动极了。特别是何玉霞那美丽而专注的目光，使他还得到一种隐隐的快感。他想不到自己说得这样好。说话有时也靠灵感；往往在激情中，没有准备的话反而会说得出乎意料的好。这是日常深思熟虑而一时迸发出的火花。他边说，边兴奋地想，明天到学校的争鸣会上也要这样演说一番，好叫更多的人听到他的道理，也感受一下更多张脸上心悦诚服的反应……。第二天，他到了学校。学校里象开了锅一般热闹。小礼堂内有许多人在演讲和辩论。走廊和操场上贴满了大字报，还扯了许多根大麻绳，把一些大字报象洗衣房晾晒床单那样，挂了一串串。穿过时，要把这些大字报掀得哗哗响。这些用字和话表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在短时间里，只用一双眼和一对耳朵是应接不暇的。这情景使人激动。
这时，他班上的同学们正在教室内展开辩论。三十多张墨绿色漆面的小桌在教室中间拼成一张方形的大案子。四边围了一圈椅子，坐满了同班同学。大家在争论“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的问题。吴仲义坐在同学们中间，预备把昨晚那一席精彩的话发表出来，但执着两种不同观点的同学吵着、辩着，混成一团。他一时插不进嘴，也容不得他说。他心急却找不到时机。一边又想到自己将要吐出惊人的见解，心里紧张又激动，象有个小锤敲得噔噔响。但他一直没找到机会。几次寻到一点缝隙，刚要开口，就给一声：“我说！”压了过去。还有一次，他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站起身，未等他说出一个字儿，便被身边一个同学按了一下肩膀，把他按得坐了下来。“你忙什么？你刚回来，听听再说！”跟着这同学大声陈述自己对“外行与内行”问题的论断。这同学把领导分做三类，即：内行，外行，半内行。他认为在业务上内行的领导，具备把工作做好的一个重要条件，理所当然应该站在领导岗位上；半内行的领导应当边工作，边进修；外行领导可以调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去，照旧可以做领导工作。因为他对这个行业不内行，不见得对于别的工作也不内行。
但专业性很强的单位的领导必须是内行，否则就要人为地制造麻烦，甚至坏事。……
这个观点立即引起辩论，也遭到反对。学生会主席带头斥责他是在变相地反对党领导一切。于是会场大哗。一直吵到晚饭时间都过了，才不得不散会。
吴仲义没得机会发言，心中怅然若失。他晚间躺在床上，又反复打了几遍腹稿，下决心明天非说不可，否则就用二十张大纸写一篇洋洋大观的文章，贴在当院最醒目的地方。
但转天风云骤变，抓右派的运动突然开始。一大批昨天还是神气飞扬、头脑发热的论坛上的佼佼者，被划定为右派，推上审判台；讲理和辩论的方式被取消了，五彩缤纷的论说变成清一色讨伐者的口号。如同一场仗结束了，只有持枪的士兵和缴了械的俘虏。
哥哥、陈乃智、龚云、何玉霞，由于昨天都把前天晚上那些激情与话语带到了各自的单位，公开发表，一律被定为右派。哥哥被开除党籍，陈乃智和何玉霞被剥夺了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昨天，陈乃智在单位当众阐述了吴仲义关于国家体制的那些观点。可能由于他多年来写的诗很少赢得别人的赞赏，他太想震惊和感动他的听众了，他声明这些见解是自己独立思考的果实。虚荣心害了他，使他的罪证无法推脱。他却挺义气，重压之下，没有暴露出这些思想的出论。哥哥、龚云、何玉霞他们，谁与谁也没再见面，但谁也没提到他们之间的“读书会”和那晚在真挚的情感和思想的篝火前的聚会。因此吴仲义幸免了。
此后，这些人都给放逐到天南地北，看不见了。哥哥被送到挨近北部边疆的一座劳改厂，伐木采石。年老的妈妈在沉重而意外的打击下，积郁成疾，病死了。此后两年，哥哥由于为了老婆孩子的前途，在劳动时付出惊人的辛劳，并在一次扑救森林大火时，烧坏了半张脸，才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由劳改厂留用，成为囚犯中间的一名有公民权的人。嫂嫂便带着两个孩子去找哥哥，宽慰那被抛到寒冷的边陲的一颗孤独的心……
吴仲义还清楚地记得，他送嫂嫂和侄儿们上车那天的情景。嫂嫂穿一件挺旧的蓝布制服外衣，头发挽在后边，用一条带白点儿的蓝手绢扎起来，表情阴郁。自从哥哥出事以来，她受到株连，不再做演员，被调到化妆室去给一些演技上远远低于她的演员勾眉画脸，受尽歧视和冷淡，很快就失去了美丽动人的容颜；额头与眼角添了许多浅细的皱痕。一度，丈夫没收入、婆婆有病、孩子还小，吴家的生活担子全落在她的肩头。一切苦处她都隐忍在心。婆婆死后，她还得照顾生活能力很差的小叔子吴仲义。吴仲义从这个年纪稍长几岁的嫂嫂的身上，常常感受到一种类似于母爱的温厚的感情，但他从没见嫂嫂脸颊上滴过一滴软弱的泪珠。
月台上。嫂嫂站在他面前，一句话没有，脸色很难看。而且一直咬着嘴唇，下巴微微地抖个不停。吴仲义想安慰她两句，她却打个手势不叫他说，似乎心里的话一说，就象打破盛满苦水的坛子，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样，直站到开车的铃声响了，火车鸣笛了，嫂嫂才扭身上了车。这时，吴仲义听到一个轻微而颤抖的声音：
“别忘了，新拆洗好的棉背心在五斗柜里。”
车轮启动了。两个侄儿在车窗口露出因离别而痛哭的小脸，那小脸儿弄得人心酸，但不见嫂嫂探出头来和他告别。他追着火车，赶上几步，从两个侄儿泪水斑斑的娇嫩的小脸中间，看见嫂嫂坐在后边，背朝窗外，双手捂着脸，听不见哭声，只见那块带白点的蓝手绢剧烈地抖颤着。这是吴仲义唯一见到的嫂嫂表露出痛苦的形象，却把她多年来不肯表现在外的内心深处的东西都告诉吴仲义了……
一失足会有怎样的结果？
他害怕曾经那些事。距离灭顶之灾，仅仅差半步。大灾难之中总有幸存者，那就是他。那天在班里的辩论会上，他多么想说话，不知谁帮了他的忙，不给他一点说话的空隙。那些话一旦说出来会招致什么后果，他已经从陈乃智身上看到了。如果他当时说出其中的一句——哪怕是一句，今天也就和哥哥的处境没有两样了。他记得，那天他急急巴巴地从座位站起来，口中的话眼看要变做声音时，一个同学按住他，讲了关于把领导的业务情况分为三种类型的话。这个同学成了他的替死鬼。在一次斗争会上被宣布逮捕，铐走了，不知去处。
生活的重锤没有把他击得粉碎，却叫他变了形。一下子，他变成另一个人：怕事，拘谨，不爱说话，不轻信于人，难得对人说两句知己话，很少发表对人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出风头……久而久之，有意识的会变成无意识的，就如同一个人长期不说话便会变成半个哑巴。他渐渐成了一个缺少主见、过干脆弱的人，没有风趣，甚至缺乏生气。好比一个青青的果子，未待成熟却遇到一阵肃杀而猛烈的狂飙，过早的衰退了。连外貌也是如此。瘦瘦的身子，皱皱巴巴，象一个干面团那样不舒展。
细细的脖子支撑一个小脑袋，有点谢顶；一副白光眼镜则是他身上唯一的闪光之物。
好象一只拔了毛的麻雀，带点可怜巴巴的样子，尤其当他坐在本组同事大块头的赵昌身旁，更是这样。
他在大学毕业后，由于哥哥问题的牵累，给分配到一所中学做历史教师。后来，历史研究所缺乏一名对近代地方农民起义问题有水平的研究员，哥哥又摘了帽子，他才被调到所里来，很快就成了所里人所共知的一名老实怕事的人。
多年来，他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一些好事的同事给他介绍女友。姑娘们喜欢老实的男人，却不喜欢没有主见和朝气、过于软弱的男性。他与一个个姑娘见过面，很快就被对方推辞掉。前不久，经人介绍才算交上一个朋友，在市图书馆做管理员，是个三十五、六岁的老姑娘，模样平平常常，但爱看书，为人老实得近乎有些古板。
他头一遭和一个姑娘见过十几次面儿居然没告吹！而且那姑娘竟对他有些好感。同事们给他出主意，想办法，想促成他的好事。劝他改改性格，他只是吃吃的笑。他改不了，也不想改。因为他顺从生活逻辑而得出的生活哲学，确实保证了他相安无事。在近几年大革命的狂潮中，所里不少人出来闹事，揪领导，成立战斗队，互相角逐、抄家、武斗，没有一个落得好的终结。揪人的自己被掀，抄家的自己反被抄了家，个个自食其果。他呢？在空前混乱时期，他在所里找一间空屋子，天天躲在那里，从唯一未被查封的经典著作里摘录有关近代史各种问题论述的名言。他做对了！人们之间整来整去，谁也整不到他头上。一些人挨了整，冷静下来，才后悔当初不象这个没勇气、没出息的人去做。
但哥哥今天来信告诉他，他并非一个幸运的人。
各地都开始搞运动了，不知哥哥从哪里听说，陈乃智因为一句什么话被人揭发，成为重点审查对象。问题要重新折腾一番。哥哥怕陈乃智经受不住高压，把当初给他定罪的那些话的来由招认出来。那样祸事就要飞到吴仲义头上！
哥哥在信中说，当年陈乃智凭一股义气和对友情的信念，没有供出吴仲义。但事过十多年了，大家都不相见，友情淡薄了，人也变了，谁知他会怎么做？据说龚云划定右派后，他爱人一直跟着他，不曾动摇。然而去年，却在平静而难熬的日子里，在永无出头之日的绝望中，在无止无休的泥泞的道路上，走不下去了，对龚云提出离婚，两人分开了……陈乃智心中还有当年那团火吗？吴仲义心里的火早被扑灭，他不相信遭遇悲惨得难以想象的陈乃智仍象当年一样。……
五十年代飞去的祸事，好似澳洲土著人扔出的打水鸟用的“飞去来器”，转了大大的十多年的一圈，如今又闪闪夺目地朝他的面门飞回来了。
六
初晓微许的淡白的天光，把封闭在窗前的漆黑的夜幕驱走。屋中的家具物件从模模糊糊的影子中渐渐显现出形象。早春的夜分外寒冷，透入肌骨。炉火在头半夜就灭掉了，余温只在炉膛内；楼板下传上来的杨大妈的鼾声，好象鼓风机，给他做了一夜的伴。这鼾声在天亮前的甜睡中，正是最响的时候。
他整整一夜坐在桌前，给哥哥写信。一边写，一边把将要临头的祸事想得千奇百怪。一个个不断地冒出来的估计、揣测、念头，使他否定掉一封封刚刚写好的信。
一会儿，他觉得非把心里的话给哥哥写得明明白白不可；一会儿，又担心这封信落到别人手中惹祸，便改换成隐语。一会儿，他告诉哥哥，如果陈乃智真的把他供出来，他就不承认，他要求哥哥替他证明那些话他没说过；一会儿，他又认为这个办法不牢靠，因为那天在场的还有龚云和何玉霞，这两人之间如有一个人做了旁证，他也推辞不掉。
这样，他弄了满桌废掉了的信纸团儿。
他找不到一个大一些的网眼儿可以钻出去。一时只恨自己十多年前多了那几句嘴！他灰心丧气地告诉哥哥：“我只有听天由命了！”然后，他给嫂子写了这样几句话：“嫂嫂！听哥哥说，你为我已经急得两天没睡好觉。我和哥哥都对不起你。
我真是恨死自己了。但是，说实在的，我和哥哥并不是真的坏蛋。没有党和新中国，我俩恐怕根本上不了大学。我爹就在旧社会的底层受累受病才死的，我们怎么能仇恨党和新社会？也许那些话当初不该说，叫坏人利用了？那只能怪我们太年轻幼稚，过于浮嫩了吧！此外，你也先别太着急。‘陈’并不见得把我说出来，那样做也丝毫不能减轻他的罪过，相反还得加上一个当初包庇了我的罪责。我求你放放宽心！
多年来，你把我当做亲弟弟一样。想到你为我着急、操心、担惊受怕，我反而更不是滋味……“
写到这儿，几滴泪珠从他的镜片后面淌过脸颊，滴滴嗒嗒落在信纸上。
嫂嫂待他真比亲姐姐还要亲。嫂嫂的生活难得很，每次回来探望娘家亲戚，总要设法带来大包大包的东北特产，什么豆子啦、木耳啦、松蘑啦……而且还要抽出三整天时间，帮他把平日里杂乱不堪的房间做一次大扫除，一切规整得有条有理，还要把他的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破衣破袜全补缀好才回去。想到嫂嫂，他此刻更感到身边没有亲人多么孤单，有普天告，无依无靠，无人与他分忧，帮他排解心中的恐惧和不安。事情明摆着，祸事一来，一切完蛋——事业、工作，还有那个新交的女友。前天他曾满怀着幸福的希望向那老姑娘提出做正式朋友。那老姑娘答应今天晚上回答他呢……
六点四十分时，他站起身把桌上的废信纸收拾在一起，连同哥哥的来信塞进炉子里烧掉。在心慌意乱中，将要寄给哥哥的那封信抹上许多浆糊，贴上邮票。然后开始漱洗，吃早点，准备去上班。脑袋里，那些摆脱不开的恐怖感、胡猜乱想和一夜的焦虑所造成的麻木和僵滞的感觉浑浑沌沌搅成一团。他糊里糊涂地端着脸盆在屋里转来转去，一忽儿放在桌上，一忽儿又放回脸盆架上；并且竟用干手巾去擦肥皂，将嗽口缸里的热水当茶水喝，一块馒头只吃了几口就莫名其妙地放在衣袋里。
随后他把随身要带的东西塞进口袋去上班。他站在走廊上时还按了按硬邦邦的上衣小口袋，怕忘记带那封信。
他上了街，到了第二个路口，便直朝着立在道旁的一个深绿色圆柱形的邮筒走去。在距离邮筒只差三步远的地方，他前后左右地看看有没有人注意他。这条道很窄，离大街又远，即便上下班时人也很少。他只瞧见一个穿绿色军服式的上衣、胸前别着很大一枚像章的小男孩，在他走过来的不远的地方玩耍。迎面三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个老妈妈手里提一个大菜篮子慢慢走来，眼睛没瞧他。再有，就是几个上班的人骑车匆匆而过。在马路中央，几只鸡互相追逐着，来来回回地跑；一只大白公鸡叼着虫子似的东西晃晃悠悠地很神气地跑在前面，一边咕咕叫……他放心地从上衣小口袋取出那东西，塞向邮筒。当那件东西快要投进邮筒的插口时，他的手陡然停住，他发现将投人邮简内的是一个红色的小硬本，原来是他的工作证，险些扔了进去。真若扔进去，怎么向邮局的工作人员解释呢？他微微出点冷汗，伸手再去掏信，可是上衣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了。他不禁诧异地一怔，两只手几乎同时紧紧抓住上衣的两个大口袋，但抓在他手里的仅仅是两片软软的口袋布。随后他搜遍全身，所有口袋都翻过来了，里面的纸条、粮票、硬币、钥匙全都掉在地上，叮叮当当地响。还有刚才揣在口袋里的那块啃了几口的馒头，滚到马路上去。但那封信没了！
不翼而飞了！
他从整个内脏里发出一声惊叫：“哎哟！”然后一动不动地呆住了。上衣小口袋象狗舌头似的耷拉在外，几枚铝质的硬币在足旁闪亮；如果他的眼睛再睁大些，那对灰色的小眼珠恐怕就要掉出来了；半张着的嘴，好似一个半圆形的小洞。
迎面而来的那个提菜篮的老妈妈已走到他跟前，瞧见他这副怪模样，停住脚步，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他也不曾发觉。
七
从七点十五分到七点四十五分，他在由家门口到邮筒这段路上来回跑了两趟，也没有找到丢失的信。他还在楼里的楼梯和走廊上仔细找过，惊动了楼下的邻居杨大妈。“吴同志，您在找什么？”
“一封信。信！您瞧见了吗？”
“信？怎么没瞧见？！”
“在哪儿？”他惊喜得心儿在胸膛里直蹦。
“您昨儿下班时，我不交给您了吗？您弄丢了吗？”杨大妈问。
“噢……”他的心又噗噔一下沉落下来，嗫嚅着说：“不是那封。是另一封不见了！”
他沮丧地回到自己屋中。屋里没有那封信。桌上只有少半本信笺，墨水瓶开着盖儿。一点点淡淡的丝一样的烟缕，从没有益严的炉盖旁边的缝隙处钻出来。这是他早晨烧那些废信纸的残烟。恍惚间，他突然想到，是不是早晨烧废信纸时，把那封信也糊里糊涂地烧掉了？跟着他又否定了这种乐观的假设。他清楚地记得，临上班时是把那封信怎样从桌上拿起来放进上衣口袋里的，而且他站在走廊上，还用手按过口袋，当时摸到信的感觉直到现在还保留在手指头上。没有疑问，信丢了，叫人抬去了。可能被谁拾去了呢？于是他想到那个蹲在道边玩耍的穿绿褂子的小男孩儿。
“多半是他！那时路上没别人。”
他认准是那小男孩，就跑出去，找到刚才那小孩玩耍的地方，却不见那孩子。
他想那孩子可能就住在附近哪一个门里，于是他站在道边的树旁等候着。他看看表，八点钟了，已是上班时刻，昨天赵昌通知今天任何人不准请假或迟到。但那一切都不如眼前的事情更重要。他大约站了十多分钟，还算幸运，忽从身旁一扇门里走出一个斜背着绿书包的小男孩，他从这小男孩胸前别着的一枚特大的像章，立即辨认出就是刚才那孩子，他一步跨上去，就象一个藏在树后拦路抢劫的匪徒，一把抓住小男孩的胳膊。
“你说，你看见那封信了吗？”
小男孩吃惊地看着他白晃晃、由于过分紧张和冲动而显得任可怕的一张脸。突然哇地一声哭了。
“别哭，我的信在哪儿？”他扯着小男孩的胳膊说。
这时，隔墙的院子里传出女人的叫声：“小庆、小庆，怎么啦？”跟着跑出一个矮身材、黄脸儿的女人，腰上系一条蓝条格的小围裙，两只手水淋淋的，看样子是小男孩的妈妈。这女人见有人抓她的孩子，便生气地冲着吴仲义问；
“你这是干什么？”
小男孩见到妈妈，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吴仲义放开小男孩，发窘地解释道：
“我，我丢了一封信。刚才这孩子在这儿玩，我问他看见没有……”
小男孩儿哭着说：“他抓我，抓得好疼……”他对妈妈还有点撒娇。
女人不满意地对吴仲义说：“你问他好了，干什么抓他？他又没惹你！”然后转过头问小男孩：“小庆，你瞧见他的信了吗？”
“没有。我什么也没瞧见。他抓我……”
小男孩只是委委屈屈地哭着。没瞧见他的信。吴仲义只好道歉说：“那对不住了，对不住了！”随即匆匆忙忙转过身走了。样子显得很狼狈。耳朵还听着身后孩子的哭声和那女人一边劝孩子，一边怒骂他的话：
“丢一封信算什么？值得这样？这么回，欺侮一个小孩子，真没见过！我看你离倒霉不远了！”
他听着，跟着这声音从耳边消失，脑袋嗡一声响起来。他意识到，那封信叫不知名姓的路人拾去了。要命的是，他为了不叫哥哥那里的人知道是一封私信，而用了印有单位名称的公事信封。信封上又没署上他的姓名地址。抬到信的人肯定很快地就会把信送到他的单位，这等于他把自己送入虎口。
八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吴仲义一进单位大门，就见迎面墙壁上贴着这样一条大标语。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标语纸上有刚刷过浆糊的湿痕，字迹还汪着黑亮亮、未干的墨汁。白纸黑字，赫然人目，好象是针对他写的。
今天单位里分外静，气氛异常。院子里没人，走廊上也没人，各个房间的门都关着。他推开自己工作室的门，里面静无一人。阳光从四扇宽大的窗子照进来，使几张办公桌上的大玻璃板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机关单位已过了熄火的日子。早晨没有炉火和暖气的空屋子，浮着一些寒气。他见自己的桌上有一个小字条，上边写着——
仲义：从今天起，咱组与近代史组合并一起搞运动，人都到那边去了。你见条也快去吧：赵昌匆匆
他赶紧到近代史组。这间房子比他的工作室大一倍。但见他同组的秦泉和张鼎臣与近代史组男男女女四五个人混在一处；张鼎臣换了一件破旧而洗得发白的蓝布褂。不知是何原因，每次运动一来，他立刻换上这件衣服。人家都称他这件破褂子叫“运动衣”。此时，大家忙着写什么。屋内只有五张桌子，人多了一倍，显得拥挤，却没有声音，各干各的。大家见他进来都没打招呼，只有秦泉偏过半张瘦长而黯淡的脸，对他点了点下巴，也未出声。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可思议了。乎日的友情变得不可靠了。友情好似一种水分，被蒸发掉，只剩下干巴巴的利害关系，而且毫无掩饰地突现在外。
吴仲义见老秦正在用他擅长的楷体字写大字报。标题字有拳头大小，叫做“欢迎对我狠揭狠批”。下边的字和火柴盒一般大，写得工工整整，行距整齐。以往运动乍到，他都写这么一份，但丝毫拦不住对他批判斗争的凶猛扑来的浪潮。其他人手里都拿着一种十大开表格似的纸张。有的在埋头填写什么；有的笔尖对着纸面呆呆发楞，也有的见他进来，用手把写在纸上的字挡住。他不去看，因为此时此刻总去注意别人写什么的人，就象自己心里有鬼似的。
门轴咔嚓一响，走进一个瘦高个儿，中年人，带一副黑色窄边方框的眼镜，镀金的钢笔卡子在平整整的制服上熠熠问亮。在大学校、研究单位和机关里都有这样的文职于部。一看即知是个能干、谨严和在各方面都富有经验的人；虽然他略显严肃和矜持，却因为人正派、办事规矩，在群众中很有些威信。他叫崔景春，是近代史组组长。他平时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人缘好却谁也接近不得。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别人对他更深一层的内心的东西很不容易得知。“你来迟了。怎么，你不舒服吗？”崔景春发现吴仲义脸色有点异常，故问。“不，不，我挺好……”
吴仲义忙说。可是他跟着又说，“我有点头晕，可能昨晚中点煤气……不过现在好了。”
他平时不说瞎话。此时一说，再加上心慌，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崔景春马上意识到对方表现异常的原因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吴仲义在每次运动中都无此表现，这是为什么呢？崔景春心里浮出一个小小的浅浅的问号。此种时刻，人们都变得极其敏感；连最麻木的人，神经都通了电；感觉的触角探在外边。崔景春把这个问号记在心里，表面不动声色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地方史组与我们组合并一起活动。所里成立了运动工作组；政工组老贾是组长。你们组的组长赵昌调到工作组去工作。咱们这个大组的运动暂时由我负责。这个——给你。”他说着，回手从桌上拿了一叠纸递给吴仲义，“你写好，都交给我！”然后转过身对秦泉用一种完全公事化、一本正经的腔调说：“老秦，你随我到工作组去一趟。他们找你。”
“好！”秦泉答应一声。显然，工作组找他没有好事。但他比较老练，并不惊慌，从容地把手中墨笔套上竹管的笔套，又把没有写完的大字报折成三折，用墨盒压好，然后拿起桌上的茶杯，将不多的一点热水“咕噔”咽下去，声音分外响，好象吞下一块鹅卵石。他撂下杯子就随崔景春走出去了。
这种气氛对吴仲义来说，形成一种压力。他坐在秦泉走后的空座位上，看着崔景春交给他的那几张纸，原来是两种油印的表格。一种是“检举揭发信”，上边印着“检举人”、“被检举人”和“检举有功，包庇有罪”的字样；另一种是“坦白自首书”，印着“坦白自首人”和“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字样。尤其是这空白的“坦白自首书”对他有种逼迫感。
他一双眼盯着窗外的一株柳树。返青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着它淡绿色的生机，却没有给他任何动心的感受。他脑子象马达那样飞快旋转着。他把那封遗失的信所能引起的后果想象得毛骨悚然，就象一个胆小的孩子，坐在那里，想出许多可怕的情节吓唬自己。这时，他的虚构能力抵得上大仲马。可是他忽又想到，刚才找信时，家里书桌最下边的抽屉底下的空处没有找过。往往抽屉里的东西太满，一拉抽屉，放在上边的东西最容易从后边掉下去。早晨他慌慌张张收拾桌上的东西时，很有可能把那封信塞进抽屉里去，再一拉抽屉就掉下去了。他便将早晨那封信带在身上的印象，归于人紧张时常有的错觉。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把书桌翻过来看看。他坐不住，甚至想装急病好回家一趟。
他使自己轻松了五分钟的光景，很快又觉得这些想法都是不牢靠的自寻安慰的假设。于是，他早晨站在自己家中的走廊上用手按了按上衣口袋内那封信的感觉，又执拗、清晰、不可否定地出现在手指上。信明明丢掉了。只有盼望拾到信的人好心肠，把信替他丢进邮筒里。但如果是另一种人呢？拆开看了，发现了他的秘密，拿这封信立功和牟取政治资本，那么他的一切就都不可挽回了。这时，他眼前出现一个可怕的画面：工作组长贾大真从一个告密者手中接过信，现在正拆开看呢
这当儿，有人叩门。他心里一惊。屋内一个同事说：
“进来！”
门被推开一条缝，伸进一张陌生的又宽又长的脸，吊稍小眼，扁扁的大嘴，象一张河马的脸，用一口四川腔问：
“这是办公室吗？我有事。”
“这儿在搞运动。你有事到后楼二楼革委会。要是外调就到后楼的三楼。工作组在那儿：”那同事淡淡地说。此时人人都不爱管闲事。
吴仲义的座位正对着门。他忽然发现这张河马样的大脸下边，隐约可见一只手捏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他的心顿时提到喉咙处。是不是送信的人来了？
那人已把门带上，走去了。
吴仲义猛地站起身。哐嘟一声差点儿把椅子碰翻，他过去抓开门，跑上走廊。
这一连串动作十分迅疾，仿佛救人去似的。使同屋的人都莫名其妙。他在走廊尽头的小门口追上那人。
“你找谁？”
“找你们所里的领导。”
“你，你手里拿的是不是信？”
“是信。！，
“是不是在路上捡到的。”他急渴渴地问。
“捡到的？”那人一双吊梢的眼睛几乎立了起来，惊奇地打量着这个举动、言语和表情都象是有些失常的人，含着温怒反问道：“怎么是捡的呢？我是重庆博物馆来联系业务的。这是我单位开的介绍信，难道是假的。看，这是公章。我身上还带着工作证。”那人板着大脸，打开手里的那个白色的东西，果然是封介绍信。上边还盖着圆形和红色的单位图章呢！
吴仲义松了一口气，但这误会的确闹得人家挺不合适。他给一种尴尬的表情扯得嘴角直扭动。只好向人家道歉，却无法解释明白。
那人嘟囔一句什么“岂有此理”之类的话，脸上带着明显的不满走了。吴仲义转身往回走，只见赵昌迎面走来。赵昌胖胖的脸上带着笑，走到他跟前就说：
“老弟，听说你在写检举信。写好了可得给我看看哟！”
“什么？检举？检举什么？”他给赵昌的话弄得糊里糊涂。不明自赵昌为什么对他说这样的话。
“检举我呀！瞧你，干什么眼险得这么吓人。我跟你开玩笑呢！再说，你写了检举信也不会交给我。你得交给崔景春，不过最后还得到我手里。……哎，老弟，你可别拿我的笑话当真。咱俩互相心里最有底儿。谁也没问题，对吧？！”说着，赵昌亲热地拍了吴仲义一巴掌说：“有事找我，我在后楼三楼的工作组里。哎，早晨你怎么迟到了呢？我没见到你，在你办公桌上留张条，瞧见了吧！”然后不等吴仲义说什么就走了。
吴仲义站在这里，浑身感到一阵莫名的舒服。既然赵昌对他这样亲热，不是等于告诉他工作组还没有见到那封信吗？在事情没有落得最坏的结局之前，一切都是大有希望的。此刻，他不愿意去想刚刚发生的那件事——不愿意再想那封信了。他要象淋热水澡一样，长久地沉浸在刚刚赵昌对他的这种亲热里，永远不清醒地面对现实。他与赵昌是要好的朋友，赵昌的又软又胖的手常常亲热地拍一下他瘦削的肩头，但他从来没感到现在赵昌拍他一下有这样珍贵。
可是，赵昌刚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他此生此世都不会明白。
九
心与心，有时能象雨滴水珠那样一碰就溶成一个；有时却象星球之间距离那样遥远。从这个星球向那个星球上遥望，那里云包雾裹，玄奥莫测，是一个很难解开的谜团……
谁能知道，赵昌在役有发现吴仲义的秘密之前，竟是害怕吴仲义的？
他原是公用局业务科的一个办事员。喜欢地方的风物、历史、遗迹、习俗和掌故。业余有点时间就去访问遗老，搜奇寻异；并注意收集有关地方史方面的零零星星的材料，绝版小书，以及有价值的能对某一史实或事件作为佐证的物件；如本地名人的书信、农民运动中散发过的揭帖、民间年画、城砖庙瓦、大量的旧照片等等。
往往一个专家开头的一步并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全凭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学识渊博的学者不见得就是专家，对于专家来说“精”比“博”更为重要。赵昌对地方风物的兴趣，并没有停止在单纯的爱好或收藏家那样的嗜好上。他还致力于研究与发掘，并常在报刊上发表些小文章，来公布他的研究成果。地方史的研究一直是冷门。
一般历史学家因其内容偏狭而不屑去做；而他们一旦需要这方面的史料或知识，还得求教赵昌这样的地方通。渐渐他就成了一名业余专家，有些小名气。五八年后，所里为了加强地方史研究而专门成立了一个组，就把他调进来；前后调人的还有张鼎臣。秦泉是所里的元老之一，五七年划为右派，摘掉帽子后也调到这个组工作。
最后一个是吴仲义。
吴仲义进所不久就与赵昌成为相好。
人之间，好比锁和钥匙，只要合适，一拨即开。赵昌性情随和，没有是非，很好相处。他热衷于自己的工作，对别人很少有意见，这些都和吴仲义合得来。
他外表胖胖的，肌肉松软，全身的轮廓和线条都是圆的；和他的性格、说的话一样，没有一点棱角；弯弯的小眼睛总带着和蔼和亲切的笑。将近五十岁的人。在过光中脸上还有一层软软发亮和战样的汗毛。他给人的全部感觉，颇象只温驯的猫儿。有人认为他圆滑，有人认为他平和，不过他从不招惹人、干涉人，工作热情又高，怎能说他不好？
在吴仲义没调进来时，地方史组的三个人归属近代史组，由崔景春代管。业务上由赵昌负责，但没有明确职务。吴仲义调入后，地方史组就从近代史组分出来，独立了。所里委派吴仲义做“临时组长”。因为吴仲义大学毕业，又是个老团员；赵昌和张鼎臣、秦泉三人都是白丁，没有一点政治头衔。之所以叫吴仲义做“临时组长”，根由还在于哥哥的污点，不过一时没有更适当的组长人选罢了。
赵昌对这个新人来做组长，从未表露出一点妒嫉。反而，他很钦佩吴仲义扎实的学识、埋头钻研的毅力、对工作的热诚，以及录音带一般非凡的记忆力。他本人的知识带点“业余”色彩，庞杂而不够严谨，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因此他总是谦恭又实心实意地向吴仲义请教。
吴仲义的能力只表现在专业研究方面。生活上是个糊涂虫，一点也不会料理和照顾自己。他对历史上的朝代年号倒背如流，生活上却丢三忘四，饮食起居和房间的一切都七颠八倒。一个人的精神总在别一个天地里，必然常常忘记身边的生活。
他那些雨伞、钢笔、手绢、围巾和口罩，不知丢了多少次，买了多少次。由于常丢门钥匙，门锁一撬再撬，连门框都撬得满是洞眼和硬伤。
他一个人，工资够用，但过得挺拮据。衣服又脏又破，弄得人家总认为他装穷，他却很少舒舒服服吃过一顿饭。赵昌在这方面比他强得多，便主动帮助和照顾他；每年入冬，他家里的炉子烟囱都是赵昌替他装上的。吴仲义在人事上特别无能，每逢遇到一些不好处理的事，都是赵昌帮他想办法，排难解纷，处理得稳妥又无后患。
渐渐地，他对赵昌的信任中产生一种依赖性，事事都和赵昌商量。当他含着感激温情的目光望着赵昌那张可亲的胖脸时，赵昌便笑道：
“等你娶了老婆，就用不着朋友了！。
他摇头。他多年来谨小慎微，没有朋友。但在同赵昌的长期交往中，认定了这个人是诚实可靠的。他想：“我就要这个朋友啦！”他不相信这样好的朋友会有疏远的一天。
六十年代的大革命来了。不仅改变了有形的一切，也改变了无形的一切。诸如人的思想、习惯、道德、信念，以及人和人之间固有的关系。运动初期，人们炮轰各层领导时，赵昌居然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身为组长，在组内搞业务挂帅、业务第一、白专道路”云云，还举了一些例子。这事出乎吴仲义的意料，他想不明白赵昌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而且，这是所里第一张点了他的名字的大字报。这么一带头，又有张鼎臣和明史组的两个人朝他轰了几炮。他曾为此害怕、担心、失眠。
幸好他平时谨慎，没有更多把柄叫人抓住，供人发挥。闹了一小阵子就很快过去了。
过后，他对此事并不在意。他是个与世无争、不会报复的人，没有强烈的爱和恨，也不会记仇。但赵昌的行为确确实实成了他俩之间一层隔膜。关系慢慢疏淡了。
此后，两派打起来。赵昌参加了贾大真为首的一派，是一个中坚分子。据对立一派说赵昌是他那派的谋士，曾被提起来捆进麻袋里挨过一顿毒打。吴仲义身在局外，冷眼旁观，他不理解赵昌哪来如此狂热的情绪。赵昌还找过他，拉他加人那派组织。他婉言谢绝，头一次没有按照赵昌的主意去做。两人的关系更加淡漠。很长一段时间里，赵昌没去过他家。
后来，两派联合了，工作恢复了。赵昌的一派是战胜者，在新搭成的领导班子里占优势。所里的所有职权差不多都给这一派把持住。贾大真做了政工组长。赵昌被任命为地方史组的组长。原组长吴仲义虽没有被公开免职，实际上被稀里糊涂地废黜了。有人对吴仲义说，赵昌早就想谋取他组长的职务。他不相信，也不以为然。
只要自己平安无事，怎么办都行。他叫这两年人与人之间残酷无情的搏斗吓坏了，恨不得藏到什么地方去才好。因此他一点也不妒恨赵昌，正象当年他做临时组长时，赵昌也不嫉妒他一样。
赵昌被任命为组长的当天晚上，忽来叩吴仲义家中的门。他长时间没来，但这次来仍象往常一样，神态自然，胖脸上依旧闪着亲切的笑意，进门就朝吴仲义的肩头热热乎乎地拍了一巴掌，笑吟吟地说：
“咱哥俩二年多没坐在一起喝喝了。都怪我瞎忙。从今儿起又该常来了！”
这三两句话，把两年来没有明朗化的不愉快的几页全翻过去了，好似他们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这自然很好。赵昌带来小半瓶白酒，几包油烘烘的酱菜，于是两人收拾一下桌面上的杂物，摆上菜，斟好酒，面对面坐下端起酒盅“当”地一碰。
关系仿佛又回到他俩亲密无间的那个时期。吴仲义反而有些尴尬，竟好象他俩疏淡一阵子的责任都在自己身上似的。
吴仲义不会喝酒，半盅下肚就昏昏沉沉。不一会儿再挪动一下自己的脚，就象挪动别人的脚一样。对面赵昌的脸变得不清晰了。在灯光里，象一个活动着鼻子眼睛嘴巴的毛茸茸的白色大球儿。他笑嘻嘻看着虚幻中赵昌的脸，不说话；他属于那种喝多了酒不爱说话的人。
赵昌的酒量略大，但喝多了，也有些醉意，耳鸣脸热，头脑发胀。他的表现恰恰与吴仲义相反，酒劲上来之后，哇里哇啦说个不停。他觉得对方的脑袋一个劲儿地东摇西摆，但不知是吴仲义摇晃，还是自己摇晃。
酒常常会打昏心扉的卫士，把里边真实的货色放出来。赵昌感到心里象烧开水那样滚沸，控制不住了，日常的约束力消失了，他有种放纵的欲望，想哭、想喊，止不住要将心里的话全都泼洒出来。他把嘴里一块啃得差不多的鸡脖子“噗”地吐在桌上，咧开嘴说：
“老弟，我当初给你贴过大字报，现在又当了组长，顶了你，你对我有看法吧！”
“没有！没有！”酒意醺醺的吴仲义摇着双手说。“不！你对我不诚实。这可不够朋友！我赵昌不愿意当这个组长，七品小官儿，只有受累、得罪人，没什么好处。他们非叫我当不可。我实告诉你，他们因为你哥哥曾是右派，不肯用你！你不当这个组长并不是坏事。你还看不明白，今后象你这样家庭有问题的，别想再受重视，只有老实躲在一边干活吃饭。至于我运动初期给你贴大字报，我——”赵昌忽把酒盅往桌上一扔，涨红的胖脸非常冲动，一双小眼居然包满泪水，给灯光映得亮晶晶的，颤颤巍巍的，仿佛就要掉落下来。他面对吴仲义，嘴唇抖索地说：“我承认，我有私心，对不住你！我对你实话实说，当时我听了一个恍信儿说，你家里有问题，你又一向只钻业务，郝主任他……我都告诉你吧！那时他怕群众轰他。想把矛头转向下边。据说领导正布置收集你的材料，要整整你。我平时跟你的关系无人不知，怕被你牵连上，就给你来张大字报——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把它全掏给你了！
你要是因为这些恨我就恨吧！你恨得有理由，我心甘情愿叫你恨！“
吴仲义给酒精刺激得浑身发烧。他听了这些话又吃惊又害怕，同时又受不了别人向自己道歉、谢罪、讨饶、请求宽恕。竟如同受宠若惊那样，眼边晶晶莹莹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他一手抓起面前的酒盅，举起来，带着少有的热烈劲儿说。
“过去的事，叫它过去吧！我……我们干一杯！”
赵昌听了，冲动中胡乱抓起酒盅，斟上酒，两人一饮而尽。酒醉的程度各自升了一级。心中的门儿彻底敞开。
赵昌掉着泪说：
“老弟，你这样宽宏大量，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你相信我吧！今后我赵昌保证对得起你，你只要别把我当成那种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的人就成！我再告诉你……
这两年我算把什么事都看透了。运动开始时我还挺冲动。干呀，斗呀，死命的打呀，互相跟仇人一样。现在想起来挺可笑，自己这么大人，怎么跟孩子打群架一样，着了魔啦，整天不回家，白天晚上在总部里干，谁劝也不听。从小斯斯文文，没打过架，长大可好，脑袋叫人打得和大冬瓜似的……现在两派又联合了。握手言和。细想起来，谁又跟谁有仇？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整来整去没一个好的。谁又落得好处？咱们纯粹是些棋子儿。人家把咱往棋盘上一摆，咱就打。用不着了，往盆里一收。越想越没劲！“
此时，在吴仲义的眼里，赵昌的面孔已经模糊一团：说的话也听不太清。但他几乎凭着一种本能，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的警觉，感到赵昌的话里仿佛有种犯忌的危险的因素。他一边摇头——摇头的幅度很大；一边象咬着舌头儿，吐字不清地说：
“你得注意，不要乱说。否则会使你一辈子爬不起来……”
赵昌叫酒精淹没的脑袋里还残留着一小块清醒的陆地。他听了吴仲义的话，不知为什么，竟象过了电一样，浑身一惊，纠缠着他的酒性顿时消失净尽。他睁圆的一对发红的小眼，直视着坐在对面的吴仲义。吴仲义还在摇头，连肩膀都跟着左右摇摆，好象在风浪中颠簸的船上，嘴里还在含糊不清祖说，
“不好，不好。你这些话反，反……”
“反动吗？我，我刚才说了什么？”赵昌问。
吴仲义忽然摇摆得失去了重心，向左边一歪，靠在椅背上。多亏椅子上的扶手拦住他，险些栽倒。他彻底被酒击败，无论赵昌怎样问他，他也回答不了。
赵昌扶他上床去睡多自己快快回家。一路上，他后悔自己酒后失言。他恨酒，更恨自己。但此后他与吴仲义在一起时，吴仲义从没提到那次酒中的谈话。他也不提，不解释；如果那天吴仲义醉酸酶的，根本没听清那些话，他一提反而等于把一条模糊的线条描得清晰和突出了。再说，在平时这些话并不太可怕，尤其象吴仲义这样一个不爱惹事的人，与他的关系又不错，不会主动去揭发和告密。现在在运动中就不同了。这些话会使他身败名裂。而且，自己的短处在人家手中就不能不防，不管是谁。因此他必须随时留神吴仲义的举动，悄悄地筑起一道无形的警戒线。
吴仲义哪里会知道赵昌这些想法呢？他现在自顾不暇。更何况他那天被酒冲昏了脑袋，过后就把赵昌的话忘得干干净净。
十
当晚，吴仲义站在河边。从河面吹来的柔和的微风，扑在他的脸上；在晚风的凉意里，含着一种清新有力，撩动人心的早春的气息。月光在宽展的河心给波浪摇成一片钢碎和闪闪烁烁的银蓝色的光点。这美丽而发光的何映衬着他、何边的栏杆和一些小树，成为黑色的如画一般的剪影。高高的柏树在远远近近沙沙作响，帮助躲藏在暗影中的一对对情人掩盖避人的私语…… 这时，在岸边月色明亮的地方，走过来一个瘦弱的姑娘，缓缓地，带点羞涩的劲儿，生活把这珍贵和美好的东西给他送来。这样迷人的月夜，犹如给栅搬走来的姑娘伴奏着一曲甜美的琴音。，但这一切与他都似乎无关了。
下班后，他赶紧跑回家，心里怀着希望，把书桌的抽屉一个个拉下来二直到露出抽屉下边那块黑暗的空间，他去掏，但只掏出来一张旧照片，一个小笔记本的塑料皮，几个书钉和两页没用的论文草稿。依然没有那封信……最后一个转危为安的可能也失去了。他带着空茫、绝望和乱糟糟的心情，依照上次与那姑娘的约会来到这里。
几天前，他有一个甜蜜的计划。他要和这姑娘结婚，成立家庭。前两年他还抱着一点独身主义的想法，自从去年年底认识了这个姑娘，他的想法就完全改变了。
这个姑娘懂事、内在、规矩而不精明，生活能力并不强，比不得嫂嫂，但老实又诚实，稳稳当当，他却偏巧喜欢这种姑娘。可能是怕在一个爽利能干的姑娘身旁会成为受气包儿。他盼望未来的生活能出现这样的画面：在炉火熔熔的小屋里，点一盏台灯，自己伏案研究一项未完成的课题；身边满是书。那姑娘带着妻子的贤淑的微笑，把一杯刚沏好的热茶放在他的面前——他想得就是这样简单。他希望有一个理解他的人，心甘情愿地挑起生活的担子，使他能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
他也盼望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夫妻的恩爱，盼望有个运人的孩子，使他这过于清静和寂寞的房间生气盎然起来。这样，远在天边的兑嫂也会放心和高兴。但是如果那封信找不到，这一切便要搁浅在幻想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这姑娘名叫李玉敏。现在站到了他的面前，拾起一双大而长、并不年轻的眼睛，却闪着年轻人初恋时那种颤动的目光。这种目光在任何一双眼睛里也会相当动人。
跟着李玉敏垂下眼皮。她的心“怦怦”地跳。另一颗心却是麻木的。
两人都在沉默，但不是一种沉默。
李玉敏不敢再抬起眼看他。幸亏没有看他，否则吴仲义脸上痴呆呆、毫无感触的表情，准会使姑娘生疑。一
他俩走了几步，靠在栏杆上。两人心中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境界。
李玉敏从口袋掏出一件东西悄悄给他，没说话。
“什么？”吴仲义问。
“信。”李玉敏轻声说。
“信？”他给“信”这个字搞得一惊。一瞬间，他脑袋里非常混乱，竟然想自己丢掉的那封信怎么到了她这里。“谁的？我的吗？快给我！”
上次他们见面，吴仲义提出要同她做正式朋友，她答应回去考虑。这封信正是要告诉吴仲义——她接受了他的要求。而且这也是老姑娘第一次向一个男人表露真情。
此刻见吴仲义向她要信的神气如此冲动，误以为是对方进发出来的热烈的激情。她又欢喜又羞涩。羞答答把信塞在他的手中，扭过头眼望着河面上眩目的月光。悄言道。
“你要我回答的话，都写在这里边。”
“什么？不是，不是……噢，是你的信：”
吴仲义好象从梦中清醒过来。原来不是他迫切要找到的那封信！小小的一阵空喜欢，连声音都透出失望。
“怎么？”
“噢，没什么，没什么，那好，那好。”他说。把这信揣进口袋，好象揣一条手绢。
李玉敏给他的表现弄得又诧异又气忿。恋爱时的姑娘是敏感的。自尊心象玻璃器皿那样碰不得。此时受了莫名其妙的挫伤，脸上幸福的光彩顿时消失，松弛的皮肤垂下来，在夜的暗影里显出老姑娘本来的容貌。
李玉敏离开栏杆向前走。吴仲义也离开栏杆，下意识地跟着她。
吴仲义一点也没感觉到对方的变化。他的心情坏得很，脑袋里充满了那件惴惴不安的事，一句话没有，走在身边的李玉敏好似一个陌生的路人。他伴随她不知不觉走到一个路口，忽听李玉敏说：
“你把那东西给我！”
“什么？”
“信！刚刚给你的那封信！”
吴仲义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未等明白李玉敏的意图，就被对方一把拿过去。
“我回去了：”李玉敏说。
“我送你。”
“不用！”她的口气坚决，又非常冷淡，并意味着对方再来要求也会遭到拒绝。
这时，吴仲义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使李玉敏发生了误解。他见李玉敏气哼哼的，担心把李玉敏惹翻。忙说：
“我，我今儿不大舒服，你千万别介意。这信留给我行吗？”
站在路灯下的李玉敏，脸上现出一丝很难看的冷笑，她冷冰冰地说：“不用了，我看得出你改变了想法，并不真想看这封信！”说完，把那信往衣兜里一揣，转身就走了。
他呆立着，眼瞅着她走出十多步而不知所措，最后才勉强地叫道：
“我明后天去看你！”
她没理他。走去的步子很急，很快地消失了。
吴仲义往回走，心情烦乱而沮丧。他想：信、信、信！介绍信，情书，都是信。
世界上每天来来往往有成千上万封信，无穷无尽的信，就是没有他要的那封信：他恍惚觉得那封丢失的信将带来的祸事已经露出头儿来，只有乖乖地等候它到来。
十一
运动开展的头一天里，全所只收上来十多份检举信。其中一份材料，揭发了办公室的一个姓陈的老办事员在早晨上班前“请示”的仪式中，两次拿倒了语录本——只有这份材料还有些文章可做。其余大多是鸡毛蒜皮。于是工作组下一道命令，自今日每人每天必须交一份以上的检举揭发信，否则下班不准走。
今天屋里显得松开一些。近代史组一个叫朱兰的女同志又被调到工作组去搞外调。秦泉不见了。据说所里成立一个监改组，已经把秦泉这样几个老牌的有问题的人收进去，做检查交待，晚上不准回家。秦泉那张叠成三折的《欢迎对我狠揭狠批》的大字报还在桌上，压着墨盒，好象遗物。
吴仲义坐在那里，仿佛在等候工作组派人来召唤他，告诉他那封信已被拾到的人送来。于是他就乖乖地全盘承认，挨一顿狠斗，被掀到监改组去和秦泉做伴。
他瞧着摆在面前的检举揭发信，不好不写，又没什么可写，真正体会到“如坐针毡”是什么滋味。尖尖的屁股坐累了，在椅面上挪来挪去。不单是他，别人也是这样。
时间，就这样从每个人身上匆匆又空空地艰难地虚度过去。
崔景春走进来。屋里的人都眼盯着自己手里的揭发信，装做思考的样子。这时张鼎臣站起来，手拿着两张纸凑上前，交给了崔景春。样子卑恭，并小声嗫嚅着说：
“这是我一份申请材料。要求领导每月在我的工资里扣去十块钱，补还我十年中所支取的定息。这是剥削的钱，不该拿，我主动交回……还有这份，揭发我叔叔。
解放前我叔叔开米铺时，曾往米里边掺过不少白砂子，欺骗劳动人民。详细情况都写在这上边了。“
崔景春听了，脸上毫无表情。问道：
“你叔叔现在哪儿？”
“死了。五九年死的。”
“死了你也要揭发？”崔景春说着，严肃而平板板的脸上露出一点鄙夷的神气，随后拿着这两张纸走了。
张鼎臣回到座位上，两眼直怔怔，嚼味着崔景春这两句话的意思。
吴仲义想在自己手中的检举信上写点什么好交差，但他脑袋里依然没有一块可以用来回忆和思考的地方了。混混沌沌地盈满了有关那封丢失了的信的种种想法。
笔下无意识地在检举信上写了一个“信”字，跟着他心一惊，觉得这个不祥的字会泄露他全部秘密似的。他赶忙在“信”字上涂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黑疙瘩。这当儿，赵昌走进来。
他赶紧把这张检举信折起来，用一只手紧紧按着，好似按着一个活蚂蚱。赵昌一屁股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笑呵呵地问：
“写的什么，能给我看看吗？”
吴仲义连忙说没写什么，攥在手里，不肯给赵昌看。他神色有点紧张和慌乱，使处于戒备状态的赵昌误以为吴仲义所写的什么与自己有关，由于险些被自己闯见而发慌。但赵昌表面上装得很自然，拍了拍吴仲义的肩膀，脸上还带着笑说：“你可得实事求是，瞎写会给自己找麻烦。你写吧，我走了！”说完一抬屁股就走出去。
赵昌走出门，在走廊上站了一忽儿。掏一支烟点上，连吸了几口。嘴里吐出的烟团，如同他此时脑袋里旋转着的疑团，绕来绕去。他把刚刚吴仲义反常的神态猜了又猜，各种可能一个个排除，最后仍做不出确切的判断。他非常疑心吴仲义在打自己的算盘——多半就是自己所担心的，即揭发自己那次酒后之言，以此来把自己从“组长”的职位上推下去……想到这儿，他将一团烟留在走廊中间慢慢消散，急忙返回自己的房间去思谋对策。
十二
两天里，吴仲义和赵昌在互相猜测、疑心和害怕。
赵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碰到吴仲义就故意板着面孔，冷谈对方；眼睛也不瞧着对方，只微微一点头就走过去。他想以此给吴仲义造成心理压力，使吴仲义清楚地感到自己已然察觉到他的动机。同时，赵昌每天下班前的一个小时，都坐在工作组的房间里不动，等候崔景春交上来近代史组的检举信，察看一下有无吴仲义揭发他的材料。
赵昌的态度使吴仲义忧虑不安。他误以为拾到信的人已经把信交到工作组，赵昌也已经获知自己的问题。因为他俩平日接近，赵昌怕牵连自己才故意冷淡和疏远他。正象运动初期赵昌给他贴大字报时的动机和想法一样。
他把赵昌对他的态度，当做自己的事是否败露的晴雨表。这就糟了！因为赵昌也正把他的态度当成某种反应器。
他很紧张。遇见赵昌就更不自然。一双惊慌和不安的灰色的小眼珠在眼镜片后边滴溜乱转，如同一对滚动着的小玻璃球儿，躲躲闪闪，竟没有勇气正视赵昌。更使赵昌认为：“好小子，你怕我，看来你已经朝我赵昌下手了！”
赵昌还想到，之所以没见到吴仲义揭发自己的材料，多半由于崔景春见那材料关系到自己，收在一旁，没给自己看。或许背着他悄悄交给工作组组长贾大真了。
于是他开始对贾大真和崔景春察言观色，留神有什么异样而微妙的变化。虽然他比吴仲义老练，沉得住气，掩饰内心情绪的本领略胜一筹。但心中也非常苦恼，烦乱，担惊受怕；此刻的心理活动与吴仲义无甚两样。因而他把吴仲义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吴仲义得急病，在上下班路上遇到车祸，或突然出现什么问题叫自己抓住，将他狠狠置于死地，好回不过嘴来咬自己。
十三
贾大真是所里一位铁腕人物。虽然仅仅是一名政工组长，二十一级的人事千部，天天骑一辆锈得发红的杂牌自行车上班，每顿饭只能买一碟中下等的小菜，得了病也不例外地东跑西跑求人买好药。但在那个人事驾驭一切事情之上的非常时期，却拥有极大权力。许多人在命运的十字道口上，全听从他的信号灯。可是别人在他手中，有如钱在高布赛克的手中，一个也不轻易放过。
一连串整垮、整倒、整眼别人，构成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工作的主要成绩。他是那个时期生活的主角和强者——当然是另一种主角和强者。把握着人与人关系绝对的主动权。同他打交道，便意味着自己招灾惹祸，沾上了不好的兆头；他带着一种威胁性，没有人愿意同他接近。他却自鸣得意。说自己是“浓缩的杀虫剂”。由于到处喷洒，连益虫也怕它。
他敏感、锐利、精明、机警。能从别人的眼神、脸色、口气以及某一个微小的动作，隔着皮内窥见人心。还能想方设法迫使人把藏在心里的东西掏出来。每逢此时，他就显得老练而自信。好象一个提蟋蟀的能手，能将躲在砖缝里的蟋蟀逗弄出来那样心灵手巧，手段多得出奇。非正常的生活造就了这样一批人，这批人又反转过来把生活搞得更加反常。在那个不尚实干的年月里，干这种行当的人渐渐多了，几乎形成一种职业。人家天天用卡尺去挑检残品，他们却拿着一把苛刻得近似于荒谬的绳尺去检查人们的言行；人家用知识、经验、感情、血汗，以及心中的金银啡紫写成文章，他们却在写文章的人身上做文章。把活泼快乐的生活气氛，搞得窒息、僵滞和可怕。这些人还有共同的职业病：在平静的生活中就显得分外寂寞，闲散无聊，无所作为；当生活翻起浪头，他们立刻象抽一口大烟那样振作起来，兴致勃勃，聪明十足。又好似夜幕一降，夜虫在鸟就都欢动起来。此时此刻的贾大真正是这样，如同一个刚上场的运动员那样神采奕奕，浑身都憋足了劲儿。
特殊职业还给了他一副颇有特色的容貌：四十多岁，用脑过度，过早秃了顶。
在瘦高的身子上头，这脑袋显得小了些。他也象一般脑力劳动者那样，长期辛苦，耗尽身上的血肉，各处骨胳的形状都凸现在外；面皮褪尽血色，黄黄的，象旧报纸的颜色。只留下一双精气外露、四处打量的眼睛，镶在干瘪瘪的眼眶里。目光挑剔、冷冰冰、不祥、咄咄逼人。而且总是不客气地盯着别人的脸；连心地最坦白的人，也不愿意碰到这种目光。
早上，张鼎臣写了一份矛头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名日《狠批我的剥削罪行之一》。
吴仲义主动帮他到院子里去张贴。
吴仲义这样做，一来由于在屋里心惊肉跳坐不住，二来他想到院中看看有什么关于自己的迹象。他还有种天真的想法——幻想到院子里，可以碰到拾信的人把信送来，他好上去截住。
院墙上贴满大字报。有表态式的决心书、保证书、批判文章，也有揭发运动中两派斗争内幕的。充满纷繁复杂、纠缠绞绪、说不清道不明的派性内容。有攻击，有反击，也有反戈一击；或明或暗，或隐或露，或曲折隐晦，或直截了当；在这里，人和人的矛盾公开了，激化了，加深了。由于公开而激化和加深了。
吴仲义和张鼎臣在这些大字报中间找到一块空当，刷上浆糊，把张鼎臣那张骂自己的大字报贴上去。贴好后，张鼎臣嫌自己的大字报贴得不够端正，他举着两只细白的手进行校正。吴仲义站在一旁，手提浆糊桶，给张鼎臣看斜正。这当儿，吴仲义觉得身边好象有个人。他扭头，正与两道冷峻而通人的目光相碰。原来是贾大真！他倒背着手，两眼不动地直盯着自己看，仿佛把自己心里的一切都看得透彻和雪亮。他不禁一慌，“啪”地一响，手里的浆糊桶掉下来，浆糊洒了一地。
贾大真见了，微微一笑，笑得不可捉摸，好似带点嘲讽的意味。
吴仲义直怔怔呆了几秒钟，才忙蹲下来，一双控制不住的颤抖的手在地上收拾着又粘又滑的浆糊，一边抬起头强装笑容地说：“桶把儿太滑，我……”他努力掩饰自己的失常。
贾大真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了。他不需多问，已经意外地得到一个极大的收获。他回到工作组，只赵昌一个人在房中整理各个组交上来的揭发材料。他坐下来，掏出烟点上火，抽了一阵子。头也不扭，说：“老赵，你认为吴仲义这人怎么样？”
赵昌一惊。他立即敏感到吴仲义和贾大真可能接触过了。是不是贾大真已经掌握了自己的问题，现在来试探自己？他感到手脚发麻，心中充满恐怖感，脸上也明显地表露出来。如果这时贾大真与他面对面，肯定又给贾大真意外发现一个有问题的人。
而使贾大真有机会大显身手，建树功绩。但是贾大真没有这么多好运气。运气象个没头没脑的飞行物，一头栽到赵昌的怀里。他瞬间的流露没给贾大真瞧见，便赶忙垂下眼皮，翻着手中的材料，边看边说：“这个人……很难说。”“怎么，你不是同他很好吗？”贾大真扭过脸来问道。“好？”赵昌淡淡哼了一声，“他和谁都那个样子。”“你不是挺照顾他吗？”“我俩在一个组里，又搞同一项工作，总比较近些……”“每年入冬时，他家的炉子不是你给安上的？前两个月，他哥哥病了，你还借过他二十块钱。是不是？”贾大直目不转睛地瞧着他说。
赵昌见他对自己同吴仲义的关系了解如此详细而略感惊异。贾大真一向对人与人的关系感兴趣，全所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还把握着大多数人的业余活动。赵昌与贾大真在运动初期虽属于一派，贾大真对他还挺重用(譬如调他来工作组)，但赵昌很清楚，只不过自己没有什么短处抓在贾大真手里。如果有问题叫贾大真抓住，就是贾大真的至爱亲朋也不会被轻易放过。此时，赵昌不明白贾大真同他谈这些话为了什么，只觉得没有好事，便推说：
“是啊，他找我借钱，我怎好不借。那只是一般往来。”“吴仲义这人的思想深处你了解吗？”贾大真又问。
赵昌从这句问话听出来，贾大真所要了解的事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心里便稍稍轻松一些，问题回答得也比较自如了：“您要问这个，我可以告诉您，我虽与他表面上不错，实际对他并不很了解。我俩在一起时，只谈些工作或生活上的事，他的想法和私事从不对我讲。有时他长吁短叹，我问他，他不肯说。弄长了，他再这样唉声叹气，我连问也不问了。”赵昌一方面想把贾大真的兴趣吸引到吴仲义身上，一方面有意说明自己与吴仲义从来不说知心话，好为否定一旦吴仲义揭发他那些酒后之言做铺垫。他防守得十分严密，如同一道无形的马其诺防线。
“他家的收音机有短波吗？”贾大真转了话题，问道。
“没有吧！恐怕连收音机也没有。”赵昌说。他虽然不明白贾大真问话的用意。
但已明确地觉到这些问话的矛头不是针对自己。
“他写日记吗？”贾大真又问。
“那就不知道了。要是有也不会给我看呀！怎么，他怎么了？”赵昌开始反问。
他懂得光回答别人的话，会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对人发问才会变得主动起来。
贾大真忽然站起来，以一种非常有把握的肯定的语气对赵昌说：
“他有问题！”
当赵昌听到了贾大真说这句话，他兴奋得眼睛都亮了。这看上来是对准自己的枪口，原来是对准别人的。如果他现在一个人在屋里，会喊出一声：“谢天谢地！”
可是他还是不清楚贾大真怎么会从吴仲义这样一个胆小怕事、循规蹈矩的人身上发现问题。他不禁问：“他能有什么问题？”
贾大真膘了他一眼，并没把刚才自己偶然间的发现告诉赵昌。他在屋子中间来来回回踱着步，考虑着，一边抽烟。最后他走到桌边，把烟头按死在一个玻璃烟缸里。扭过脸面对赵昌说：
“你先别管他有什么问题，但我肯定他有。我……打算叫人去进一步观察他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如有，随时告诉我。我叫你去，是因为你平时同他关系较近。你接近他，不会惹他起疑。不过，无论你发现了什么也不能惊动他。你能不能做到？”
赵昌听了很快活。从贾大真给他这件任务来看，大概吴仲义尚未把自己的问题揭发出来。他心想，不管吴仲义有无问题，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可以借此将吴仲义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能把一张于自己的安危祸福有直接关系的嘴巴，捏在自己的食指和拇指中间，他就有利和主动了。他便说：
“我可以做到。不过请您和崔景春打个招呼。否则我总去接近吴仲义，崔景春会感到莫名其妙。再说崔景春这个人脾气古怪。”
“什么古怪？！右倾保守！他一贯如此。对搞阶级斗争总有些抵触情绪。这些你都别管了，自明天起，你以工作组的名义下到近代史组去参加运动。好不好？”
“那好！好极了！”赵昌产生一种整人的欲望。
十四
赵昌坐在近代史组的七八个人中间，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留神察看，果然发现吴仲义有些异常。吴仲义的脸象墙皮一样灰白，镜片后边的目光躲躲闪闪，只要别人一瞧他，他立刻垂下眼皮，躲开别人的视线。赵昌特意地试了几次，结果都是一样。他显得没有兴致，带一种愁容和病容。有时眼盯着窗外或墙角什么地方，能一连怔上半个小时。这时他脸上会一阵阵泛出一种惧怕与愁惨的神情。当人招呼他一声，或有什么突然的响动，他就象麻雀听到什么声音那样浑身微微地惊栗般地一颤。动作失常，时时出错，那是一个人心不在焉时的表现。吴仲义平时衣衫不整，不修边幅，大家对他这样子习以为常。可是赵昌有心仔细察看，就从中看出毛病：他面皮发污，眼角带着干结了的眼屎，脖子黑黑的，大约有四、五天没好好洗脸了。
也有几天梳子不曾光临到他的头上，乱蓬蓬好似一窝秋草。而且居然瘦了许多。颧骨在塌陷的脸颊上象退潮后的礁石那样突出来，眼圈隐隐发黑……
“他失眠了？”赵昌想，“究竟怎么回事，难道真有什么问题吗？”
他瞧着吴仲义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生出怜悯的感情；他与吴仲义相处十来年，在这个老实、厚道、谦让的人身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憎恨的根由。他甚至有个想法——想和吴仲义个别交谈一次，弄明究竟，帮他一把儿。可是转念一想，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如果吴仲义真有严重问题，自己就要陷进去受率累，再说，他还不能排除吴仲义揭发他的可能。愈是吴仲义自己有问题，愈有可能为了减轻一点自己的问题而来揭发他。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把握着一种思维方法：当各种迹象都存在时，需要做的是进一步研究这些现象再做结论；当把无可辩驳的论据全部拿在手中时，由此而做出的判断才是可靠的。
中午饭前，崔景春忽把吴仲义叫出去谈话。等他俩走出去三分钟后，赵昌也走出屋子，在走廊上转了两圈，发现崔景春和吴仲义在地方史组那间空屋子里谈话。
他在门外略停了停，里面的谈话声很小，听不清楚。
午饭时候，赵昌在食堂乱哄哄的人群中，透过雾一般飘动的饭菜的热气看见崔景春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前吃饭。他端着自己的饭盒走过去，坐在崔景春身旁。吃了几口，便悄声问：
“你刚才找吴仲义干什么？”
崔景春抬起脸，看了赵昌一眼，平淡地说：“没什么，随便扯扯。”“他说些什么？”
崔景春又瞥了赵昌一眼，依旧平淡地说：“没说什么。”看样子，他根本不想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给赵昌。
赵昌想，这不肯告诉自己的话是否与自己有关？那种怀疑吴仲义有害自己的想法重新又加强了。他心里再没有对吴仲义任何怜悯，只想把吴仲义快快搞垮，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他草草吃过饭，回到工作组就把自己上午在近代史组那些宝贵的发现，加些渲染，告诉给贾大真。贾大真点着尖尖的下巴，高兴又得意地笑了笑，似乎满意赵昌的收获，又满意自己昨天在吴仲义身上敏锐的觉察和神算。他说：
“我回头叫崔景春给他点压力。”
“我看崔景春未必能做到。”赵昌说。跟着把午饭前崔景春与吴仲义在地方史组空屋内秘不示人的谈话情况告诉了贾大真。然后说：“您昨天说得很对，崔景春对于搞运动是不大积极，我看近代史组的气氛很不紧张。崔景春对我到他们组也好象不怎么乐意。”
贾大真由于生气，脸板得挺难看。他冷笑两声说：
“那我亲自给他点压力！明天我设计了一个别致的大会，领导已经同意了。你等着瞧吧！水底下的鱼保准一个个自动地往外蹿！”
十五
今天，历史研究所当院的气氛有如刑场。
全所人员一排排坐在地上。后楼正门前水泥砌的高台便是临时会场的主席台。
这种主席台不做任何装饰和美化。在这里，美是多余的东西。有如炮台，只考虑火力和杀伤力。
主席台上摆着一个黄木桌，没有铺桌布，只矗着一个单筒的麦克风。麦克凤的话筒包着红布，远看象一个倒立的鼓捶。靠门一排四五张木头椅子，坐着所里的几位领导，一律板着面孔；拒温情、笑容、亲切与善意于千里之外，仿佛这些眼前要傲的事都是有害的。必须立目横眉、冷酷无情才合乎这种场合正面人物的特定表情。
有时，生活逼着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演戏。一本正经地出丑，或是引人发笑的正经。你认为你是导演，摆弄别人，而你实际也不过是一个扮演导演的演员。那不怨别人，因为你有凌驾众人头上和飞黄腾达的痴想。
贾大真头戴一顶绿军帽，神气活现地走上台。他在黄木桌底直条条地站了三分钟。全场肃寂无声，等他说话。他忽然“啪！”地一拍桌面。所有人都一惊，听他用严厉的声音一N4：
“把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秦泉等四人带上来！”
应声从后楼的拐角处，一双双左臂上套着印有“值勤”二字红袖章、穿军褂的本所民兵，反扭着秦泉等人的胳膊出现了。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同时，站在台前一角的一男一女两个口号员带领全场人呼口号。一片白花花、圆形的小拳头，随着口号声整齐地起落，会场顿时紧张起来。
吴仲义坐在人群中间，想到自己再有几天很有可能这样被架上台来，浑身不禁冒出冷汗；赵昌就坐在他左旁，眼珠时时移到右眼角察看他的神情。
秦泉等人被押到台前，低头站定。大会开始批判。几个运动骨干在头天下班前接到批判发言任务，连夜赶出批判稿，现在依次上台，声色俱厉地把秦泉等人轮番骂一通。随后在一片口号声中，那一双双民兵又把秦泉等人架下去。贾大真再次出现台上。他的确有点导演才能，很会利用会场气氛。他把刚刚这一场作为序幕，将会场搞得极其紧张，现在该来表演他别出心裁的一出正戏了。他双手撑着桌边，开始说：
“刚刚批斗了秦泉等四个坏蛋。但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还不是他们，而是深挖暗藏的、特别是隐藏得很深的敌人。运动搞了将近一周。我们一开始就发了两种表格。一是检举揭发信，一是坦白自首书。我们可以向大家公开真实情况——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正大光明的，没什么可以保密的。现在的情况是：检举揭发很多，坦白自首很少。我们以收到的大批检举信(包括外单位转来的检举信)为线索，初步进行一些内查外调，收获不小，成效很大。充分证实我们单位确实隐藏一批新老反革命。
现在就坐在大家中间：“
贾大真说这些话不用事先准备，张嘴就来，又有气氛，又有效果。此刻，会场鸦雀无声。吴仲义觉得他句句话都是针对自己说的。他感到耳朵嗡嗡响，响声中又透进贾大真的话：
“这些天我们三令五申要这些人主动坦白，走‘从宽’的道路。但事与愿违。
这些人中，有的抱着侥幸心理，总以为我们诈唬他们，因此想蒙混过关j也有的拒不坦白交代，负隅顽抗，企图硬顶过去。迫使我们采取行动。时间紧迫，我们不能一等再等，一让再让。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揪出几个示众！“
吴仲义听了，顿时如一个静止的木雕人。只剩下一双眨动着眼皮的眼睛，但眼球也是凝滞不动的，直勾勾地盯着台上的贸大真。他身旁的赵昌心里也很不安稳。
虽然事先贾大真把他安排在吴仲义身旁，进行监视。从贾大真对他的信任，看不出对自己有何异样。但听了贾大真的话，他心中却也激起小鼓来。这种时候，人人自危，吉凶变幻莫测，他焉知贾大真给他的不是一种假象？贾大真这种人是不可理解的……在春日溶溶的太阳地里；他鼓鼓的额角泌出一些细小的汗珠，却不知是热汗，还是冷汗。耳听贾大真大声说道：“为了给这些人最后一次‘坦自自首’的机会，我等五分钟。五分钟内不站起来主动坦白，我们就揪！这里边的政策界限可分得很清。主动坦白的，将来处理从宽；揪出来的，将来处理从严。好——”贾大真抬起手腕看看表，象运动场上的裁判员那样叫一声，“开始！”
好比临刑前的五分钟，无声的会场充满一种恐怖，贾大真叫着：
“还有四分钟，三分钟，两分钟，一分半钟，半分钟，五秒钟——”
吴仲义不觉闭上眼睛，似乎等待对准他胸膛的枪响。
“啪！”贾大真一拍桌子，大声叫道，“把历史反革命分子王乾隆揪上来！”
这时，两个站在会场外戴红袖章的民兵，带着凶猛的气势奔进会场左边的人群中，把一个头发花白的瘦小的人抓起来，架到台前去。口号员拿着事先开列好的口号单，带领全场呼起口号来。吴仲义一瞧，原来是明史组的老研究员王乾隆。不由得陪吃一惊，想不到这个老成持重、体弱多病、学究气味很浓的老研究员是历史反革命。
待王乾隆在台前低头站好，贾大真那一双在绿帽檐下炯炯发光的眼睛，从整个会场上扫过。最后停在吴仲义这边。他伸手一指，正指向吴仲义这儿；另一只手“啪！”一拍桌子。吴仲义连心跳仿佛都停住了。却听贾大真这样叫道：
“把反动组织的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王继红揪上来！”
原来中弹的是王继红，他正坐在吴仲义身后。
立即有两个民兵跑过来，从吴仲义身后把王继红象抓小鸡那样揪起来，架到台前，挨着王乾隆并排站立。随后，贾大真的目光如同一道探照灯的灯光，慢慢地由台下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上。紧接着“啪！”地一响，又是一声吆喝，又揪上去一个，并伴随一阵口号呼喊。他此刻真是神气，威不可当；好象端着一架机关枪，面对着一群手无寸铁的人，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当他再要一拍桌面时，会场中间突然站起一个回头圆脑、戴眼镜的人，原来是张鼎臣。他说：“我有问题。六六年抄我家时，我只把存款交出来，还有一对金镯子和一枚翠斑指，被我藏在煤堆里了。另外我还偷偷对我老婆骂过抄我家的革命群众是土匪。”他的声音抖颤得厉害，说话声连底气都没了，显然吓得够呛。
贾大真略略停顿一下，随即说：“好，你主动坦白，我们欢迎！你自己走出来吧！站到这一边来。喂，大家看见了吗？政策分得多么清楚，表现不同，对待不同。
但我肯定台下大家中间还有人有问题，还有反革命。再不站起来坦白，我们还要揪！“
他说着，目光又在人群中间慢慢移动。
吴仲义已经吓得受不住了。但他还是下不了决心站起来自首。他没有勇气，担心后果，并存有侥幸。他身旁的赵昌也是头次经历这样凶猛的场面。眼看着一个个坐得好好的人，突然被点名，揪上去，成了台前那副完蛋的样子，实在可怕。他心里有件不放心和没摸清楚的事，当然也怕贾大真突如其来地喝唤他的名字。这时，他脑袋里竟闪过一个奇特的念头，想悄悄问问吴仲义是否揭发过自己。如果揭发了，他就干脆站起来认罪。但他究竟沉得住气，理智和经验渐渐压住了一时的慌乱。他努力使自己眼从一种决心；情愿叫人揪出来，从严发落，也不轻易地葬送在自己的胆怯和贾大真有虚有实的诈术上。
他额角上的汗珠多了，汇聚成大滴，流淌下来。他没带手绢，便把手伸到吴仲义胸前，想借手绢用用。未等他对吴仲义说出借手绢用，忽听贾大真又是用力一拍桌面。他一惊。
吴仲义也一惊！紧张中，吴仲义下意识地一手抓住伸到他胸前的赵昌的手腕。
他的手冰凉，抖得厉害，满是粘粘的冷汗。赵昌全感到了，并再也不犹疑地确认吴仲义心中有件可怕的非同寻常的秘密。
贾大真又揪上去一个，是个管资料的青年。因为说过一句错话被人揭发了。赵昌知道这个情况，他从交上来的检举信里看见过这份材料。
吴仲义见不是自己，心中稍安。但他没想到，自己惊慌失措的举动，已经把自己排在刚揪出来的这个青年的身后了。散会之后，赵昌立即把吴仲义会上的反应汇报给贾大真。贾大真马上做出决定，要利用今天大会给吴仲义的强大的心理压力，非把吴仲义内中的秘密彻底挖出来不可！
十六
一刻钟后，贾大真与赵昌来到近代史组。他俩进门来的神气，好象拿着一个逮捕证抓人来似的。吴仲义感觉是朝自己来的。他只看了贾大真一眼就再不敢看了。
崔景春问：
“有事吗？”
贾大真给他一个不满意和厌恶的眼神，说：“来说几句话！”随后打个手势说，“大家坐，坐。”
大家坐下。人人的心都怦怦地跳。吴仲义坐到近代史组考穆的身后。老穆肩宽胸阔，躲在他身后，似乎有点安全感。贾大真问：“刚才的会大家都去了吗？”
没人敢答话。贾大真扭头看看崔景春，表示这句话是问崔景春的。崔景春平淡地说：
“谁能不去？”
贾大真听得出崔景春话中有种明显而强烈的抵触情绪。此时的贾大真心傲气盛，是惹不得的，立即就要发火。但他知道崔景春此人并不吃硬，而且他对于没有把柄在自己手中的人就不得不客气一些。他控制住自己，让没说出的发火的话变成一种低沉而可怕的声音，在喉咙里转动了两下，沉了会儿，面向大家开口说话——由于心里边憋着怒气，说出来的话更加强硬、厉害与凶狠：
“我们来，目的明确。你们组还隐蔽着坏人。这个人问题的轻重程度，这里暂且不谈。我要说的主要是这个人很不老实，还在活动，察言观色，猜测我们是否掌握他的情况。我不客气说，罪证就在我手中。”
吴仲义心想：完了！只等贾大真呼叫他的名字。他的两只手不住地摸着膝头，汗水把膝头都蹭湿了。这个细节也没逃出贾大真的有捕捉力的眼睛。贾大真嘿嘿冷笑几声说：“刚才，我本想在会上把他揪出来。但我想了想，再给他一点机会，让他自己坦白。可是我得对这个人把话说明白——政策已经放到了最宽的程度。再宽就是右倾了！(这句话是针对崔景春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欺的。我再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要再不来坦自交代，下午就再开个大会专门揪你一个！好了，不再说了。”说到这儿，贾大真用眼角扫了扫低头坐在老穆身后的吴仲义，又补充两句话：“为宇打消你的侥幸心理，促使你主动坦白，我再点一点你——你就是平时装得挺老实的家伙！”说完，就招呼赵昌一同离去。
吴仲义觉得屋中的人都眼瞅着他。他头也不敢抬，感到天族地转，眼前发黑；他一只手扶住身旁的桌边，象酒醉的人，利用残留的一点点清醒的意志。尽力防止自己栽倒。
这时贾大真走在走廊上，边对赵昌说：
“回去等着吧，他不会儿自己就会来。”
后边门一响，崔景春跑出近代史组，追了上来。
“老贾！”
“什么事？”贾大真停住，回过头来问。
崔景春很冲动。他说：
“我不同意你这样搞法。你这是制造白色恐怖，不符合党的政策！”
贾大真两条细长的眉毛向上一挑，反问他：“你替谁说话？你不知道这是搞阶级斗争？你有反感吗？”口气很凶。“搞阶级斗争也不能用欺诈和恐吓手段搞得人人自危！”“我看你的感情有点问题。老崔同志！你想想，你说的是些什么话？对谁有利？什么人人自危？谁有问题谁害怕！搞运动不搞问题搞什么？奇怪！这么多年，搞了这么多次运动，你竟然连这点阶级斗争的常识都没有。”
崔景春素来是个沉稳的人，头一次表现得和自己的形象如此不调合：他听了贾大真的话，气得下巴直抖动，两只手颤抖不止。眼镜片在走廊尽头一扇小门射进来的光线中闪动着。他站了足足十秒钟，突然转身大步走去。一边说：
“我去找领导。你这是左倾！极左！”
赵昌说：“老崔，你等等，等等呀！”他要上前拦住崔景春。
贾大真抓住赵昌的胳膊说：
“叫他去，别理他！领导不会支持他。搞运动时，哪个领导敢拦着不叫搞？他去也白去。等我把吴仲义揪出来，再和他计较！”
十七
中午十一时，吴仲义带着一颗绝望和破碎的心，踩着后楼高高的、用锯末扫得干干净净的水泥楼梯，一步步往上走，直走上三楼。
三楼静得很。一条宽宽的走廊上，一排同样的小门；六七间房屋都在朝南一边。
这里平时没人办公，房门都上着锁，里面堆放着珍贵的绝版与善本书、旧报刊杂志、破损的书架和桌椅、节日用的灯笼彩旗与画像、收集上来的大件古物以及乱七八糟、积满尘土的旧杂物。其中有两个房间曾是家在外地的单身职工宿舍，后来这几个职工或是结婚，或是设法调回家乡，早在文化革命前房间就空下了。里边只有几张空床、脸盆架和单身汉们扔下的破鞋袜；屋子中间还扯着磨得发亮了的晾手巾用的弯弯曲曲的铁丝……所里的人很少到这儿来，除非逢到酷热难熬的伏日，一些离家路远的人才爬上楼来，在走廊的地上铺张报纸躺下睡午觉。这儿又清静又阴凉。把走廊两头的窗子一开，还有点穿堂风呢！真是个歇响的好地方。故此所里的一些人称这儿为“北戴河”……
几天前，紧靠走廊西端的一间小屋腾空了。搬进来一个上了两道锁的大档案柜和四张书桌，几把椅子，作为工作组的办公室。这三楼就变了另一种气氛。
两个小时之间，吴仲义经过最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彻底地垮了，不再怀疑那封丢失的信已然落到贾大真的手中，任何自寻慰藉的假设都被自己推翻，也不再存有侥幸逃脱的念头。刚刚贾大真那些凶厉的话把他最后一点妄盼平安的幻想也吞没了。他自首来了。
当他站在办公室紧闭的门前，不知为什么又变得犹豫不决，两次举起冰凉的手都没有叩门。
屋里坐着两个人——贾大真和赵昌，在等候他。好象把炸药扔进水里，爆炸声过后，只等着他这条鱼儿挺着淡黄色肚皮浮上来。
贾大真听见了门外轻微的响动，镶在干瘪瘪的眼眶里的眼睛顿时亮起来。他等了半分钟，不见动静，猜到门外的人在送死之前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便故意对赵昌大声说：
“他再不来坦白，下午就开会。”
赵昌不明白贾大真为何这样大声说话。这当儿，门板上响了几声叩门声。
“进来！”贾大真马上叫了一声。好似见了鱼漂儿跳动，立即提竿。
门把儿转动，门开了。吴仲义走进来，面色惨白地站在贾大真桌前。赵昌这才领略到贾大真刚刚大声说那句话的用意。不禁对这位工作组组长的机警和精明略略吃惊。贾大真板着脸问吴仲义：
“你来干什么？”
“我，我……”吴仲义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坦白的话到了嘴边忽然消失了。
“我来汇报思想。”
“噢？”贾大真瞧了他一眼，“你说吧！”
“我，我思想里有问题。”他说，一边搓着手。
“什么问题？”
“现在没问题。以前，以前我上大学时，我当时年轻幼稚。比如，我对国家的体制……我认为咱们的体制不够健全……我还……”吴仲义吭吭哧哧地说。由于他没准备这样说，愈说就愈说不下去。
经验丰富的贾大真单凭直觉就看出吴仲义身上有种不甘于毁灭的本能在挣扎着。
他忽然打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住吴仲义的话。把脸拉下来，装得很生气那样严厉地说：“你，你想干什么？你来试探我们吗？告诉你，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掌握了。
我刚才在你们组里说的那些话，就是指你说的。你直到现在还耍花招，居然敢到工作组摸底儿来！我看你非走从严的绝路不可了！你平时装得软弱无能，老老实实，其实反动的脑袋比花岗岩还要硬！你这些话我不听，你要说就对赵昌说吧！“说着气呼呼地站起身向门外走。临出门前，他在吴仲义背后，从吴仲义瘦削的肩上递给赵昌一个眼色，意思叫赵昌从旁给吴仲义再加些压力。
十八
屋里只剩下吴仲义和赵昌这两个多年的好友了。
赵昌和气地摆了摆胖胖的手叫他坐下。就象他俩平时在一起时那样。吴仲义如同冻僵的人，一股暖气扑在他身上会使他受不住。他一坐下来就哭了。抽抽噎噎地说：
“老赵，我不想活了！”
赵昌隐隐感到一阵内疚。
现在，从各种现象上可以证实，吴仲义并没有揭发他。原先以为吴仲义由于揭发他而表现出来的那些反常现象，现在看来，其实都是吴仲义本人有问题内心恐惧的反映。他误解了这些现象，错下狠心，暗中动用手段，才把吴仲义逼到这般可怜的地步。可以预料，吴仲义一旦招认出什么来，哪怕一句什么犯忌的话，也立即会横遭一场打击，弄得身败名裂，什么都完了。他看着吴仲义瘦瘦的手指把泪迹斑斑、不甚干净的面颊抓得花花的。想到多年来，吴仲义对他的善意、无私、帮助和宽容，他甚至觉得自己缺德。但事已如此，不可能再挽回了。他方要安慰吴仲义几句，忽然警觉到更大真可能站在门外窃听，他便把这才刚露出头儿来的同情心收敛起来。
对吴仲义说：
“你别调说，什么死了活了的。你想到哪儿去了。有问题坦白了，我保准你没事。”
吴仲义孤单无靠，把平日要好的朋友赵昌，当做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他哀求着说：
“老赵，你能不能告诉我，老贾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什么了？”
赵昌略犹疑一下。他看了看关着的门板，眼珠警惕地一动，说：“告诉你实话吧！你的事老贾全掌握了。你主动坦白，将来不是可以落得一个从宽处理吗？”他说这些话时，故意提高了音量，为了给可能站在门外的贾大真听见。
好朋友的一句话，等于把流连在井边的吴仲义彻底推下去。吴仲义却把这些话当做溺水时伸来的救命的一只手。他眼里涌出感激的热泪，速度很快地流过面颊，滴在地上。他对赵昌说：
“我听你的。我都坦白了吧！”
吴仲义刚说完这句话，门就开了。贾大真手指夹着烟卷走进来，还带着聚在门口外的一团浓烟。显然他刚才走出去后一直站在门外窃听。赵昌暗自庆幸自己刚才留个心眼儿，没对吴仲义动真感情。同时又有点后怕。他便象是替吴仲义说情那样对贾大真说：
“吴仲义想通了。他主动交代。”
吴仲义站起身，贾大真摆摆手叫他坐下。他自己坐到书桌前，把烟叼在嘴角上，烟头冒出来的烟熏得他皱着眉眼。他双手拉开抽屉，取出一份厚厚的卷宗翻着看，也不瞅着吴仲义，只说一声：
“说吧！赵昌，你记录！”
吴仲义掉着泪说：
“老贾，我在所里一直努力工作呵！”
贾大真摆摆手，冷冰冰地说：
“现在别提这个。有问题谈问题。”
于是吴仲义一下狠心，好象跳崖那样不顾一切地把心里的事倾泻出来。赵昌在一旁拿一支圆珠笔飞快地记录着，笔尖磨着纸面吱吱地响；一边听得不时露出吃惊的表情。贾大真一只手夹着烟卷不住地吸，另一只手来来口口翻着卷宗看，并不把吴仲义的话当做什么新鲜事，似乎这一切他早就了如指掌。每当吴仲义在交代中间略有迟疑之处，他脸上就现出一种讥笑，迫使吴仲义为了争取贾大真的信任而把心中的事竭力往外掏。他交代了十多年前在陈乃智家里的那次谈话。只在涉及哥哥的方面做些保留。最后他谈到那封丢失的信。
“那封信怎么也找不着了，真的！”吴仲义说。
贾大真翻动卷宗的手突然停住，膘了吴仲义一眼。赵昌要说话，却被贾大真拦住：“叫他说！”“我当时带出来，放在上衣口袋里。但到了邮筒前就不见了，我肯定是掉在路上了。”
贾大真吸了几口烟，似在思考，然后直瞅着吴仲义问：
“你是不是认为有人拾到那封信后，送到我这儿来了。”
“嗯，因为我用的是公用信封。人家抬到了，肯定会送到单位来。”吴仲义说。
贾大真忽把手里的卷宗一合，表情变得挺神气说：“你算猜对了！就在我这儿。
但不只是一封信，还有外单位——也就是那个姓陈的单位转来的揭发你的材料！都在这卷宗里。“他拍了拍厚厚一卷材料说：”怎么样，想看看你丢失的那封信吗？“
这句话等于问吴仲义是否怀疑他。
吴仲义怯弱地摇了摇头。
坐在一旁做记录的赵昌听到这儿，便认为吴仲义的前程已经断送。未来变成一片荒沙。自己应当考虑一下，怎样和这个要好的、出了事的人之间挖一条宽宽的沟堑。
时间过得真快，下班的铃声响了。吴仲义说得口焦舌干，要了一杯水喝。贾大真把手里的卷宗锁进抽屉。脸上带着一种得到什么宝贝那样满意又得意的神情。站起来说：
“你初步有了一些较好的表现。虽然你是在我们的压力下坦白的，但我们还是承认你是主动坦白的。不过，你今天上午只坦白了全部问题的一小部分，距离我们掌握的材料还很远。现在，你先把刚刚交代的一些问题写成材料。不要写思想认识，只写事实；把你和你哥哥、陈乃智等人的问题分开写；一条，两条，三条，时间，地点，谁在场，谁说了什么有问题的话，都要写得清清楚楚。还有，你把丢了的那封信重写一遍，我要以此考验你是否真老实。好了！你去到地方史组那间空屋子里去写，午饭有人给你送去。”
一叠白纸摆在吴仲义面前。
他感到，这是一叠要吃掉他的白纸。
十九
贾大真用一种很平淡的态度看着吴仲义按照记忆复制的那封丢掉了的信件。贾大真的态度好象说明他早看过数十遍，因为原稿在他手中。但他的眼睛偶尔却闪出别人察觉不到的一道光亮，那完全是内心流露出来的新鲜的感受。随后他把这封复制的信撂在桌上，问吴仲义：
“你认为你老实吗？”
“老实。我不敢隐瞒信上的任何一句话。因为您那里有底儿，可以核对。”
贾大真满意地点点头。拿起信，连同吴仲义交代的十多页材料一起收入抽屉内；好象猎人把新猎取的兔子放在他背囊里那样喜悦。
二十
下午，工作组开会。吴仲义仍被指定在地方史组的空屋子里继续写交代材料。
他独自一人在屋里，坐在自己平日办公的座位上。屋内安静极了，仿佛又回到他以往工作时那种宁静的气氛中。午间喜微的阳光暖融融照着他的脸，书桌前放着一堆堆书，书页中间夹着注了字的纸条；这里边还有他一个很有价值而尚未完成的研究课题。但这一切都属于别人的了。等待他的只有怒吼、审讯、役完没了的检查和一种失去尊严和自由的非人的生活。
这时他想起了李玉敏。前几天，他与李玉敏发生那次误会之后，两人一直没见过面，他却已经预感到事情的结局。有两。次，他想去找李玉敏，把自己的情况用曲折隐晦的方式告诉她，或者编造一个什么理由，回绝了她。可是他没有勇气去说。
仿佛他还不甘于一下子打碎生活中这件难得而美好的东西。现在该说了！因为，过去的生活象一株树，上边的花朵、绿叶、结成的果实和刚绽出的嫩芽都已经毁掉了。
四点钟左右，他隔窗看见前院里有五六个人在张贴标语和大字报。突然他睁大眼，标语上一串大字“坚决揪出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吴仲义”跳人眼帘，他脑袋“嗡”地一响，顿觉得腿脚瘫软站立不住；胳膊、脑袋、手脚仿佛不是自己的了。这本是意料中的事，但一发生，他反而象意外受到一击那样。
过了半个小时，院里的大字报几乎全都换成针对他的了。人也愈来愈多。
他又想到李玉敏，应当马上结束这件已经没有生命的事情了。他想了想，跑到门口看了看，走廊上没有人。他飞快地跑回来，做了十多年来最大胆的一件事。他抓起电话，拨了图书馆的电话号码，很快就有人接，恰巧是李玉敏。他真不明白，怎么倒霉的事进行得如此顺利。“我是吴仲义。”
“干什么？”耳机里传来的李玉敏的声音，很冷淡，显然还在生上次误会的气。
吴仲义没必要做什么解释了。他说：
“你下班后到我单位门回来一趟。我等你，你一定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告诉你！非常重要！你必须来！”
他从来没对人用过这样命令式的口气说话，并不等对方说什么就放下电话耳机。
他怕有人来。当他把耳机从耳旁放回到电话机上去的过程中，还听到耳机里响着那老姑娘的声音：
“怎么口事？哎——”
半小时后下班了。他站在窗前，多半张脸藏在窗帘后边，只露一只眼睛窥视窗外。下班的人们往外走。有的推自行车。一些人停在院里观看刚刚贴出的写着他名宇的大字报。他感到这些人都很吃惊。
这时，他忽见当院的大门外站着一个姑娘，头上包一条淡紫色的尼龙纱巾，、手提着小小的漆黑发亮的皮包。正是李玉敏。她迎着下班往外走的人，左右摇着脑袋躲闪阻碍她视线的人往里张望。
吴仲义又有种后悔的感觉袭上心头。似乎他不该叫她知道这一切，这会在她的心中消灭自己。跟着他清楚看到她的嘴和一双眼都吃惊地张得圆圆的，直条条象根棍子一样立着不动——显然她发现了满院讨伐吴仲义的大字报。这时，走过她身边的人都好奇地打量她。随后，她转过身低着头急急走去。黑色的小皮包在她手中急促地一甩一甩。
吴仲义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
他熄灭了自己生活中最后一盏灯。
几天前他有个天真而离奇的幻想。盼望生活中出现的这一切只是一场恶梦。一旦梦醒，可怕的梦境就立即烟消雾散。但现实踏破了他的幻想。如果说他还残留一点点什么幻想的话，那只是盼望紧接着就要来到的一场猛烈的摧残和打击来得慢一些。
不会儿，一个留平头、小眼睛、骠悍健壮的中年人闯进来。他是所里的仓库保管员兼后勤人员。名叫陈刚全，光棍一个。缺点心眼儿，脾气特大，性情粗野，爱打架，不过平时对过于懦弱的吴仲义还算客气。两派武斗时，他是贾大真和赵昌一派的敢死队队长，绰号叫“挤命陈郎”。现在代管监改组。非同寻常的职位使他不自觉地摆出一副相应的凶狠无情的面孔。此刻相当厉害地对吴仲义说：
“老贾说，从今儿起不准你回家了。把你交给我了。快跟我走吧！”
吴仲义现在是无条件地听任人家摆布的了。五分钟后他坐在了秦泉的身旁。
二十一
这下子他安心了。
前一段时间，好象一只在疾风的漩涡中的鸟儿，跌跌撞撞，奋力挣扎；现在落到平地上。再不会更坏了，到底儿了，不必再担惊受怕了。
他真的不如一条狗。每天在监改组里，随人叫出去，轰回来。顺从人家摆弄、支配和辱骂。不准反问、反驳和辩解；更不准动肝火。如果一时使点性子，只能招致更严厉的教训，自讨苦吃。尤其是看管他们的陈刚全。身上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把折磨人当做消遣。一次吴仲义无意间触犯了他，他一拳打在吴仲义手上。左手无名指被打得骨节错位，消肿后歪向一边。这教训足叫吴仲义一辈子牢记不忘。象吴仲义这种被揪出来的人，个性是应当打磨下去的棱角，而且必须把面子扔在一边，视尊严如粪土；对各种粗暴的、强加头上的言辞，一味点头，装出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便是过好这种生活的法则。张鼎臣在监改期间就一点苦头也没吃过。
照吴仲义的性格来说，本来也不该吃什么苦头，但他吃的苦还不小呢！大都为了他曾一度顽强地保护哥哥，尽量不使自己的问题牵累到哥哥身上。但这样做又谈何容易。一来，事情之间本来有着内在的联系，互相牵连，分不开。比如人家从他那封丢失的信的内容，必然要追问到哥哥来信的内容，他不说不成。二来，他愈不说，贾大真使的办法就愈多、愈狠、愈出奇。贾大真的攻心术无坚不克，又有棍棒辅助，便把他从一个个据守的阵地逼得狼狈不堪地退让出来。直把哥哥与陈乃智他们当年的“读书会”、以及那天晚上在陈乃智家哥哥所说的话统统揭发出来……
此后两个来月他比较清闲了。除去所里开大会，把他和秦泉等人弄去批斗，平时很少再被提审。大概工作组派人到他哥哥和陈乃智那里调查核实去了。这期间，看不见赵昌了。大约又过了一些时候，他在院子里扫地时瞧见了赵昌。赵昌的脸瘦了些，晒得挺黑，象一个圆圆的陶罐。赵昌回来没几天，他又受到一阵暴风雨般猛烈地袭击。连日被提去质询审问，有时拖到后半夜。为了给他增加压力还配合了大会批斗，弄得他精疲力竭。贾大真拿出大批材料，都是当年“读书会”的人对他的揭发——他揭发了人家，引来人家的反揭发；每一份揭发材料都在五、六页以上。陈乃智揭发他那天晚上有关国家体制的议论的材料，竟达十四页之多。显然这里边包括了一些由于他的出卖而激起对方在报复心理上发挥的内容。还有些话因隔得岁月太久，记不得了，最后只能在一份份材料上签了名，按了手印，承认了拿。
原先，他被迫揭发了哥哥之后，心里边曾拥满深深的内疚和悔恨。他想到，他的出卖会使兄嫂重新蒙受苦难时，甚至想到了自杀。他活在世上，感到耻辱。兄嫂与他关系肯定从此断绝，他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自私又卑怯的小丑，只不过还没有勇气和决心结柬自己的生命就是了……而现在，贾大真说，哥哥也写了大量揭发他的材料。他反而引以为安慰。虽然他从贾大真讯问他的话里，听不出有多少哥哥揭发他的内容。他却极力想哥哥这样做了。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抵消他出卖手足、不可饶恕的罪过。哥哥嫂嫂现在究竟怎样了呢？
二十二
入秋时，所里的运动出现一个新高潮。一连又揪出许多人。同时院子内的大字报又闹着“反右倾”，要“踢开绊脚石”，不知要搞谁。秦泉悄悄俯在吴仲义耳边说：“反右倾”的矛头对准的是近代史组的崔景春；原因之一是崔景春曾在吴仲义的问题上手软，抵触运动，保护坏人。秦泉是在锅炉房听两个去打热水的人说的。
那两人话里边含着对这种搞法深深的不满，但也只是私下交换一下而已。没有几天，有一张新贴出来的大字报就点了崔景春的姓名。刚要大闹一阵，突然又卷起另一个惊人的浪头——一位名叫顾远的革委会副主任被掀出来了，据说这位副主任是贾大真对立一派的“黑后台”。顾远被揪出来后，立即给关进监改组，与秦泉、吴仲义他们为伍。这样一来，有关崔景春的风波就被压了过去。
监改组的人日渐增多。扩充一个房间很快又显拥挤。这里与外边伊然是两个天地。但这里的天地似乎要把外边的天地吞并进来。
新揪出的人代替了吴仲义这种再搞也没多大滋味的“老明星”了。他就象商店货架上的陈货，不轻易被人去动，活动比较自由些。每次上厕所也不必都要向陈刚全请示一下。但还不准回家。一次，他着了凉，肚子渴得厉害，工作组居然给他一个小时的时间，允许他去保健站就医。
他去看了病，拿些药，独自往回走。其时已是晚秋天气。被秋风吹干的老槐树叶子，打了卷儿，从枝条轻轻脱落下来，洒满了地，踩上去沙沙地响。瓦蓝色、分外深远的天空，飘着雪白、耀眼，象鼓风的白帆似的雪团。和这黄紫斑驳的秋树，配成绚烂辉煌的秋天的图画。秋天的大自然有种放松、苏解和自由自在的意味，与夏天里竞争、膨胀、紧绷绷的状况不同了，连太阳也失去了伏天时那种灼灼逼人的光芒，变得温和了，懒洋洋晒在脸上，分外舒服。吴仲义被囚禁半年多了，没出来过。此刻在大街上一走，强烈地感到生活的甜蜜和自由的宝贵。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到自己的家，那间离去甚久、乱七八糟、布满尘土的房间。象南飞的小燕想念它旧日的泥巢，他真想回家看看，但他不敢。虽然从这里离家只有三四个路口，却仿佛隔着烟波浩渺的太平洋，隔着一个无法翻越的大山。他想，如果自己的家是一座四五层的高楼多好，他至少可以在这儿看到自己家的楼尖。
他走着走着，突然觉得面前站着一个人。他停住了。先看到一双脚——瘦小的脚套着一双黑色的旧布鞋，边儿磨毛，尖头打了一对圆圆的黑皮补丁。他从这双脚一点点往上看。当他看到一张干瘦、黑黄、憔悴的女人的脸时，禁不住吃惊地叫出声来：
“嫂嫂！”
正是嫂嫂。穿一件发白的蓝布旧夹袄，头发缭乱地挽在颈后。多熟悉的一双眼睛！却没有一点点往日常见的那种温柔和怜爱的目光。正瞪得圆圆的，挺可怕，怒冲冲地直视自己。他自然知道嫂嫂为什么这样看着他。
“嫂嫂，你回来探亲吗？哥哥怎样了？”他显得不知所措。
嫂嫂没有回答他。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直盯着他。他发现嫂嫂紧闭的嘴巴、瘦弱的肩膀和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抖颤。她在克制着内心的激愤和冲动。忽然她两眼射出仇恨的光芒，挥起手用力地“啪！啪！”打了吴仲义左右两个非常响亮的耳光。
他脸上顿时有种火辣辣的感觉，耳朵嗡嗡响，眼前一阵发黑。他站了好一会儿。
等他清醒过来，却不见嫂嫂了。他扭头再一看，嫂嫂已经走远，在寂静无人、阳光明亮的街心渐渐消失。
他直怔怔站着。偶然瞅见离他两三米远的地上有件蓝颜色的东西，多半是嫂嫂遗落的。他过去拾起一看，认出来是嫂嫂的手绢。他永远不会遗忘——十来年前，他送嫂嫂去找哥哥时，在车站的月合上，穿过扒在车窗口的两个侄儿泪水斑斑的小脸儿，看到的就是这块手绢。蓝色的，带白点儿，如今褪了色，变成极淡的蓝色，磨得很薄，中间还有两个挺大的破洞。他拿着这块手绢，想起了嫂嫂多年茹苦含辛的生活，还想起了嫂嫂曾经如何疼爱与关切他……但他从刚才嫂嫂的愤怒中，完全能猜到由于自己的出卖使兄嫂一家陷入了怎样悲惨的灾难深渊里。哥哥毁掉半张脸才从深渊中爬上来，但又给自己埋葬下去……
这时，他看见身旁两座砖房中间，有一条一人多宽的小夹道。是条死道，哪儿也不通，长满野草，还有些乱砖头。他跑进去，脸朝里，抡起两只手朝自己的脸左右开弓地打起来。“啪！啪！啪！啪：”一边打，一边流着泪，一边骂自己：
“禽兽、禽兽，你为什么不死！”
直到过路的一个小女孩，听到响声，好奇地探进头来张望。他才住手，低头走出来。
当夜，他睡不着觉，脸颊肿得高高的。他想去找嫂嫂解释，并问问哥哥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他想对嫂嫂说明这一切不能完全怨他，只因为丢失了一封信。为了这封信，他已经失去了一切。
二十三
贾大真又站在台上了。但今天他那张在绿帽檐下的瘦长的脸，变得和气些、舒展些，一反常态。会场的气氛也变得平和与轻松了，带点严冬过去松解的气息。吴仲义站在台前，没有人架弄着他。胸前也不挂牌子，只略略低着头。
整整半年的电闪雷鸣、风横雨狂的日子过去了。该落实政策了。
截止上个月底，历史研究所上报的揪出人的名单总共三十七名。这是这个单位一百人，用了将近两千个工作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贾大真一类人的显著功勋。
现在不同了。口号也变了。变成“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可关可不关的，不关；可管可不管的，不管”了。把这些人落实和还原成了该做的事，做得愈快、愈宽大，反成了愈明显、愈出色的工作成绩。当初从贾大真的手指头缝里都不准许漏掉的，现在却抬起胳膊宽宏大量地放行。象贾大真这些人，在把所有凶狠的话都说尽了之后，该在字典上收寻带点人情的字眼儿了。
今天要解脱吴仲义了。他是宽大处理的第一个典型。
依照例行的程序，先由三两个人上台对吴仲义进行最后一次批判。随后贾大真就站在台上，拿一张纸照本宣读：“吴仲义，男，现年三十七岁，城市贫民出身。
从小受社会影响，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五七年反右期间，参加过其兄吴仲仁等人的反动组织‘读书会’的一次活动，散布过右派言论。性质严重。而后一直未向组织交代。这次运动开展以来，吴仲义与其兄吴仲仁秘密串连，企图继续隐瞒其问题，抗拒运动。但在我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下，在政策的感召下，吴仲义能主动坦白自首，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交代问题基本属实，并在监改劳动中，有积极表现。
为了严肃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政策，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根据吴仲义的表现，革委会决定，经上级领导审查同意，定为——吴仲义犯有严重错误，不做任何刑事处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从即日起，恢复原工作，原工资。希望吴仲义同志回到原工作岗位上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奋工作，在实践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吴仲义听到这里，顿时惊呆了。他不觉抬起头来，呆怔怔看着全场人的脸。许多脸上现出为他高兴的笑容。他扭头看贾大真。贾大真脸上也挂着比“月全蚀”还少见的笑颜。他从这些笑脸上确信：不是梦，而是逼真的现实。生活一下子又把夺去的一切重新归还给他了！这时，所革委会郝主任走上前，给他胸前别上一枚镀铜的像章，赠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居然还同他握握手。他心里猛地热浪一翻，突然伸起胳膊，放声呼喊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他整个身子跟着口号声向上一蹿，两只脚好象离开了地面似的，满脸都是激动的泪水。
贾大真对他说：
“老吴，你的错误还是有的，必须要记住教训。还要正确地理解运动。当初揪你是正确的，现在解放你也是正确的。你要感谢组织对你的挽救！”
他掉着泪，频频点头，诚心诚意地相信贾大真对他说的话是真理。
他走下台。意外的幸福来得太猛烈了，使他的步履瞒珊，心中溢满忘乎所以的喜悦。赵昌一直站在台边，代表地方史组接他口组。此时笑眯眯地迎上来，伸出他那胖胖的温软的手把吴仲义一双颤抖不止的手紧紧握住。
散会了。他和赵昌一同走出会场。一路上人们给了他许多无声的、好意的、表示祝贺的微笑。监改组的陈刚全走上来。刚刚陈刚全还准备开宪会，用严厉的态度把他带口监改组。现在却换了一张笑脸，说：
“老吴，你可别记仇啊！咱都是为了革命呀！”
他惶惑地笑着，摇着头。他向来不嫉恨别人，只求人家宽恕他。
在前楼的走廊里，他还碰见了崔景春。这个瘦高的组长依旧那么严肃、矜持，不冷不热。吴仲义站住了，想到自己被揪出之前在地方史组的空屋子里，他俩交谈时，崔景春曾给过自己那么多由衷宽慰和劝导，而自己由于各种顾虑，并没向崔景春坦白地说出自己过去的那些事。而后，在自己挨整时，崔景春仍然没对自己说过一句过激的话，没对自己使过任何压力。这便成了所里一度闹着要反他“右倾”的根由之一。现在，他面对崔景春，心里隐隐怀着一些歉意似的，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崔景春透过那窄边黑色方框的眼镜，瞅了瞅他身旁的赵昌，只对他简简单单而又深沉地说了一句：“记住教训吧！”就匆匆走去。
吴仲义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以及给自己的问题下结论和定性时，崔景春曾和贾大真怎样激烈地辩论过。
赵昌把吴仲义领进地方史组。两人站在吴仲义旧日的办公桌前，赵昌一只手抓起吴仲义的右手，另一只手把一件冰凉和坚硬的小东西放在吴仲义手里。吴仲义一看，亮闪闪的，原来是自己书桌的钥匙。这把钥匙在他被揪出的当天就奉命交出来了。他现在归还给他，意味着把他心爱的工作也交还给他了。赵昌掬着往日那种温和的笑容，对他说：
“我没叫你吃亏吧！”
吴仲义想起了他坦白自首那天，在工作组的办公室里赵昌对他说过这句话。他相信，赵昌在至关紧要的当口，帮助了他，把贾大真掌握他问题(包括那封信)的内情透露给他，使他不等人家来揪就抢先一步，主动做了坦白交代。多亏好友的指点，才使他今天能够获得从宽发落的好结果！于是他那哭红了的眼眶里，重新又闪出泪花，说不出话，心里塞满一团滚动着的感激的情感。
二十四
他回家了，终于获释回家了。好象一只放出笼来的鸟儿，没有一点牵缠和负赘，浑身轻飘飘。如果两条胳膊一举，简直就要腾空飞起来了……
他在路上，把身上不多的钱花尽，买了一瓶啤酒，一点菜，几块糖。打算回到家中，为自己好好庆贺一番。他还没有喝酒，却象醉八仙一样，身子的重心把握不住，走起来摇摇晃晃。天气已人三九，正是严寒酷烈的时节，他没戴帽子，但脸颊却是火烫烫的。
到了阔别半年多的家，走进黑糊糊的楼里，看见邻居杨大妈正在过道铲煤球。
杨大妈的小孙子在一旁，用一把挖土的小铲子，帮忙又帮乱。杨大妈看见了吴仲义，惊讶地叫起来：
“呀！吴同志，怎么回来了？”
“是啊！”他喜滋滋地回答。
“您，不是……。”杨大妈欲言又止。显然她知道吴仲义出过事，却不知吴仲义现在是什么情况，话不好说。她拿着铲子站在那里，表情挺尴尬。
吴仲义一时也不知怎么说才好。
杨大妈不大自然地笑了笑说：“您先上去生上炉子暖和暖和吧！”应付了一句，就赶紧拉着小孙子，摆动着胖胖而不大灵便的身子，慌慌失失地走进屋去。好象他是个刚从传染病院跑出的病人似的。
吴仲义并不介意。心想一会儿下楼来，向她说清楚就是了。
他打开门，进了屋。小房间有股浓重的又潮又闷的气味，房中一切如旧，只是看上去有些陌生。屋中乱杂杂的东西，什么床啦，书桌啦，椅子啦，杯子啦，好象在他闯进来时惊呆了。当明白是主人返回来时，仿佛带着一股冲动的劲儿朝他亲切地扑来。他也朝这些无生命的生活伙伴扑去。但这些伙伴太脏了，给尘土涂成一种颜色。他在屋里转了转，不知先打扫哪里为好；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最后确定先生炉子。幸好他是在炉子没拆之前的春天里被囚禁起来的，现在正好使用，马上就可以使房间暖和起来。
他的手一触到炉膛里的纸灰，心情就发生了变化。这是他那天清晨烧掉那些废信纸的余烬。他由此想到兄嫂，心里边不是滋味。他决定晚间到嫂嫂的娘家去一趟。
打听兄嫂目前的境况。但他怎么向兄嫂解释清楚这一切呢？反正他再不敢写信了。
他生着炉火，手挺脏。他要洗手时，发现脸盆里的剩水冻成一块结结实实的冰块。自从他丢了那封信而魂飞魄散的几天里，他很少洗脸，最多只是用手巾下意识地蘸蘸脸盆里的水，抹一抹脸。几天没换水，因此这块脸盆形状的冰块是深灰色和不透明的。
他端起脸盆，翻过来，想在炉台上磕掉里边的冰块。突然，一件东西跳人眼帘。
脸盆底儿沾着一封信！他非常奇怪，撂下盆，从盆底儿上揭下这封信一看，不由得惊异得扬起眉骨，险些使眼镜从脸上脱落下来！这竟然就是他曾经丢掉了的、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封信！上边的邮票贴得好好的，信口粘得牢牢，原来他当初写好这封信后，胡乱地在信封背面抹上浆糊，贴上邮票，封了信口。洗脸时，他曾把脸盆放在桌上过，脸盆底儿有水，伽上信封上没抹干净的浆糊，就粘在盆底儿上了。谁能想到丢失的信竟然粘在这地方？
“啊！”他一声惊叫。
他整个身形就象“啊”字后边的惊叹号，呆住了。在他把这一切明白过来之前，足足立了半个小时。
二十五
现在又回到春天里了。
春天来了！不单是大自然的春天，也是生活的春天！你看，到处冰消雪融，万物苏生；绚烂的春天的色彩，已经耀眼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当你的鼻孔对着一朵鲜艳的小花，手里拈着一片嫩绿闪光、汁液欲滴的新叶；当你站在山谷间，放眼遥望返青的群山，那漾开冰层后的雪水，满山遍野的淙淙流淌；当你漫步街头，仰望一幢幢还没有拆掉脚手架的新楼群在春日的霞光中矗立起来；当你夜间凭窗，耳听着天上大雁的鸣声与人间大地演奏的美的旋律合成一曲……
谁总想回味那寒彻肌骨的严冬？谁总想去盯着那结了痴的疤痕？
然而，没弄清根由的灾难，仍是埋伏在道路前边的陷阱。虽然它过去了，却有可能再来。为了前程更平坦、更笔直，为了不重蹈痛苦的旧辙，需要努力去做，更需要认真深思……
为了将来，永远牢记过去。
1979.9 首发于《收获》第六期。
冯骥才
只要这些有碍社会进步和毒化生活的现象，还没有被深刻地加以认识、从中吸取教训、彻底净除与杜绝，还存在着再生的条件，那么，与本篇小说同一性质的作品就不会是无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
一
早春的天空分外美丽。那淡蓝色的无限开阔的空间，全给灿烂明亮的日光占有了。鸟雀们拚命向云天钻飞，去迎接从遥远的地方随同大雁一同来临的春天。
它的气息往往裹在溶雪的气息里。
它第一个脚步，是踏在寒气犹存的人间和大地上的。然而它以宇宙间浑然充沛的生命的元气，使冰封的大河嘎嘎碎裂，使冻结的土壤松解复苏，使僵缩的万物舒展、变柔、生机勃发，使每一颗美好的心都充满幻想和希望。
春天，不仅带来希冀、新生、美、向上的力、大自然的繁忙、五彩缤纷的新天地，还要与亲切真诚的吐露、劳动者手上的厚茧、描绘未来的图纸、为真理而斗争的硝烟、柔情的眼波、迷人的夜曲，编织成甜蜜、幸福、诗意、闪闪发光的生活。
它从来不辜负人们。它烙守时节，还慷慨无私地把它的一切财富贡献给人们。
多好的春天呵！
然而，这一切，对于现在坐在历史研究所当院的一百多人来说，却是无关和多余的。没有一个人有心抬起头，去感受一下早春的天空。
这里又要揪人了！
二
有两个迹象说明今天召开的全所大会有种非同寻常的急迫感和严重性。
一个是，所里的五名长期病号和十一名退休人员全到会了。他们在接到的开会通知上注有“不准请假”的字样，谁也不敢推辞或借故不来，现在在会场后边东歪西斜地坐了一排。
另一个是，还有两名外出到西安半坡博物馆考察文物的人员，在昨天上午收到所里打去的加急电报，星夜驰归，此刻就坐在人群中间。
当矮个子、黑皮肤、呆板又平庸的所革委会的郝主任，双手端起一份上级下达的要立即开展运动的文件，象念天书一般，吭吭哧哧、结结巴巴、夹杂着许多错别字地念过之后，刚刚从市里开过紧急政工会议的政工干部贾大真赶回来了，他瘦瘦高高，戴一顶时髦的象征革命化的绿军帽，站在台上。他那瘦骨棱棱的脸上有种可怕的严肃劲儿。用着发狠的口气和那个时代流行的发狠的词句，讲了一番话。这番话是这样结束的：
“虽然我们搞过许多次运动，但并不彻底。我们这个单位知识分子成堆，阶级成分复杂，藏龙卧虎，混杂着大大小小、为数不少的一批坏人。有历史的，也有现行的；有的公开，也有的隐蔽。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垫高枕头睡大觉。对敌人姑息，就是对革命犯罪。不少人在运动中不是跳出来表演了吗？现在该是和他们算总账的时候了！对于那些隐蔽得很深的家伙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
“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猛、决心大、搞得细。一方面，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对阶级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另一方面，对所有有问题、有嫌疑的人，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对历史有污点的人，也要重新调查、重新鉴定、重作结论。我们下了决心，决不漏掉一个敌人！而且，这次运动还将在社会上广泛展开，撒下天罗地网，将一切敌人一网打尽。上级领导讲了：”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该管的就管！‘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迎接这场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的阶级斗争的新高潮！“
显然，一阵凶猛的狂潮马上就要卷进生活中来。一切随即就要发生变化——生活内容，人，人的想法，人与人的关系，相互的感觉；还有空气。空气仿佛不再是流动的了，凝结了，并且骤然间充满了火药味道。
三
散会后，地方史组三个都戴眼镜的研究员回到他们的工作室。组长赵昌被留下听候所领导对运动的安排部署。这三个人前前后后进了屋，谁也没吭声，各就各位，象往常那样从桌上或抽屉里拿一本书看；天知道他们在看些什么。
本组年纪最大的老研究员秦泉的脸色非常难看。此人很瘦；面皮如同旧皮包那样黯淡，高颧骨象皮包里塞着的什么硬东西支楞出来，正好把一副普普通通的白光眼镜架住。他是个仔细、寡言、稳重的人。胳膊上总套着一对褐色的粗布套袖，和他每天上下班提着的书包用的是同一块布料。看上去，很象个细致又严谨的银行老职员。长期的案头工作使他驼了背。整天虾一样弓腰坐着，面前一杯热水和一本书，右手拿钢笔，左手夹一支烟卷；长长的脑袋被嘴里吐着的烟纠缠着，宛如云岚缭绕的山头；有时烟缕钻进他花花的头发丝里，半天散不净。这便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他一天不停地喝水和上厕所，咽水的声音分外响；平日为了不打扰室内研究工作所必要的安一静，他喝水时总是尽力抑制自己的毛病，把一口水分做几次，小心翼翼地咽下去。今天他似乎忘了。一边喝水，喉咙里一边咕噔咕噔地响，象是咽一个个小铁球。
他是五十年代出名的右派，而后摘掉帽子，但仍是所里唯一的身上打过“右”
字号戳儿的人物。那种戳儿打上了，就留下深深的印记，想抹也抹不掉，每逢运动一来，都照例被作为反面人物中的一种典型，拿出来当做进攻的靶子。他属于那种人们常说的“老运动员”。虽然饱经沧桑，眼见过各种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但眼下仍不免心情烦躁。因为他很清楚马上又临到头上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另一个白胖胖，却坐在一边呆呆发怔。他叫张鼎臣。才过了五十岁生日，圆头圆脑，皮肤细腻而光亮，戴一副做工挺细的钢丝边眼镜，装束整整齐齐，衣料也不差；乎时爱吃点细食，不吸烟；牙齿刷得象瓷制的那样洁白，并且总在笑嘻嘻的唇缝中间间露出来。他的古文颇好，对清臾很有些研究，只是脸上总挂着些笑意，说话爱迎合人，带点商人气味，引人反感。
他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由于生计的关系，自己经营过一家小书铺。书架上总放着七八百册书，一边看，一边卖，积攒下知识和钱财。后来经本家叔叔再三劝说，在那个堂叔开的小贸易行里入了一份数目不大的股金。小贸易行经办不力，几乎关门。由于碍于叔侄情面，不好抽出股份，只当做买卖亏掉了。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这奄奄一息的小贸易行被合进去，他反落得一份微薄的股息。这份股息致使他在文化革命初期被当做资本家挨斗游街。他的成分至今尚未得到最后确定。
如同没有系缆的小船，在这将到来的风浪中，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
这三个人中间，唯有戴黄色圆边近视眼镜的吴仲义是个幸运儿。
他的历史如同一张白纸。平时的言行又相当谨慎，无懈可击。为人软弱平和，不肯多事。前一度，所里的人分做两派，斗得你死我活，他在一旁逍遥自在，但按时上下班。在班上虽无事可做，也决不违犯所里订立过的那些章程制度。两派都争取过他，他却一笑了之。幸亏他夙来是个胆小无能的人，无论哪派把他拉过去，最多只是增加一个人数。因此，两派都不再去理他。他是个多余的人。
然而，在一场场运动中间的间歇，也就是抓业务的时期里，他却是所里目光集中的一个人物。他年纪不大，三十多岁，学识相当扎实，工作认真肯干，研究上经常出成果。他是专门研究地方农民运动史的。这一内容始终受重视，他因此也受重视。他的成绩是领导和上级治所有方的力证。谁都认为，这是他在所里平时受优待、运动中受保护的资本……因此运动一来，他就被那些有污点而惴惴不安的人钦慕、眼馋，甚至有些妒嫉呢！好似山洪冲下来，人家站在平地上担惊受怕，他却在石壁下、高地上，碰不着，扫不上，得天独厚，平平安安。
可是，谁知道那是怎样的时候呢？天大的功劳也无济于事，一点点过错就会招来灾祸，它逼得你去搜寻自己的过失，并设法保护自己；本来可以相安无事的人，在那种凶险的情势下，也会无端地心惊肉跳，疑神疑鬼……
快下班时，组长赵昌推门进来，用一种与他平时惯常的温和略显不同的比较严肃的态度说：“革委会决定，从明天起开始整天搞运动，一切业务暂停。事假一律不准；医生开的假条必须草委会签字盖章方可有效。由明天算起的头一周，是大揭发大检举活动。每人回家都不准停止大脑的思维，去回忆平日哪些人有哪些错误言行，以及可疑的现象和线索，做好互相检举揭发的准备。”
赵昌的话说完。大家收拾东西离开房间的时候，不象往常那样互相打个招呼，说一半句笑话。脸上都没什么表情，谁也不理谁，各自走掉，似乎都有了戒心。
四
吴仲义在回家的路上，心里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总之，他感到堵心、不舒畅、麻烦，研究工作中一切正在大有进展的线索都要中断，去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揭发批判，此外还隐隐有些莫名的不安。可是他又想，自己一向循规蹈矩，没出过半点差错，总比秦泉和张鼎臣幸运和幸福。在那种时候，平安是多大的福气呀！
“管它呢，没我的事！晚上在家可以照旧搞我的研究。明天下班，把放在单位里那些书和论文带回来就是了！”
想到这儿，他感到一阵轻松，推开门，穿过黑啾啾的过堂，登上楼梯。他自己的房间在二楼。这时，住在楼下的邻居杨大妈——一位肥胖、笨拙而热心和气的山东人——听见他的声音，走出屋来召唤他；
“吴同志，您的信。给您！”
“信？噢，我哥哥来的，谢谢您。”他半鞠躬半点头，笑吟吟地接过信来。
“是封挂号信。邮递员说，他每天送两次信，都赶在您在班上。我就代您盖个戳儿。怕有急事耽误了……”杨大妈说。
“可能是我侄子的照片。谢谢，真麻烦您呢！”他说着，捏着这封信走进自己的房间，拆开一看，并无照片，只有两张写满字的信纸。心想，什么事要用挂号？
哥哥从来没这样做过，想必有特别的缘由……可是当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看到信上的第一句话：“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你别害怕！”眼睛立刻惊得发亮，如同一对突然增大电压的小电珠。等他惊慌的目光从信中一行行字上蹦蹦跳跳地跑过，真象挨了重重的当头一棒！忽然他发现门是开着的。黑糊糊的门外有个白晃晃的东西，仿佛是人脸。他赶忙跑到门口看看，屋外没人。他又急急忙忙走进来把门关上，销死，上了锁。站在屋中间，把信从头再看一遍，他感到一场灾难象块大陨石，从无边无际的天上，直直照准他的脑袋飞来了。一下子，好象突如其来发生一场大地震，屋顶、地板，连同他自己都一起坠落下去一样。他还站在屋子中间，却会觉不到自己。
五
他清清楚楚记得那件事。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十多年前，他正在本地大学的历史系读书，他是毕业班，随着一位助教和两个同学到较远的郊县收集近百年中一次农民起义的素材，好补充他毕业论文的内容。
在平静的绿色的乡野间，他们得知学校里正开展热火朝天的鸣放活动，各种不同观点进行着炽烈的辩论。跟着他们到学校的通知，叫他们尽速回校参加鸣放。他们的工作很紧张，一时撂不下，直到学校连来了四封信催促他们，才不得不草草结束手头的工作，返回城市。
下火车的当天，天色已晚，他们先都各自回家看看。
那时，他爸爸早殁了，妈妈还在世，哥哥刚刚结婚一年，家里的气氛挺活跃。
哥哥是个易于激动而非常活跃的青年。长得大个子，脸色通红，头发乌黑，明亮的眼睛富于表情，爱说话和表现自己；说话时声音响亮，两只手还伴随着比比划划，总象在演讲。他在一座化工学院上学时就入了党，毕业后由于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被留校教学。但他似乎不该整天去同黑板、粉笔、试管与烧瓶打交道，而应当做演员才更为适宜。他喜欢打冰球、游泳、唱歌，尤其爱演活剧。他在学时曾是学生剧团的团长，自己还能编些颇有风趣和特色的小剧目，很有点才气。后来做了教师，依然是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和一名特邀演员。化工学院在每次大学生文艺会演中名列前茅，都有他不小的功劳。吴仲义的嫂子名叫韩琪，是本市专业话剧团一名出色的演员，在《钗头风》、《日出》和《雷雨》中都担任主角。她下妆似乎比在台上还美丽。俊俏的脸儿，细嫩的小手，身材娇小玲珑却匀称而丰韵，带着大演员雍容大方的气度，性情中含着一种深厚的温柔，说话的声音好听而动人。她是在观摩一次业余演出时认识哥哥的。当时她坐在台下，被台上这位业余演员的才气感动得掉下眼泪。这滴亮闪闪、透明的泪珠便是一颗纯洁无暇的爱情的种子；这种子真的出芽、长叶、放花、结了甜甜的果实。
这时期的吴仲义，性格上虽比哥哥脆弱些，但一样热情纯朴。好比一株粗壮的橡树和一棵修长的白桦，在生机洋溢的春天里都长满鹅黄嫩绿、生气盈盈的叶子。
更由于他年轻，还是个唇上只有几根软髭的大学生，没离开过妈妈的身旁，未来对于他还是一张想象得无比瑰丽与绚烂的图画。随时随地容易激动和受感动；对一切事物都好奇、敏感、喜欢发问，相信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也相信别人与自己一样坦白，心里的话只有吐尽了才痛快，并以对人诚实而引为自豪……再有，那个时代，人们和整个社会生活，都高抬着昂然向上的步伐呵！
他的妈妈呢？大概中国人差不多都有那样一个好妈妈：贤淑、善良、勤劳，她以孩子们的诚实、正直和幸福为自己的幸福。她只盼着吴仲义将来也有一个象他嫂嫂那样的好媳妇。
吴仲义回到这样一个家庭中来。哥哥为他举办一个小小而丰盛的家庭欢迎会。
大家快乐的笑声在嫂嫂精心烹制的香喷喷的饭菜上飘荡。全家快活地交谈，自然也谈到了当时社会上的鸣放。吴仲义对这些知道得很少，哥哥那张因喝些酒而愈发红了的脸对着他，兴冲冲地说：
“吃过饭，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到了那儿，不用我说，你就全知道了。”
当晚，哥哥领他去到那个地方。
那儿是哥哥常去的地方，是哥哥的一个很要好的小学同学陈乃智的家。经常到那儿去的还有龚云、泰山、何玉霞几个人。大家都是好朋友，共同喜好文学、艺术、哲学，都爱读书。大家在这里组织一个“读书会”，为了可以定期把自己一段时间里读书的心得发表出来，相互启发。这几个青年朋友在气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性格开放，血气方刚，抒发己见时都带着潮水一般涌动的激情。有时因分歧还会争得红了脸颊、脖子和耳朵。不过这决伤害不了彼此之间的情感与友爱。
这当儿，哥儿俩还没进门，就听见门里面一片慷慨激昂的说话声。他俩拉开门，里边的声音大得很呢：哥哥那几个朋友除去泰山，其余都在。大家激动地讨论什么，个个涨红了脸，眼睛闪闪发光，争先恐后的说话声混在一起。显然他们是给社会上从来没有过的滚沸的民主热潮卷进去了。
屋里的人见他俩进来，都非常高兴。何玉霞，一个脸蛋漂亮、活泼快乐的艺术学院的女学生，眼疾口快地叫起来：“欢迎、欢迎！大演员和历史学家全到了！”
并用她一双雪白光洁的小手鼓起掌来，脑袋兴奋地摇动着，两条黑亮亮的短辫在双肩上甩来甩去。陈乃智站起来摆出一个姿势——他微微抬起略显肥大的头，伸出两条稍短的胳臂，用他经常上台朗诵诗歌的嘹亮有力的声音，念出他新近写出的一句诗来：
“朋友们，为了生活更美好，和我们一起唱吧！”
于是，哥俩参加进来，年轻人继续他们炽烈的讨论。龚云认为：“官僚主义若不加制止，将会导致国家机器生锈，僵滞，失去效力，最后坏死。”他说得很冲动。
说话时，由于脑袋震动，总有一绺头发滑到额前来：他一边说，一边不断地急躁地把这绺挡脸的头发推上去。
何玉霞所感兴趣的是文学艺术问题。她喋喋不休、反来复去地议论，却怎么也不能把内心一个尚未成形的结论完完整整又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来。她急得直叫。
哥哥笑着说：
“你不过认为，文学艺术家要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真正感受，以及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不能只做当时政策的宣传喇叭，否则文学艺术就会给糟蹋得不伦不类。
是这个意思吗？小何。“
何玉霞听了，感觉好象自己在爬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怎么也爬不上去，哥哥托一把，就把她轻轻举了上去似的。她叫起来：“对，对，对，你真伟大！要不你一来，我立刻欢迎你呢？！”她在沙发上高兴地往上一窜，身子在厚厚的沙发垫子上弹了两弹。她对大家说：“我就是大吴替我说的这个意思。大家说，我这个观点对不对？可是我们学院有不少人同我辩论，说我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真可气！
现在不少文艺单位的领导，根本不懂文艺，甚至不喜欢文艺，却瞎指挥。我们学院的一个副书记是色盲。五彩缤纷的画在他眼里成了黑白画，他还天天指东指西，喜欢别人听他的。凡是他提过意见的画，都得按照他的意思改。这怎么成？明天，我还要和他们辩辩去！哎，大吴，你明儿到我们学院来看看好吗？“
陈乃智忽说：
“咱们可不能叫历史学家沉默。大吴不见得比小吴高明。研究历史的，看问题比咱们深透得多。”
吴仲义忙举起两条胳膊摇了摇，腼腆地笑着，不肯开口。其实他给他们的热情鼓动着，心里的话象加了热，在里边蹦蹦跳跳，按捺不住，眼看就要从唇缝里蹿出来一样。哥哥在一旁说。
“他刚刚从外边回来，学校里的鸣放一天也没参加，一时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呢！”
“不！”陈乃智拦住哥哥，转过头又摆出一个朗诵时的姿态，神气活现地念出几句诗——大概也是他的新作吧，“你，国家的主人还是奴仆？这样羞羞答答，不敢做又不敢说？主人要拿出主人的气度，还要尽一尽主人之责；那么你就不应该沉默：该说的就要张开嘴说！说！”他念完最后一个字，固定了一个姿势，一手向前伸，身体的重心随之前倾，好象普希金的雕像。灯光把这影子投在墙上，倒很好看。
这番有趣的表演逗得大家大笑不止。何玉霞说：
“陈乃智今天算出风头了，每次上台朗诵，观众反映都没这么热烈过！”
大家笑声暂歇，刚一请吴仲义发表见解，吴仲义就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对国家体制的看法。他认为国家还没有一整套科学、严谨和健全的体制；中间有许多弊病，还有不少封建色彩的东西。这样就会滋生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形成时弊，扼杀民主。那样，国家的权利分到一些人手中就会成为个***势，阶级专政有可能变为个人独裁……。他记得，那天晚上，他引用了许许多多中外历史上的实例，把他的论点证实得精确、有说服力和无可辩驳。他还随手拈来众多的生活现象来说明他所阐述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屋中的人——包括他的哥哥——都对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意想不到的思想的敏锐、深度和惊人之见折服了。吴仲义看着在灯光中和暗影里，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朝他闪耀着钦慕与惊羡的光彩。听着自己在激荡的声调中源源而出的成本大套、条理明晰的道理，心中真是感动极了。特别是何玉霞那美丽而专注的目光，使他还得到一种隐隐的快感。他想不到自己说得这样好。说话有时也靠灵感；往往在激情中，没有准备的话反而会说得出乎意料的好。这是日常深思熟虑而一时迸发出的火花。他边说，边兴奋地想，明天到学校的争鸣会上也要这样演说一番，好叫更多的人听到他的道理，也感受一下更多张脸上心悦诚服的反应……。第二天，他到了学校。学校里象开了锅一般热闹。小礼堂内有许多人在演讲和辩论。走廊和操场上贴满了大字报，还扯了许多根大麻绳，把一些大字报象洗衣房晾晒床单那样，挂了一串串。穿过时，要把这些大字报掀得哗哗响。这些用字和话表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在短时间里，只用一双眼和一对耳朵是应接不暇的。这情景使人激动。
这时，他班上的同学们正在教室内展开辩论。三十多张墨绿色漆面的小桌在教室中间拼成一张方形的大案子。四边围了一圈椅子，坐满了同班同学。大家在争论“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的问题。吴仲义坐在同学们中间，预备把昨晚那一席精彩的话发表出来，但执着两种不同观点的同学吵着、辩着，混成一团。他一时插不进嘴，也容不得他说。他心急却找不到时机。一边又想到自己将要吐出惊人的见解，心里紧张又激动，象有个小锤敲得噔噔响。但他一直没找到机会。几次寻到一点缝隙，刚要开口，就给一声：“我说！”压了过去。还有一次，他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站起身，未等他说出一个字儿，便被身边一个同学按了一下肩膀，把他按得坐了下来。“你忙什么？你刚回来，听听再说！”跟着这同学大声陈述自己对“外行与内行”问题的论断。这同学把领导分做三类，即：内行，外行，半内行。他认为在业务上内行的领导，具备把工作做好的一个重要条件，理所当然应该站在领导岗位上；半内行的领导应当边工作，边进修；外行领导可以调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去，照旧可以做领导工作。因为他对这个行业不内行，不见得对于别的工作也不内行。
但专业性很强的单位的领导必须是内行，否则就要人为地制造麻烦，甚至坏事。……
这个观点立即引起辩论，也遭到反对。学生会主席带头斥责他是在变相地反对党领导一切。于是会场大哗。一直吵到晚饭时间都过了，才不得不散会。
吴仲义没得机会发言，心中怅然若失。他晚间躺在床上，又反复打了几遍腹稿，下决心明天非说不可，否则就用二十张大纸写一篇洋洋大观的文章，贴在当院最醒目的地方。
但转天风云骤变，抓右派的运动突然开始。一大批昨天还是神气飞扬、头脑发热的论坛上的佼佼者，被划定为右派，推上审判台；讲理和辩论的方式被取消了，五彩缤纷的论说变成清一色讨伐者的口号。如同一场仗结束了，只有持枪的士兵和缴了械的俘虏。
哥哥、陈乃智、龚云、何玉霞，由于昨天都把前天晚上那些激情与话语带到了各自的单位，公开发表，一律被定为右派。哥哥被开除党籍，陈乃智和何玉霞被剥夺了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昨天，陈乃智在单位当众阐述了吴仲义关于国家体制的那些观点。可能由于他多年来写的诗很少赢得别人的赞赏，他太想震惊和感动他的听众了，他声明这些见解是自己独立思考的果实。虚荣心害了他，使他的罪证无法推脱。他却挺义气，重压之下，没有暴露出这些思想的出论。哥哥、龚云、何玉霞他们，谁与谁也没再见面，但谁也没提到他们之间的“读书会”和那晚在真挚的情感和思想的篝火前的聚会。因此吴仲义幸免了。
此后，这些人都给放逐到天南地北，看不见了。哥哥被送到挨近北部边疆的一座劳改厂，伐木采石。年老的妈妈在沉重而意外的打击下，积郁成疾，病死了。此后两年，哥哥由于为了老婆孩子的前途，在劳动时付出惊人的辛劳，并在一次扑救森林大火时，烧坏了半张脸，才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由劳改厂留用，成为囚犯中间的一名有公民权的人。嫂嫂便带着两个孩子去找哥哥，宽慰那被抛到寒冷的边陲的一颗孤独的心……
吴仲义还清楚地记得，他送嫂嫂和侄儿们上车那天的情景。嫂嫂穿一件挺旧的蓝布制服外衣，头发挽在后边，用一条带白点儿的蓝手绢扎起来，表情阴郁。自从哥哥出事以来，她受到株连，不再做演员，被调到化妆室去给一些演技上远远低于她的演员勾眉画脸，受尽歧视和冷淡，很快就失去了美丽动人的容颜；额头与眼角添了许多浅细的皱痕。一度，丈夫没收入、婆婆有病、孩子还小，吴家的生活担子全落在她的肩头。一切苦处她都隐忍在心。婆婆死后，她还得照顾生活能力很差的小叔子吴仲义。吴仲义从这个年纪稍长几岁的嫂嫂的身上，常常感受到一种类似于母爱的温厚的感情，但他从没见嫂嫂脸颊上滴过一滴软弱的泪珠。
月台上。嫂嫂站在他面前，一句话没有，脸色很难看。而且一直咬着嘴唇，下巴微微地抖个不停。吴仲义想安慰她两句，她却打个手势不叫他说，似乎心里的话一说，就象打破盛满苦水的坛子，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样，直站到开车的铃声响了，火车鸣笛了，嫂嫂才扭身上了车。这时，吴仲义听到一个轻微而颤抖的声音：
“别忘了，新拆洗好的棉背心在五斗柜里。”
车轮启动了。两个侄儿在车窗口露出因离别而痛哭的小脸，那小脸儿弄得人心酸，但不见嫂嫂探出头来和他告别。他追着火车，赶上几步，从两个侄儿泪水斑斑的娇嫩的小脸中间，看见嫂嫂坐在后边，背朝窗外，双手捂着脸，听不见哭声，只见那块带白点的蓝手绢剧烈地抖颤着。这是吴仲义唯一见到的嫂嫂表露出痛苦的形象，却把她多年来不肯表现在外的内心深处的东西都告诉吴仲义了……
一失足会有怎样的结果？
他害怕曾经那些事。距离灭顶之灾，仅仅差半步。大灾难之中总有幸存者，那就是他。那天在班里的辩论会上，他多么想说话，不知谁帮了他的忙，不给他一点说话的空隙。那些话一旦说出来会招致什么后果，他已经从陈乃智身上看到了。如果他当时说出其中的一句——哪怕是一句，今天也就和哥哥的处境没有两样了。他记得，那天他急急巴巴地从座位站起来，口中的话眼看要变做声音时，一个同学按住他，讲了关于把领导的业务情况分为三种类型的话。这个同学成了他的替死鬼。在一次斗争会上被宣布逮捕，铐走了，不知去处。
生活的重锤没有把他击得粉碎，却叫他变了形。一下子，他变成另一个人：怕事，拘谨，不爱说话，不轻信于人，难得对人说两句知己话，很少发表对人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出风头……久而久之，有意识的会变成无意识的，就如同一个人长期不说话便会变成半个哑巴。他渐渐成了一个缺少主见、过干脆弱的人，没有风趣，甚至缺乏生气。好比一个青青的果子，未待成熟却遇到一阵肃杀而猛烈的狂飙，过早的衰退了。连外貌也是如此。瘦瘦的身子，皱皱巴巴，象一个干面团那样不舒展。
细细的脖子支撑一个小脑袋，有点谢顶；一副白光眼镜则是他身上唯一的闪光之物。
好象一只拔了毛的麻雀，带点可怜巴巴的样子，尤其当他坐在本组同事大块头的赵昌身旁，更是这样。
他在大学毕业后，由于哥哥问题的牵累，给分配到一所中学做历史教师。后来，历史研究所缺乏一名对近代地方农民起义问题有水平的研究员，哥哥又摘了帽子，他才被调到所里来，很快就成了所里人所共知的一名老实怕事的人。
多年来，他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一些好事的同事给他介绍女友。姑娘们喜欢老实的男人，却不喜欢没有主见和朝气、过于软弱的男性。他与一个个姑娘见过面，很快就被对方推辞掉。前不久，经人介绍才算交上一个朋友，在市图书馆做管理员，是个三十五、六岁的老姑娘，模样平平常常，但爱看书，为人老实得近乎有些古板。
他头一遭和一个姑娘见过十几次面儿居然没告吹！而且那姑娘竟对他有些好感。同事们给他出主意，想办法，想促成他的好事。劝他改改性格，他只是吃吃的笑。他改不了，也不想改。因为他顺从生活逻辑而得出的生活哲学，确实保证了他相安无事。在近几年大革命的狂潮中，所里不少人出来闹事，揪领导，成立战斗队，互相角逐、抄家、武斗，没有一个落得好的终结。揪人的自己被掀，抄家的自己反被抄了家，个个自食其果。他呢？在空前混乱时期，他在所里找一间空屋子，天天躲在那里，从唯一未被查封的经典著作里摘录有关近代史各种问题论述的名言。他做对了！人们之间整来整去，谁也整不到他头上。一些人挨了整，冷静下来，才后悔当初不象这个没勇气、没出息的人去做。
但哥哥今天来信告诉他，他并非一个幸运的人。
各地都开始搞运动了，不知哥哥从哪里听说，陈乃智因为一句什么话被人揭发，成为重点审查对象。问题要重新折腾一番。哥哥怕陈乃智经受不住高压，把当初给他定罪的那些话的来由招认出来。那样祸事就要飞到吴仲义头上！
哥哥在信中说，当年陈乃智凭一股义气和对友情的信念，没有供出吴仲义。但事过十多年了，大家都不相见，友情淡薄了，人也变了，谁知他会怎么做？据说龚云划定右派后，他爱人一直跟着他，不曾动摇。然而去年，却在平静而难熬的日子里，在永无出头之日的绝望中，在无止无休的泥泞的道路上，走不下去了，对龚云提出离婚，两人分开了……陈乃智心中还有当年那团火吗？吴仲义心里的火早被扑灭，他不相信遭遇悲惨得难以想象的陈乃智仍象当年一样。……
五十年代飞去的祸事，好似澳洲土著人扔出的打水鸟用的“飞去来器”，转了大大的十多年的一圈，如今又闪闪夺目地朝他的面门飞回来了。
六
初晓微许的淡白的天光，把封闭在窗前的漆黑的夜幕驱走。屋中的家具物件从模模糊糊的影子中渐渐显现出形象。早春的夜分外寒冷，透入肌骨。炉火在头半夜就灭掉了，余温只在炉膛内；楼板下传上来的杨大妈的鼾声，好象鼓风机，给他做了一夜的伴。这鼾声在天亮前的甜睡中，正是最响的时候。
他整整一夜坐在桌前，给哥哥写信。一边写，一边把将要临头的祸事想得千奇百怪。一个个不断地冒出来的估计、揣测、念头，使他否定掉一封封刚刚写好的信。
一会儿，他觉得非把心里的话给哥哥写得明明白白不可；一会儿，又担心这封信落到别人手中惹祸，便改换成隐语。一会儿，他告诉哥哥，如果陈乃智真的把他供出来，他就不承认，他要求哥哥替他证明那些话他没说过；一会儿，他又认为这个办法不牢靠，因为那天在场的还有龚云和何玉霞，这两人之间如有一个人做了旁证，他也推辞不掉。
这样，他弄了满桌废掉了的信纸团儿。
他找不到一个大一些的网眼儿可以钻出去。一时只恨自己十多年前多了那几句嘴！他灰心丧气地告诉哥哥：“我只有听天由命了！”然后，他给嫂子写了这样几句话：“嫂嫂！听哥哥说，你为我已经急得两天没睡好觉。我和哥哥都对不起你。
我真是恨死自己了。但是，说实在的，我和哥哥并不是真的坏蛋。没有党和新中国，我俩恐怕根本上不了大学。我爹就在旧社会的底层受累受病才死的，我们怎么能仇恨党和新社会？也许那些话当初不该说，叫坏人利用了？那只能怪我们太年轻幼稚，过于浮嫩了吧！此外，你也先别太着急。‘陈’并不见得把我说出来，那样做也丝毫不能减轻他的罪过，相反还得加上一个当初包庇了我的罪责。我求你放放宽心！
多年来，你把我当做亲弟弟一样。想到你为我着急、操心、担惊受怕，我反而更不是滋味……“
写到这儿，几滴泪珠从他的镜片后面淌过脸颊，滴滴嗒嗒落在信纸上。
嫂嫂待他真比亲姐姐还要亲。嫂嫂的生活难得很，每次回来探望娘家亲戚，总要设法带来大包大包的东北特产，什么豆子啦、木耳啦、松蘑啦……而且还要抽出三整天时间，帮他把平日里杂乱不堪的房间做一次大扫除，一切规整得有条有理，还要把他的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破衣破袜全补缀好才回去。想到嫂嫂，他此刻更感到身边没有亲人多么孤单，有普天告，无依无靠，无人与他分忧，帮他排解心中的恐惧和不安。事情明摆着，祸事一来，一切完蛋——事业、工作，还有那个新交的女友。前天他曾满怀着幸福的希望向那老姑娘提出做正式朋友。那老姑娘答应今天晚上回答他呢……
六点四十分时，他站起身把桌上的废信纸收拾在一起，连同哥哥的来信塞进炉子里烧掉。在心慌意乱中，将要寄给哥哥的那封信抹上许多浆糊，贴上邮票。然后开始漱洗，吃早点，准备去上班。脑袋里，那些摆脱不开的恐怖感、胡猜乱想和一夜的焦虑所造成的麻木和僵滞的感觉浑浑沌沌搅成一团。他糊里糊涂地端着脸盆在屋里转来转去，一忽儿放在桌上，一忽儿又放回脸盆架上；并且竟用干手巾去擦肥皂，将嗽口缸里的热水当茶水喝，一块馒头只吃了几口就莫名其妙地放在衣袋里。
随后他把随身要带的东西塞进口袋去上班。他站在走廊上时还按了按硬邦邦的上衣小口袋，怕忘记带那封信。
他上了街，到了第二个路口，便直朝着立在道旁的一个深绿色圆柱形的邮筒走去。在距离邮筒只差三步远的地方，他前后左右地看看有没有人注意他。这条道很窄，离大街又远，即便上下班时人也很少。他只瞧见一个穿绿色军服式的上衣、胸前别着很大一枚像章的小男孩，在他走过来的不远的地方玩耍。迎面三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个老妈妈手里提一个大菜篮子慢慢走来，眼睛没瞧他。再有，就是几个上班的人骑车匆匆而过。在马路中央，几只鸡互相追逐着，来来回回地跑；一只大白公鸡叼着虫子似的东西晃晃悠悠地很神气地跑在前面，一边咕咕叫……他放心地从上衣小口袋取出那东西，塞向邮筒。当那件东西快要投进邮筒的插口时，他的手陡然停住，他发现将投人邮简内的是一个红色的小硬本，原来是他的工作证，险些扔了进去。真若扔进去，怎么向邮局的工作人员解释呢？他微微出点冷汗，伸手再去掏信，可是上衣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了。他不禁诧异地一怔，两只手几乎同时紧紧抓住上衣的两个大口袋，但抓在他手里的仅仅是两片软软的口袋布。随后他搜遍全身，所有口袋都翻过来了，里面的纸条、粮票、硬币、钥匙全都掉在地上，叮叮当当地响。还有刚才揣在口袋里的那块啃了几口的馒头，滚到马路上去。但那封信没了！
不翼而飞了！
他从整个内脏里发出一声惊叫：“哎哟！”然后一动不动地呆住了。上衣小口袋象狗舌头似的耷拉在外，几枚铝质的硬币在足旁闪亮；如果他的眼睛再睁大些，那对灰色的小眼珠恐怕就要掉出来了；半张着的嘴，好似一个半圆形的小洞。
迎面而来的那个提菜篮的老妈妈已走到他跟前，瞧见他这副怪模样，停住脚步，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他也不曾发觉。
七
从七点十五分到七点四十五分，他在由家门口到邮筒这段路上来回跑了两趟，也没有找到丢失的信。他还在楼里的楼梯和走廊上仔细找过，惊动了楼下的邻居杨大妈。“吴同志，您在找什么？”
“一封信。信！您瞧见了吗？”
“信？怎么没瞧见？！”
“在哪儿？”他惊喜得心儿在胸膛里直蹦。
“您昨儿下班时，我不交给您了吗？您弄丢了吗？”杨大妈问。
“噢……”他的心又噗噔一下沉落下来，嗫嚅着说：“不是那封。是另一封不见了！”
他沮丧地回到自己屋中。屋里没有那封信。桌上只有少半本信笺，墨水瓶开着盖儿。一点点淡淡的丝一样的烟缕，从没有益严的炉盖旁边的缝隙处钻出来。这是他早晨烧那些废信纸的残烟。恍惚间，他突然想到，是不是早晨烧废信纸时，把那封信也糊里糊涂地烧掉了？跟着他又否定了这种乐观的假设。他清楚地记得，临上班时是把那封信怎样从桌上拿起来放进上衣口袋里的，而且他站在走廊上，还用手按过口袋，当时摸到信的感觉直到现在还保留在手指头上。没有疑问，信丢了，叫人抬去了。可能被谁拾去了呢？于是他想到那个蹲在道边玩耍的穿绿褂子的小男孩儿。
“多半是他！那时路上没别人。”
他认准是那小男孩，就跑出去，找到刚才那小孩玩耍的地方，却不见那孩子。
他想那孩子可能就住在附近哪一个门里，于是他站在道边的树旁等候着。他看看表，八点钟了，已是上班时刻，昨天赵昌通知今天任何人不准请假或迟到。但那一切都不如眼前的事情更重要。他大约站了十多分钟，还算幸运，忽从身旁一扇门里走出一个斜背着绿书包的小男孩，他从这小男孩胸前别着的一枚特大的像章，立即辨认出就是刚才那孩子，他一步跨上去，就象一个藏在树后拦路抢劫的匪徒，一把抓住小男孩的胳膊。
“你说，你看见那封信了吗？”
小男孩吃惊地看着他白晃晃、由于过分紧张和冲动而显得任可怕的一张脸。突然哇地一声哭了。
“别哭，我的信在哪儿？”他扯着小男孩的胳膊说。
这时，隔墙的院子里传出女人的叫声：“小庆、小庆，怎么啦？”跟着跑出一个矮身材、黄脸儿的女人，腰上系一条蓝条格的小围裙，两只手水淋淋的，看样子是小男孩的妈妈。这女人见有人抓她的孩子，便生气地冲着吴仲义问；
“你这是干什么？”
小男孩见到妈妈，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吴仲义放开小男孩，发窘地解释道：
“我，我丢了一封信。刚才这孩子在这儿玩，我问他看见没有……”
小男孩儿哭着说：“他抓我，抓得好疼……”他对妈妈还有点撒娇。
女人不满意地对吴仲义说：“你问他好了，干什么抓他？他又没惹你！”然后转过头问小男孩：“小庆，你瞧见他的信了吗？”
“没有。我什么也没瞧见。他抓我……”
小男孩只是委委屈屈地哭着。没瞧见他的信。吴仲义只好道歉说：“那对不住了，对不住了！”随即匆匆忙忙转过身走了。样子显得很狼狈。耳朵还听着身后孩子的哭声和那女人一边劝孩子，一边怒骂他的话：
“丢一封信算什么？值得这样？这么回，欺侮一个小孩子，真没见过！我看你离倒霉不远了！”
他听着，跟着这声音从耳边消失，脑袋嗡一声响起来。他意识到，那封信叫不知名姓的路人拾去了。要命的是，他为了不叫哥哥那里的人知道是一封私信，而用了印有单位名称的公事信封。信封上又没署上他的姓名地址。抬到信的人肯定很快地就会把信送到他的单位，这等于他把自己送入虎口。
八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吴仲义一进单位大门，就见迎面墙壁上贴着这样一条大标语。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标语纸上有刚刷过浆糊的湿痕，字迹还汪着黑亮亮、未干的墨汁。白纸黑字，赫然人目，好象是针对他写的。
今天单位里分外静，气氛异常。院子里没人，走廊上也没人，各个房间的门都关着。他推开自己工作室的门，里面静无一人。阳光从四扇宽大的窗子照进来，使几张办公桌上的大玻璃板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机关单位已过了熄火的日子。早晨没有炉火和暖气的空屋子，浮着一些寒气。他见自己的桌上有一个小字条，上边写着——
仲义：从今天起，咱组与近代史组合并一起搞运动，人都到那边去了。你见条也快去吧：赵昌匆匆
他赶紧到近代史组。这间房子比他的工作室大一倍。但见他同组的秦泉和张鼎臣与近代史组男男女女四五个人混在一处；张鼎臣换了一件破旧而洗得发白的蓝布褂。不知是何原因，每次运动一来，他立刻换上这件衣服。人家都称他这件破褂子叫“运动衣”。此时，大家忙着写什么。屋内只有五张桌子，人多了一倍，显得拥挤，却没有声音，各干各的。大家见他进来都没打招呼，只有秦泉偏过半张瘦长而黯淡的脸，对他点了点下巴，也未出声。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可思议了。乎日的友情变得不可靠了。友情好似一种水分，被蒸发掉，只剩下干巴巴的利害关系，而且毫无掩饰地突现在外。
吴仲义见老秦正在用他擅长的楷体字写大字报。标题字有拳头大小，叫做“欢迎对我狠揭狠批”。下边的字和火柴盒一般大，写得工工整整，行距整齐。以往运动乍到，他都写这么一份，但丝毫拦不住对他批判斗争的凶猛扑来的浪潮。其他人手里都拿着一种十大开表格似的纸张。有的在埋头填写什么；有的笔尖对着纸面呆呆发楞，也有的见他进来，用手把写在纸上的字挡住。他不去看，因为此时此刻总去注意别人写什么的人，就象自己心里有鬼似的。
门轴咔嚓一响，走进一个瘦高个儿，中年人，带一副黑色窄边方框的眼镜，镀金的钢笔卡子在平整整的制服上熠熠问亮。在大学校、研究单位和机关里都有这样的文职于部。一看即知是个能干、谨严和在各方面都富有经验的人；虽然他略显严肃和矜持，却因为人正派、办事规矩，在群众中很有些威信。他叫崔景春，是近代史组组长。他平时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人缘好却谁也接近不得。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别人对他更深一层的内心的东西很不容易得知。“你来迟了。怎么，你不舒服吗？”崔景春发现吴仲义脸色有点异常，故问。“不，不，我挺好……”
吴仲义忙说。可是他跟着又说，“我有点头晕，可能昨晚中点煤气……不过现在好了。”
他平时不说瞎话。此时一说，再加上心慌，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崔景春马上意识到对方表现异常的原因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吴仲义在每次运动中都无此表现，这是为什么呢？崔景春心里浮出一个小小的浅浅的问号。此种时刻，人们都变得极其敏感；连最麻木的人，神经都通了电；感觉的触角探在外边。崔景春把这个问号记在心里，表面不动声色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地方史组与我们组合并一起活动。所里成立了运动工作组；政工组老贾是组长。你们组的组长赵昌调到工作组去工作。咱们这个大组的运动暂时由我负责。这个——给你。”他说着，回手从桌上拿了一叠纸递给吴仲义，“你写好，都交给我！”然后转过身对秦泉用一种完全公事化、一本正经的腔调说：“老秦，你随我到工作组去一趟。他们找你。”
“好！”秦泉答应一声。显然，工作组找他没有好事。但他比较老练，并不惊慌，从容地把手中墨笔套上竹管的笔套，又把没有写完的大字报折成三折，用墨盒压好，然后拿起桌上的茶杯，将不多的一点热水“咕噔”咽下去，声音分外响，好象吞下一块鹅卵石。他撂下杯子就随崔景春走出去了。
这种气氛对吴仲义来说，形成一种压力。他坐在秦泉走后的空座位上，看着崔景春交给他的那几张纸，原来是两种油印的表格。一种是“检举揭发信”，上边印着“检举人”、“被检举人”和“检举有功，包庇有罪”的字样；另一种是“坦白自首书”，印着“坦白自首人”和“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字样。尤其是这空白的“坦白自首书”对他有种逼迫感。
他一双眼盯着窗外的一株柳树。返青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着它淡绿色的生机，却没有给他任何动心的感受。他脑子象马达那样飞快旋转着。他把那封遗失的信所能引起的后果想象得毛骨悚然，就象一个胆小的孩子，坐在那里，想出许多可怕的情节吓唬自己。这时，他的虚构能力抵得上大仲马。可是他忽又想到，刚才找信时，家里书桌最下边的抽屉底下的空处没有找过。往往抽屉里的东西太满，一拉抽屉，放在上边的东西最容易从后边掉下去。早晨他慌慌张张收拾桌上的东西时，很有可能把那封信塞进抽屉里去，再一拉抽屉就掉下去了。他便将早晨那封信带在身上的印象，归于人紧张时常有的错觉。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把书桌翻过来看看。他坐不住，甚至想装急病好回家一趟。
他使自己轻松了五分钟的光景，很快又觉得这些想法都是不牢靠的自寻安慰的假设。于是，他早晨站在自己家中的走廊上用手按了按上衣口袋内那封信的感觉，又执拗、清晰、不可否定地出现在手指上。信明明丢掉了。只有盼望拾到信的人好心肠，把信替他丢进邮筒里。但如果是另一种人呢？拆开看了，发现了他的秘密，拿这封信立功和牟取政治资本，那么他的一切就都不可挽回了。这时，他眼前出现一个可怕的画面：工作组长贾大真从一个告密者手中接过信，现在正拆开看呢
这当儿，有人叩门。他心里一惊。屋内一个同事说：
“进来！”
门被推开一条缝，伸进一张陌生的又宽又长的脸，吊稍小眼，扁扁的大嘴，象一张河马的脸，用一口四川腔问：
“这是办公室吗？我有事。”
“这儿在搞运动。你有事到后楼二楼革委会。要是外调就到后楼的三楼。工作组在那儿：”那同事淡淡地说。此时人人都不爱管闲事。
吴仲义的座位正对着门。他忽然发现这张河马样的大脸下边，隐约可见一只手捏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他的心顿时提到喉咙处。是不是送信的人来了？
那人已把门带上，走去了。
吴仲义猛地站起身。哐嘟一声差点儿把椅子碰翻，他过去抓开门，跑上走廊。
这一连串动作十分迅疾，仿佛救人去似的。使同屋的人都莫名其妙。他在走廊尽头的小门口追上那人。
“你找谁？”
“找你们所里的领导。”
“你，你手里拿的是不是信？”
“是信。！，
“是不是在路上捡到的。”他急渴渴地问。
“捡到的？”那人一双吊梢的眼睛几乎立了起来，惊奇地打量着这个举动、言语和表情都象是有些失常的人，含着温怒反问道：“怎么是捡的呢？我是重庆博物馆来联系业务的。这是我单位开的介绍信，难道是假的。看，这是公章。我身上还带着工作证。”那人板着大脸，打开手里的那个白色的东西，果然是封介绍信。上边还盖着圆形和红色的单位图章呢！
吴仲义松了一口气，但这误会的确闹得人家挺不合适。他给一种尴尬的表情扯得嘴角直扭动。只好向人家道歉，却无法解释明白。
那人嘟囔一句什么“岂有此理”之类的话，脸上带着明显的不满走了。吴仲义转身往回走，只见赵昌迎面走来。赵昌胖胖的脸上带着笑，走到他跟前就说：
“老弟，听说你在写检举信。写好了可得给我看看哟！”
“什么？检举？检举什么？”他给赵昌的话弄得糊里糊涂。不明自赵昌为什么对他说这样的话。
“检举我呀！瞧你，干什么眼险得这么吓人。我跟你开玩笑呢！再说，你写了检举信也不会交给我。你得交给崔景春，不过最后还得到我手里。……哎，老弟，你可别拿我的笑话当真。咱俩互相心里最有底儿。谁也没问题，对吧？！”说着，赵昌亲热地拍了吴仲义一巴掌说：“有事找我，我在后楼三楼的工作组里。哎，早晨你怎么迟到了呢？我没见到你，在你办公桌上留张条，瞧见了吧！”然后不等吴仲义说什么就走了。
吴仲义站在这里，浑身感到一阵莫名的舒服。既然赵昌对他这样亲热，不是等于告诉他工作组还没有见到那封信吗？在事情没有落得最坏的结局之前，一切都是大有希望的。此刻，他不愿意去想刚刚发生的那件事——不愿意再想那封信了。他要象淋热水澡一样，长久地沉浸在刚刚赵昌对他的这种亲热里，永远不清醒地面对现实。他与赵昌是要好的朋友，赵昌的又软又胖的手常常亲热地拍一下他瘦削的肩头，但他从来没感到现在赵昌拍他一下有这样珍贵。
可是，赵昌刚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他此生此世都不会明白。
九
心与心，有时能象雨滴水珠那样一碰就溶成一个；有时却象星球之间距离那样遥远。从这个星球向那个星球上遥望，那里云包雾裹，玄奥莫测，是一个很难解开的谜团……
谁能知道，赵昌在役有发现吴仲义的秘密之前，竟是害怕吴仲义的？
他原是公用局业务科的一个办事员。喜欢地方的风物、历史、遗迹、习俗和掌故。业余有点时间就去访问遗老，搜奇寻异；并注意收集有关地方史方面的零零星星的材料，绝版小书，以及有价值的能对某一史实或事件作为佐证的物件；如本地名人的书信、农民运动中散发过的揭帖、民间年画、城砖庙瓦、大量的旧照片等等。
往往一个专家开头的一步并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全凭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学识渊博的学者不见得就是专家，对于专家来说“精”比“博”更为重要。赵昌对地方风物的兴趣，并没有停止在单纯的爱好或收藏家那样的嗜好上。他还致力于研究与发掘，并常在报刊上发表些小文章，来公布他的研究成果。地方史的研究一直是冷门。
一般历史学家因其内容偏狭而不屑去做；而他们一旦需要这方面的史料或知识，还得求教赵昌这样的地方通。渐渐他就成了一名业余专家，有些小名气。五八年后，所里为了加强地方史研究而专门成立了一个组，就把他调进来；前后调人的还有张鼎臣。秦泉是所里的元老之一，五七年划为右派，摘掉帽子后也调到这个组工作。
最后一个是吴仲义。
吴仲义进所不久就与赵昌成为相好。
人之间，好比锁和钥匙，只要合适，一拨即开。赵昌性情随和，没有是非，很好相处。他热衷于自己的工作，对别人很少有意见，这些都和吴仲义合得来。
他外表胖胖的，肌肉松软，全身的轮廓和线条都是圆的；和他的性格、说的话一样，没有一点棱角；弯弯的小眼睛总带着和蔼和亲切的笑。将近五十岁的人。在过光中脸上还有一层软软发亮和战样的汗毛。他给人的全部感觉，颇象只温驯的猫儿。有人认为他圆滑，有人认为他平和，不过他从不招惹人、干涉人，工作热情又高，怎能说他不好？
在吴仲义没调进来时，地方史组的三个人归属近代史组，由崔景春代管。业务上由赵昌负责，但没有明确职务。吴仲义调入后，地方史组就从近代史组分出来，独立了。所里委派吴仲义做“临时组长”。因为吴仲义大学毕业，又是个老团员；赵昌和张鼎臣、秦泉三人都是白丁，没有一点政治头衔。之所以叫吴仲义做“临时组长”，根由还在于哥哥的污点，不过一时没有更适当的组长人选罢了。
赵昌对这个新人来做组长，从未表露出一点妒嫉。反而，他很钦佩吴仲义扎实的学识、埋头钻研的毅力、对工作的热诚，以及录音带一般非凡的记忆力。他本人的知识带点“业余”色彩，庞杂而不够严谨，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因此他总是谦恭又实心实意地向吴仲义请教。
吴仲义的能力只表现在专业研究方面。生活上是个糊涂虫，一点也不会料理和照顾自己。他对历史上的朝代年号倒背如流，生活上却丢三忘四，饮食起居和房间的一切都七颠八倒。一个人的精神总在别一个天地里，必然常常忘记身边的生活。
他那些雨伞、钢笔、手绢、围巾和口罩，不知丢了多少次，买了多少次。由于常丢门钥匙，门锁一撬再撬，连门框都撬得满是洞眼和硬伤。
他一个人，工资够用，但过得挺拮据。衣服又脏又破，弄得人家总认为他装穷，他却很少舒舒服服吃过一顿饭。赵昌在这方面比他强得多，便主动帮助和照顾他；每年入冬，他家里的炉子烟囱都是赵昌替他装上的。吴仲义在人事上特别无能，每逢遇到一些不好处理的事，都是赵昌帮他想办法，排难解纷，处理得稳妥又无后患。
渐渐地，他对赵昌的信任中产生一种依赖性，事事都和赵昌商量。当他含着感激温情的目光望着赵昌那张可亲的胖脸时，赵昌便笑道：
“等你娶了老婆，就用不着朋友了！。
他摇头。他多年来谨小慎微，没有朋友。但在同赵昌的长期交往中，认定了这个人是诚实可靠的。他想：“我就要这个朋友啦！”他不相信这样好的朋友会有疏远的一天。
六十年代的大革命来了。不仅改变了有形的一切，也改变了无形的一切。诸如人的思想、习惯、道德、信念，以及人和人之间固有的关系。运动初期，人们炮轰各层领导时，赵昌居然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身为组长，在组内搞业务挂帅、业务第一、白专道路”云云，还举了一些例子。这事出乎吴仲义的意料，他想不明白赵昌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而且，这是所里第一张点了他的名字的大字报。这么一带头，又有张鼎臣和明史组的两个人朝他轰了几炮。他曾为此害怕、担心、失眠。
幸好他平时谨慎，没有更多把柄叫人抓住，供人发挥。闹了一小阵子就很快过去了。
过后，他对此事并不在意。他是个与世无争、不会报复的人，没有强烈的爱和恨，也不会记仇。但赵昌的行为确确实实成了他俩之间一层隔膜。关系慢慢疏淡了。
此后，两派打起来。赵昌参加了贾大真为首的一派，是一个中坚分子。据对立一派说赵昌是他那派的谋士，曾被提起来捆进麻袋里挨过一顿毒打。吴仲义身在局外，冷眼旁观，他不理解赵昌哪来如此狂热的情绪。赵昌还找过他，拉他加人那派组织。他婉言谢绝，头一次没有按照赵昌的主意去做。两人的关系更加淡漠。很长一段时间里，赵昌没去过他家。
后来，两派联合了，工作恢复了。赵昌的一派是战胜者，在新搭成的领导班子里占优势。所里的所有职权差不多都给这一派把持住。贾大真做了政工组长。赵昌被任命为地方史组的组长。原组长吴仲义虽没有被公开免职，实际上被稀里糊涂地废黜了。有人对吴仲义说，赵昌早就想谋取他组长的职务。他不相信，也不以为然。
只要自己平安无事，怎么办都行。他叫这两年人与人之间残酷无情的搏斗吓坏了，恨不得藏到什么地方去才好。因此他一点也不妒恨赵昌，正象当年他做临时组长时，赵昌也不嫉妒他一样。
赵昌被任命为组长的当天晚上，忽来叩吴仲义家中的门。他长时间没来，但这次来仍象往常一样，神态自然，胖脸上依旧闪着亲切的笑意，进门就朝吴仲义的肩头热热乎乎地拍了一巴掌，笑吟吟地说：
“咱哥俩二年多没坐在一起喝喝了。都怪我瞎忙。从今儿起又该常来了！”
这三两句话，把两年来没有明朗化的不愉快的几页全翻过去了，好似他们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这自然很好。赵昌带来小半瓶白酒，几包油烘烘的酱菜，于是两人收拾一下桌面上的杂物，摆上菜，斟好酒，面对面坐下端起酒盅“当”地一碰。
关系仿佛又回到他俩亲密无间的那个时期。吴仲义反而有些尴尬，竟好象他俩疏淡一阵子的责任都在自己身上似的。
吴仲义不会喝酒，半盅下肚就昏昏沉沉。不一会儿再挪动一下自己的脚，就象挪动别人的脚一样。对面赵昌的脸变得不清晰了。在灯光里，象一个活动着鼻子眼睛嘴巴的毛茸茸的白色大球儿。他笑嘻嘻看着虚幻中赵昌的脸，不说话；他属于那种喝多了酒不爱说话的人。
赵昌的酒量略大，但喝多了，也有些醉意，耳鸣脸热，头脑发胀。他的表现恰恰与吴仲义相反，酒劲上来之后，哇里哇啦说个不停。他觉得对方的脑袋一个劲儿地东摇西摆，但不知是吴仲义摇晃，还是自己摇晃。
酒常常会打昏心扉的卫士，把里边真实的货色放出来。赵昌感到心里象烧开水那样滚沸，控制不住了，日常的约束力消失了，他有种放纵的欲望，想哭、想喊，止不住要将心里的话全都泼洒出来。他把嘴里一块啃得差不多的鸡脖子“噗”地吐在桌上，咧开嘴说：
“老弟，我当初给你贴过大字报，现在又当了组长，顶了你，你对我有看法吧！”
“没有！没有！”酒意醺醺的吴仲义摇着双手说。“不！你对我不诚实。这可不够朋友！我赵昌不愿意当这个组长，七品小官儿，只有受累、得罪人，没什么好处。他们非叫我当不可。我实告诉你，他们因为你哥哥曾是右派，不肯用你！你不当这个组长并不是坏事。你还看不明白，今后象你这样家庭有问题的，别想再受重视，只有老实躲在一边干活吃饭。至于我运动初期给你贴大字报，我——”赵昌忽把酒盅往桌上一扔，涨红的胖脸非常冲动，一双小眼居然包满泪水，给灯光映得亮晶晶的，颤颤巍巍的，仿佛就要掉落下来。他面对吴仲义，嘴唇抖索地说：“我承认，我有私心，对不住你！我对你实话实说，当时我听了一个恍信儿说，你家里有问题，你又一向只钻业务，郝主任他……我都告诉你吧！那时他怕群众轰他。想把矛头转向下边。据说领导正布置收集你的材料，要整整你。我平时跟你的关系无人不知，怕被你牵连上，就给你来张大字报——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把它全掏给你了！
你要是因为这些恨我就恨吧！你恨得有理由，我心甘情愿叫你恨！“
吴仲义给酒精刺激得浑身发烧。他听了这些话又吃惊又害怕，同时又受不了别人向自己道歉、谢罪、讨饶、请求宽恕。竟如同受宠若惊那样，眼边晶晶莹莹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他一手抓起面前的酒盅，举起来，带着少有的热烈劲儿说。
“过去的事，叫它过去吧！我……我们干一杯！”
赵昌听了，冲动中胡乱抓起酒盅，斟上酒，两人一饮而尽。酒醉的程度各自升了一级。心中的门儿彻底敞开。
赵昌掉着泪说：
“老弟，你这样宽宏大量，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你相信我吧！今后我赵昌保证对得起你，你只要别把我当成那种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的人就成！我再告诉你……
这两年我算把什么事都看透了。运动开始时我还挺冲动。干呀，斗呀，死命的打呀，互相跟仇人一样。现在想起来挺可笑，自己这么大人，怎么跟孩子打群架一样，着了魔啦，整天不回家，白天晚上在总部里干，谁劝也不听。从小斯斯文文，没打过架，长大可好，脑袋叫人打得和大冬瓜似的……现在两派又联合了。握手言和。细想起来，谁又跟谁有仇？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整来整去没一个好的。谁又落得好处？咱们纯粹是些棋子儿。人家把咱往棋盘上一摆，咱就打。用不着了，往盆里一收。越想越没劲！“
此时，在吴仲义的眼里，赵昌的面孔已经模糊一团：说的话也听不太清。但他几乎凭着一种本能，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的警觉，感到赵昌的话里仿佛有种犯忌的危险的因素。他一边摇头——摇头的幅度很大；一边象咬着舌头儿，吐字不清地说：
“你得注意，不要乱说。否则会使你一辈子爬不起来……”
赵昌叫酒精淹没的脑袋里还残留着一小块清醒的陆地。他听了吴仲义的话，不知为什么，竟象过了电一样，浑身一惊，纠缠着他的酒性顿时消失净尽。他睁圆的一对发红的小眼，直视着坐在对面的吴仲义。吴仲义还在摇头，连肩膀都跟着左右摇摆，好象在风浪中颠簸的船上，嘴里还在含糊不清祖说，
“不好，不好。你这些话反，反……”
“反动吗？我，我刚才说了什么？”赵昌问。
吴仲义忽然摇摆得失去了重心，向左边一歪，靠在椅背上。多亏椅子上的扶手拦住他，险些栽倒。他彻底被酒击败，无论赵昌怎样问他，他也回答不了。
赵昌扶他上床去睡多自己快快回家。一路上，他后悔自己酒后失言。他恨酒，更恨自己。但此后他与吴仲义在一起时，吴仲义从没提到那次酒中的谈话。他也不提，不解释；如果那天吴仲义醉酸酶的，根本没听清那些话，他一提反而等于把一条模糊的线条描得清晰和突出了。再说，在平时这些话并不太可怕，尤其象吴仲义这样一个不爱惹事的人，与他的关系又不错，不会主动去揭发和告密。现在在运动中就不同了。这些话会使他身败名裂。而且，自己的短处在人家手中就不能不防，不管是谁。因此他必须随时留神吴仲义的举动，悄悄地筑起一道无形的警戒线。
吴仲义哪里会知道赵昌这些想法呢？他现在自顾不暇。更何况他那天被酒冲昏了脑袋，过后就把赵昌的话忘得干干净净。
十
当晚，吴仲义站在河边。从河面吹来的柔和的微风，扑在他的脸上；在晚风的凉意里，含着一种清新有力，撩动人心的早春的气息。月光在宽展的河心给波浪摇成一片钢碎和闪闪烁烁的银蓝色的光点。这美丽而发光的何映衬着他、何边的栏杆和一些小树，成为黑色的如画一般的剪影。高高的柏树在远远近近沙沙作响，帮助躲藏在暗影中的一对对情人掩盖避人的私语…… 这时，在岸边月色明亮的地方，走过来一个瘦弱的姑娘，缓缓地，带点羞涩的劲儿，生活把这珍贵和美好的东西给他送来。这样迷人的月夜，犹如给栅搬走来的姑娘伴奏着一曲甜美的琴音。，但这一切与他都似乎无关了。
下班后，他赶紧跑回家，心里怀着希望，把书桌的抽屉一个个拉下来二直到露出抽屉下边那块黑暗的空间，他去掏，但只掏出来一张旧照片，一个小笔记本的塑料皮，几个书钉和两页没用的论文草稿。依然没有那封信……最后一个转危为安的可能也失去了。他带着空茫、绝望和乱糟糟的心情，依照上次与那姑娘的约会来到这里。
几天前，他有一个甜蜜的计划。他要和这姑娘结婚，成立家庭。前两年他还抱着一点独身主义的想法，自从去年年底认识了这个姑娘，他的想法就完全改变了。
这个姑娘懂事、内在、规矩而不精明，生活能力并不强，比不得嫂嫂，但老实又诚实，稳稳当当，他却偏巧喜欢这种姑娘。可能是怕在一个爽利能干的姑娘身旁会成为受气包儿。他盼望未来的生活能出现这样的画面：在炉火熔熔的小屋里，点一盏台灯，自己伏案研究一项未完成的课题；身边满是书。那姑娘带着妻子的贤淑的微笑，把一杯刚沏好的热茶放在他的面前——他想得就是这样简单。他希望有一个理解他的人，心甘情愿地挑起生活的担子，使他能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
他也盼望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夫妻的恩爱，盼望有个运人的孩子，使他这过于清静和寂寞的房间生气盎然起来。这样，远在天边的兑嫂也会放心和高兴。但是如果那封信找不到，这一切便要搁浅在幻想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这姑娘名叫李玉敏。现在站到了他的面前，拾起一双大而长、并不年轻的眼睛，却闪着年轻人初恋时那种颤动的目光。这种目光在任何一双眼睛里也会相当动人。
跟着李玉敏垂下眼皮。她的心“怦怦”地跳。另一颗心却是麻木的。
两人都在沉默，但不是一种沉默。
李玉敏不敢再抬起眼看他。幸亏没有看他，否则吴仲义脸上痴呆呆、毫无感触的表情，准会使姑娘生疑。一
他俩走了几步，靠在栏杆上。两人心中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境界。
李玉敏从口袋掏出一件东西悄悄给他，没说话。
“什么？”吴仲义问。
“信。”李玉敏轻声说。
“信？”他给“信”这个字搞得一惊。一瞬间，他脑袋里非常混乱，竟然想自己丢掉的那封信怎么到了她这里。“谁的？我的吗？快给我！”
上次他们见面，吴仲义提出要同她做正式朋友，她答应回去考虑。这封信正是要告诉吴仲义——她接受了他的要求。而且这也是老姑娘第一次向一个男人表露真情。
此刻见吴仲义向她要信的神气如此冲动，误以为是对方进发出来的热烈的激情。她又欢喜又羞涩。羞答答把信塞在他的手中，扭过头眼望着河面上眩目的月光。悄言道。
“你要我回答的话，都写在这里边。”
“什么？不是，不是……噢，是你的信：”
吴仲义好象从梦中清醒过来。原来不是他迫切要找到的那封信！小小的一阵空喜欢，连声音都透出失望。
“怎么？”
“噢，没什么，没什么，那好，那好。”他说。把这信揣进口袋，好象揣一条手绢。
李玉敏给他的表现弄得又诧异又气忿。恋爱时的姑娘是敏感的。自尊心象玻璃器皿那样碰不得。此时受了莫名其妙的挫伤，脸上幸福的光彩顿时消失，松弛的皮肤垂下来，在夜的暗影里显出老姑娘本来的容貌。
李玉敏离开栏杆向前走。吴仲义也离开栏杆，下意识地跟着她。
吴仲义一点也没感觉到对方的变化。他的心情坏得很，脑袋里充满了那件惴惴不安的事，一句话没有，走在身边的李玉敏好似一个陌生的路人。他伴随她不知不觉走到一个路口，忽听李玉敏说：
“你把那东西给我！”
“什么？”
“信！刚刚给你的那封信！”
吴仲义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未等明白李玉敏的意图，就被对方一把拿过去。
“我回去了：”李玉敏说。
“我送你。”
“不用！”她的口气坚决，又非常冷淡，并意味着对方再来要求也会遭到拒绝。
这时，吴仲义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使李玉敏发生了误解。他见李玉敏气哼哼的，担心把李玉敏惹翻。忙说：
“我，我今儿不大舒服，你千万别介意。这信留给我行吗？”
站在路灯下的李玉敏，脸上现出一丝很难看的冷笑，她冷冰冰地说：“不用了，我看得出你改变了想法，并不真想看这封信！”说完，把那信往衣兜里一揣，转身就走了。
他呆立着，眼瞅着她走出十多步而不知所措，最后才勉强地叫道：
“我明后天去看你！”
她没理他。走去的步子很急，很快地消失了。
吴仲义往回走，心情烦乱而沮丧。他想：信、信、信！介绍信，情书，都是信。
世界上每天来来往往有成千上万封信，无穷无尽的信，就是没有他要的那封信：他恍惚觉得那封丢失的信将带来的祸事已经露出头儿来，只有乖乖地等候它到来。
十一
运动开展的头一天里，全所只收上来十多份检举信。其中一份材料，揭发了办公室的一个姓陈的老办事员在早晨上班前“请示”的仪式中，两次拿倒了语录本——只有这份材料还有些文章可做。其余大多是鸡毛蒜皮。于是工作组下一道命令，自今日每人每天必须交一份以上的检举揭发信，否则下班不准走。
今天屋里显得松开一些。近代史组一个叫朱兰的女同志又被调到工作组去搞外调。秦泉不见了。据说所里成立一个监改组，已经把秦泉这样几个老牌的有问题的人收进去，做检查交待，晚上不准回家。秦泉那张叠成三折的《欢迎对我狠揭狠批》的大字报还在桌上，压着墨盒，好象遗物。
吴仲义坐在那里，仿佛在等候工作组派人来召唤他，告诉他那封信已被拾到的人送来。于是他就乖乖地全盘承认，挨一顿狠斗，被掀到监改组去和秦泉做伴。
他瞧着摆在面前的检举揭发信，不好不写，又没什么可写，真正体会到“如坐针毡”是什么滋味。尖尖的屁股坐累了，在椅面上挪来挪去。不单是他，别人也是这样。
时间，就这样从每个人身上匆匆又空空地艰难地虚度过去。
崔景春走进来。屋里的人都眼盯着自己手里的揭发信，装做思考的样子。这时张鼎臣站起来，手拿着两张纸凑上前，交给了崔景春。样子卑恭，并小声嗫嚅着说：
“这是我一份申请材料。要求领导每月在我的工资里扣去十块钱，补还我十年中所支取的定息。这是剥削的钱，不该拿，我主动交回……还有这份，揭发我叔叔。
解放前我叔叔开米铺时，曾往米里边掺过不少白砂子，欺骗劳动人民。详细情况都写在这上边了。“
崔景春听了，脸上毫无表情。问道：
“你叔叔现在哪儿？”
“死了。五九年死的。”
“死了你也要揭发？”崔景春说着，严肃而平板板的脸上露出一点鄙夷的神气，随后拿着这两张纸走了。
张鼎臣回到座位上，两眼直怔怔，嚼味着崔景春这两句话的意思。
吴仲义想在自己手中的检举信上写点什么好交差，但他脑袋里依然没有一块可以用来回忆和思考的地方了。混混沌沌地盈满了有关那封丢失了的信的种种想法。
笔下无意识地在检举信上写了一个“信”字，跟着他心一惊，觉得这个不祥的字会泄露他全部秘密似的。他赶忙在“信”字上涂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黑疙瘩。这当儿，赵昌走进来。
他赶紧把这张检举信折起来，用一只手紧紧按着，好似按着一个活蚂蚱。赵昌一屁股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笑呵呵地问：
“写的什么，能给我看看吗？”
吴仲义连忙说没写什么，攥在手里，不肯给赵昌看。他神色有点紧张和慌乱，使处于戒备状态的赵昌误以为吴仲义所写的什么与自己有关，由于险些被自己闯见而发慌。但赵昌表面上装得很自然，拍了拍吴仲义的肩膀，脸上还带着笑说：“你可得实事求是，瞎写会给自己找麻烦。你写吧，我走了！”说完一抬屁股就走出去。
赵昌走出门，在走廊上站了一忽儿。掏一支烟点上，连吸了几口。嘴里吐出的烟团，如同他此时脑袋里旋转着的疑团，绕来绕去。他把刚刚吴仲义反常的神态猜了又猜，各种可能一个个排除，最后仍做不出确切的判断。他非常疑心吴仲义在打自己的算盘——多半就是自己所担心的，即揭发自己那次酒后之言，以此来把自己从“组长”的职位上推下去……想到这儿，他将一团烟留在走廊中间慢慢消散，急忙返回自己的房间去思谋对策。
十二
两天里，吴仲义和赵昌在互相猜测、疑心和害怕。
赵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碰到吴仲义就故意板着面孔，冷谈对方；眼睛也不瞧着对方，只微微一点头就走过去。他想以此给吴仲义造成心理压力，使吴仲义清楚地感到自己已然察觉到他的动机。同时，赵昌每天下班前的一个小时，都坐在工作组的房间里不动，等候崔景春交上来近代史组的检举信，察看一下有无吴仲义揭发他的材料。
赵昌的态度使吴仲义忧虑不安。他误以为拾到信的人已经把信交到工作组，赵昌也已经获知自己的问题。因为他俩平日接近，赵昌怕牵连自己才故意冷淡和疏远他。正象运动初期赵昌给他贴大字报时的动机和想法一样。
他把赵昌对他的态度，当做自己的事是否败露的晴雨表。这就糟了！因为赵昌也正把他的态度当成某种反应器。
他很紧张。遇见赵昌就更不自然。一双惊慌和不安的灰色的小眼珠在眼镜片后边滴溜乱转，如同一对滚动着的小玻璃球儿，躲躲闪闪，竟没有勇气正视赵昌。更使赵昌认为：“好小子，你怕我，看来你已经朝我赵昌下手了！”
赵昌还想到，之所以没见到吴仲义揭发自己的材料，多半由于崔景春见那材料关系到自己，收在一旁，没给自己看。或许背着他悄悄交给工作组组长贾大真了。
于是他开始对贾大真和崔景春察言观色，留神有什么异样而微妙的变化。虽然他比吴仲义老练，沉得住气，掩饰内心情绪的本领略胜一筹。但心中也非常苦恼，烦乱，担惊受怕；此刻的心理活动与吴仲义无甚两样。因而他把吴仲义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吴仲义得急病，在上下班路上遇到车祸，或突然出现什么问题叫自己抓住，将他狠狠置于死地，好回不过嘴来咬自己。
十三
贾大真是所里一位铁腕人物。虽然仅仅是一名政工组长，二十一级的人事千部，天天骑一辆锈得发红的杂牌自行车上班，每顿饭只能买一碟中下等的小菜，得了病也不例外地东跑西跑求人买好药。但在那个人事驾驭一切事情之上的非常时期，却拥有极大权力。许多人在命运的十字道口上，全听从他的信号灯。可是别人在他手中，有如钱在高布赛克的手中，一个也不轻易放过。
一连串整垮、整倒、整眼别人，构成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工作的主要成绩。他是那个时期生活的主角和强者——当然是另一种主角和强者。把握着人与人关系绝对的主动权。同他打交道，便意味着自己招灾惹祸，沾上了不好的兆头；他带着一种威胁性，没有人愿意同他接近。他却自鸣得意。说自己是“浓缩的杀虫剂”。由于到处喷洒，连益虫也怕它。
他敏感、锐利、精明、机警。能从别人的眼神、脸色、口气以及某一个微小的动作，隔着皮内窥见人心。还能想方设法迫使人把藏在心里的东西掏出来。每逢此时，他就显得老练而自信。好象一个提蟋蟀的能手，能将躲在砖缝里的蟋蟀逗弄出来那样心灵手巧，手段多得出奇。非正常的生活造就了这样一批人，这批人又反转过来把生活搞得更加反常。在那个不尚实干的年月里，干这种行当的人渐渐多了，几乎形成一种职业。人家天天用卡尺去挑检残品，他们却拿着一把苛刻得近似于荒谬的绳尺去检查人们的言行；人家用知识、经验、感情、血汗，以及心中的金银啡紫写成文章，他们却在写文章的人身上做文章。把活泼快乐的生活气氛，搞得窒息、僵滞和可怕。这些人还有共同的职业病：在平静的生活中就显得分外寂寞，闲散无聊，无所作为；当生活翻起浪头，他们立刻象抽一口大烟那样振作起来，兴致勃勃，聪明十足。又好似夜幕一降，夜虫在鸟就都欢动起来。此时此刻的贾大真正是这样，如同一个刚上场的运动员那样神采奕奕，浑身都憋足了劲儿。
特殊职业还给了他一副颇有特色的容貌：四十多岁，用脑过度，过早秃了顶。
在瘦高的身子上头，这脑袋显得小了些。他也象一般脑力劳动者那样，长期辛苦，耗尽身上的血肉，各处骨胳的形状都凸现在外；面皮褪尽血色，黄黄的，象旧报纸的颜色。只留下一双精气外露、四处打量的眼睛，镶在干瘪瘪的眼眶里。目光挑剔、冷冰冰、不祥、咄咄逼人。而且总是不客气地盯着别人的脸；连心地最坦白的人，也不愿意碰到这种目光。
早上，张鼎臣写了一份矛头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名日《狠批我的剥削罪行之一》。
吴仲义主动帮他到院子里去张贴。
吴仲义这样做，一来由于在屋里心惊肉跳坐不住，二来他想到院中看看有什么关于自己的迹象。他还有种天真的想法——幻想到院子里，可以碰到拾信的人把信送来，他好上去截住。
院墙上贴满大字报。有表态式的决心书、保证书、批判文章，也有揭发运动中两派斗争内幕的。充满纷繁复杂、纠缠绞绪、说不清道不明的派性内容。有攻击，有反击，也有反戈一击；或明或暗，或隐或露，或曲折隐晦，或直截了当；在这里，人和人的矛盾公开了，激化了，加深了。由于公开而激化和加深了。
吴仲义和张鼎臣在这些大字报中间找到一块空当，刷上浆糊，把张鼎臣那张骂自己的大字报贴上去。贴好后，张鼎臣嫌自己的大字报贴得不够端正，他举着两只细白的手进行校正。吴仲义站在一旁，手提浆糊桶，给张鼎臣看斜正。这当儿，吴仲义觉得身边好象有个人。他扭头，正与两道冷峻而通人的目光相碰。原来是贾大真！他倒背着手，两眼不动地直盯着自己看，仿佛把自己心里的一切都看得透彻和雪亮。他不禁一慌，“啪”地一响，手里的浆糊桶掉下来，浆糊洒了一地。
贾大真见了，微微一笑，笑得不可捉摸，好似带点嘲讽的意味。
吴仲义直怔怔呆了几秒钟，才忙蹲下来，一双控制不住的颤抖的手在地上收拾着又粘又滑的浆糊，一边抬起头强装笑容地说：“桶把儿太滑，我……”他努力掩饰自己的失常。
贾大真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了。他不需多问，已经意外地得到一个极大的收获。他回到工作组，只赵昌一个人在房中整理各个组交上来的揭发材料。他坐下来，掏出烟点上火，抽了一阵子。头也不扭，说：“老赵，你认为吴仲义这人怎么样？”
赵昌一惊。他立即敏感到吴仲义和贾大真可能接触过了。是不是贾大真已经掌握了自己的问题，现在来试探自己？他感到手脚发麻，心中充满恐怖感，脸上也明显地表露出来。如果这时贾大真与他面对面，肯定又给贾大真意外发现一个有问题的人。
而使贾大真有机会大显身手，建树功绩。但是贾大真没有这么多好运气。运气象个没头没脑的飞行物，一头栽到赵昌的怀里。他瞬间的流露没给贾大真瞧见，便赶忙垂下眼皮，翻着手中的材料，边看边说：“这个人……很难说。”“怎么，你不是同他很好吗？”贾大真扭过脸来问道。“好？”赵昌淡淡哼了一声，“他和谁都那个样子。”“你不是挺照顾他吗？”“我俩在一个组里，又搞同一项工作，总比较近些……”“每年入冬时，他家的炉子不是你给安上的？前两个月，他哥哥病了，你还借过他二十块钱。是不是？”贾大直目不转睛地瞧着他说。
赵昌见他对自己同吴仲义的关系了解如此详细而略感惊异。贾大真一向对人与人的关系感兴趣，全所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还把握着大多数人的业余活动。赵昌与贾大真在运动初期虽属于一派，贾大真对他还挺重用(譬如调他来工作组)，但赵昌很清楚，只不过自己没有什么短处抓在贾大真手里。如果有问题叫贾大真抓住，就是贾大真的至爱亲朋也不会被轻易放过。此时，赵昌不明白贾大真同他谈这些话为了什么，只觉得没有好事，便推说：
“是啊，他找我借钱，我怎好不借。那只是一般往来。”“吴仲义这人的思想深处你了解吗？”贾大真又问。
赵昌从这句问话听出来，贾大真所要了解的事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心里便稍稍轻松一些，问题回答得也比较自如了：“您要问这个，我可以告诉您，我虽与他表面上不错，实际对他并不很了解。我俩在一起时，只谈些工作或生活上的事，他的想法和私事从不对我讲。有时他长吁短叹，我问他，他不肯说。弄长了，他再这样唉声叹气，我连问也不问了。”赵昌一方面想把贾大真的兴趣吸引到吴仲义身上，一方面有意说明自己与吴仲义从来不说知心话，好为否定一旦吴仲义揭发他那些酒后之言做铺垫。他防守得十分严密，如同一道无形的马其诺防线。
“他家的收音机有短波吗？”贾大真转了话题，问道。
“没有吧！恐怕连收音机也没有。”赵昌说。他虽然不明白贾大真问话的用意。
但已明确地觉到这些问话的矛头不是针对自己。
“他写日记吗？”贾大真又问。
“那就不知道了。要是有也不会给我看呀！怎么，他怎么了？”赵昌开始反问。
他懂得光回答别人的话，会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对人发问才会变得主动起来。
贾大真忽然站起来，以一种非常有把握的肯定的语气对赵昌说：
“他有问题！”
当赵昌听到了贾大真说这句话，他兴奋得眼睛都亮了。这看上来是对准自己的枪口，原来是对准别人的。如果他现在一个人在屋里，会喊出一声：“谢天谢地！”
可是他还是不清楚贾大真怎么会从吴仲义这样一个胆小怕事、循规蹈矩的人身上发现问题。他不禁问：“他能有什么问题？”
贾大真膘了他一眼，并没把刚才自己偶然间的发现告诉赵昌。他在屋子中间来来回回踱着步，考虑着，一边抽烟。最后他走到桌边，把烟头按死在一个玻璃烟缸里。扭过脸面对赵昌说：
“你先别管他有什么问题，但我肯定他有。我……打算叫人去进一步观察他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如有，随时告诉我。我叫你去，是因为你平时同他关系较近。你接近他，不会惹他起疑。不过，无论你发现了什么也不能惊动他。你能不能做到？”
赵昌听了很快活。从贾大真给他这件任务来看，大概吴仲义尚未把自己的问题揭发出来。他心想，不管吴仲义有无问题，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可以借此将吴仲义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能把一张于自己的安危祸福有直接关系的嘴巴，捏在自己的食指和拇指中间，他就有利和主动了。他便说：
“我可以做到。不过请您和崔景春打个招呼。否则我总去接近吴仲义，崔景春会感到莫名其妙。再说崔景春这个人脾气古怪。”
“什么古怪？！右倾保守！他一贯如此。对搞阶级斗争总有些抵触情绪。这些你都别管了，自明天起，你以工作组的名义下到近代史组去参加运动。好不好？”
“那好！好极了！”赵昌产生一种整人的欲望。
十四
赵昌坐在近代史组的七八个人中间，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留神察看，果然发现吴仲义有些异常。吴仲义的脸象墙皮一样灰白，镜片后边的目光躲躲闪闪，只要别人一瞧他，他立刻垂下眼皮，躲开别人的视线。赵昌特意地试了几次，结果都是一样。他显得没有兴致，带一种愁容和病容。有时眼盯着窗外或墙角什么地方，能一连怔上半个小时。这时他脸上会一阵阵泛出一种惧怕与愁惨的神情。当人招呼他一声，或有什么突然的响动，他就象麻雀听到什么声音那样浑身微微地惊栗般地一颤。动作失常，时时出错，那是一个人心不在焉时的表现。吴仲义平时衣衫不整，不修边幅，大家对他这样子习以为常。可是赵昌有心仔细察看，就从中看出毛病：他面皮发污，眼角带着干结了的眼屎，脖子黑黑的，大约有四、五天没好好洗脸了。
也有几天梳子不曾光临到他的头上，乱蓬蓬好似一窝秋草。而且居然瘦了许多。颧骨在塌陷的脸颊上象退潮后的礁石那样突出来，眼圈隐隐发黑……
“他失眠了？”赵昌想，“究竟怎么回事，难道真有什么问题吗？”
他瞧着吴仲义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生出怜悯的感情；他与吴仲义相处十来年，在这个老实、厚道、谦让的人身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憎恨的根由。他甚至有个想法——想和吴仲义个别交谈一次，弄明究竟，帮他一把儿。可是转念一想，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如果吴仲义真有严重问题，自己就要陷进去受率累，再说，他还不能排除吴仲义揭发他的可能。愈是吴仲义自己有问题，愈有可能为了减轻一点自己的问题而来揭发他。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把握着一种思维方法：当各种迹象都存在时，需要做的是进一步研究这些现象再做结论；当把无可辩驳的论据全部拿在手中时，由此而做出的判断才是可靠的。
中午饭前，崔景春忽把吴仲义叫出去谈话。等他俩走出去三分钟后，赵昌也走出屋子，在走廊上转了两圈，发现崔景春和吴仲义在地方史组那间空屋子里谈话。
他在门外略停了停，里面的谈话声很小，听不清楚。
午饭时候，赵昌在食堂乱哄哄的人群中，透过雾一般飘动的饭菜的热气看见崔景春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前吃饭。他端着自己的饭盒走过去，坐在崔景春身旁。吃了几口，便悄声问：
“你刚才找吴仲义干什么？”
崔景春抬起脸，看了赵昌一眼，平淡地说：“没什么，随便扯扯。”“他说些什么？”
崔景春又瞥了赵昌一眼，依旧平淡地说：“没说什么。”看样子，他根本不想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给赵昌。
赵昌想，这不肯告诉自己的话是否与自己有关？那种怀疑吴仲义有害自己的想法重新又加强了。他心里再没有对吴仲义任何怜悯，只想把吴仲义快快搞垮，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他草草吃过饭，回到工作组就把自己上午在近代史组那些宝贵的发现，加些渲染，告诉给贾大真。贾大真点着尖尖的下巴，高兴又得意地笑了笑，似乎满意赵昌的收获，又满意自己昨天在吴仲义身上敏锐的觉察和神算。他说：
“我回头叫崔景春给他点压力。”
“我看崔景春未必能做到。”赵昌说。跟着把午饭前崔景春与吴仲义在地方史组空屋内秘不示人的谈话情况告诉了贾大真。然后说：“您昨天说得很对，崔景春对于搞运动是不大积极，我看近代史组的气氛很不紧张。崔景春对我到他们组也好象不怎么乐意。”
贾大真由于生气，脸板得挺难看。他冷笑两声说：
“那我亲自给他点压力！明天我设计了一个别致的大会，领导已经同意了。你等着瞧吧！水底下的鱼保准一个个自动地往外蹿！”
十五
今天，历史研究所当院的气氛有如刑场。
全所人员一排排坐在地上。后楼正门前水泥砌的高台便是临时会场的主席台。
这种主席台不做任何装饰和美化。在这里，美是多余的东西。有如炮台，只考虑火力和杀伤力。
主席台上摆着一个黄木桌，没有铺桌布，只矗着一个单筒的麦克风。麦克凤的话筒包着红布，远看象一个倒立的鼓捶。靠门一排四五张木头椅子，坐着所里的几位领导，一律板着面孔；拒温情、笑容、亲切与善意于千里之外，仿佛这些眼前要傲的事都是有害的。必须立目横眉、冷酷无情才合乎这种场合正面人物的特定表情。
有时，生活逼着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演戏。一本正经地出丑，或是引人发笑的正经。你认为你是导演，摆弄别人，而你实际也不过是一个扮演导演的演员。那不怨别人，因为你有凌驾众人头上和飞黄腾达的痴想。
贾大真头戴一顶绿军帽，神气活现地走上台。他在黄木桌底直条条地站了三分钟。全场肃寂无声，等他说话。他忽然“啪！”地一拍桌面。所有人都一惊，听他用严厉的声音一N4：
“把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秦泉等四人带上来！”
应声从后楼的拐角处，一双双左臂上套着印有“值勤”二字红袖章、穿军褂的本所民兵，反扭着秦泉等人的胳膊出现了。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同时，站在台前一角的一男一女两个口号员带领全场人呼口号。一片白花花、圆形的小拳头，随着口号声整齐地起落，会场顿时紧张起来。
吴仲义坐在人群中间，想到自己再有几天很有可能这样被架上台来，浑身不禁冒出冷汗；赵昌就坐在他左旁，眼珠时时移到右眼角察看他的神情。
秦泉等人被押到台前，低头站定。大会开始批判。几个运动骨干在头天下班前接到批判发言任务，连夜赶出批判稿，现在依次上台，声色俱厉地把秦泉等人轮番骂一通。随后在一片口号声中，那一双双民兵又把秦泉等人架下去。贾大真再次出现台上。他的确有点导演才能，很会利用会场气氛。他把刚刚这一场作为序幕，将会场搞得极其紧张，现在该来表演他别出心裁的一出正戏了。他双手撑着桌边，开始说：
“刚刚批斗了秦泉等四个坏蛋。但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还不是他们，而是深挖暗藏的、特别是隐藏得很深的敌人。运动搞了将近一周。我们一开始就发了两种表格。一是检举揭发信，一是坦白自首书。我们可以向大家公开真实情况——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正大光明的，没什么可以保密的。现在的情况是：检举揭发很多，坦白自首很少。我们以收到的大批检举信(包括外单位转来的检举信)为线索，初步进行一些内查外调，收获不小，成效很大。充分证实我们单位确实隐藏一批新老反革命。
现在就坐在大家中间：“
贾大真说这些话不用事先准备，张嘴就来，又有气氛，又有效果。此刻，会场鸦雀无声。吴仲义觉得他句句话都是针对自己说的。他感到耳朵嗡嗡响，响声中又透进贾大真的话：
“这些天我们三令五申要这些人主动坦白，走‘从宽’的道路。但事与愿违。
这些人中，有的抱着侥幸心理，总以为我们诈唬他们，因此想蒙混过关j也有的拒不坦白交代，负隅顽抗，企图硬顶过去。迫使我们采取行动。时间紧迫，我们不能一等再等，一让再让。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揪出几个示众！“
吴仲义听了，顿时如一个静止的木雕人。只剩下一双眨动着眼皮的眼睛，但眼球也是凝滞不动的，直勾勾地盯着台上的贸大真。他身旁的赵昌心里也很不安稳。
虽然事先贾大真把他安排在吴仲义身旁，进行监视。从贾大真对他的信任，看不出对自己有何异样。但听了贾大真的话，他心中却也激起小鼓来。这种时候，人人自危，吉凶变幻莫测，他焉知贾大真给他的不是一种假象？贾大真这种人是不可理解的……在春日溶溶的太阳地里；他鼓鼓的额角泌出一些细小的汗珠，却不知是热汗，还是冷汗。耳听贾大真大声说道：“为了给这些人最后一次‘坦自自首’的机会，我等五分钟。五分钟内不站起来主动坦白，我们就揪！这里边的政策界限可分得很清。主动坦白的，将来处理从宽；揪出来的，将来处理从严。好——”贾大真抬起手腕看看表，象运动场上的裁判员那样叫一声，“开始！”
好比临刑前的五分钟，无声的会场充满一种恐怖，贾大真叫着：
“还有四分钟，三分钟，两分钟，一分半钟，半分钟，五秒钟——”
吴仲义不觉闭上眼睛，似乎等待对准他胸膛的枪响。
“啪！”贾大真一拍桌子，大声叫道，“把历史反革命分子王乾隆揪上来！”
这时，两个站在会场外戴红袖章的民兵，带着凶猛的气势奔进会场左边的人群中，把一个头发花白的瘦小的人抓起来，架到台前去。口号员拿着事先开列好的口号单，带领全场呼起口号来。吴仲义一瞧，原来是明史组的老研究员王乾隆。不由得陪吃一惊，想不到这个老成持重、体弱多病、学究气味很浓的老研究员是历史反革命。
待王乾隆在台前低头站好，贾大真那一双在绿帽檐下炯炯发光的眼睛，从整个会场上扫过。最后停在吴仲义这边。他伸手一指，正指向吴仲义这儿；另一只手“啪！”一拍桌子。吴仲义连心跳仿佛都停住了。却听贾大真这样叫道：
“把反动组织的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王继红揪上来！”
原来中弹的是王继红，他正坐在吴仲义身后。
立即有两个民兵跑过来，从吴仲义身后把王继红象抓小鸡那样揪起来，架到台前，挨着王乾隆并排站立。随后，贾大真的目光如同一道探照灯的灯光，慢慢地由台下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上。紧接着“啪！”地一响，又是一声吆喝，又揪上去一个，并伴随一阵口号呼喊。他此刻真是神气，威不可当；好象端着一架机关枪，面对着一群手无寸铁的人，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当他再要一拍桌面时，会场中间突然站起一个回头圆脑、戴眼镜的人，原来是张鼎臣。他说：“我有问题。六六年抄我家时，我只把存款交出来，还有一对金镯子和一枚翠斑指，被我藏在煤堆里了。另外我还偷偷对我老婆骂过抄我家的革命群众是土匪。”他的声音抖颤得厉害，说话声连底气都没了，显然吓得够呛。
贾大真略略停顿一下，随即说：“好，你主动坦白，我们欢迎！你自己走出来吧！站到这一边来。喂，大家看见了吗？政策分得多么清楚，表现不同，对待不同。
但我肯定台下大家中间还有人有问题，还有反革命。再不站起来坦白，我们还要揪！“
他说着，目光又在人群中间慢慢移动。
吴仲义已经吓得受不住了。但他还是下不了决心站起来自首。他没有勇气，担心后果，并存有侥幸。他身旁的赵昌也是头次经历这样凶猛的场面。眼看着一个个坐得好好的人，突然被点名，揪上去，成了台前那副完蛋的样子，实在可怕。他心里有件不放心和没摸清楚的事，当然也怕贾大真突如其来地喝唤他的名字。这时，他脑袋里竟闪过一个奇特的念头，想悄悄问问吴仲义是否揭发过自己。如果揭发了，他就干脆站起来认罪。但他究竟沉得住气，理智和经验渐渐压住了一时的慌乱。他努力使自己眼从一种决心；情愿叫人揪出来，从严发落，也不轻易地葬送在自己的胆怯和贾大真有虚有实的诈术上。
他额角上的汗珠多了，汇聚成大滴，流淌下来。他没带手绢，便把手伸到吴仲义胸前，想借手绢用用。未等他对吴仲义说出借手绢用，忽听贾大真又是用力一拍桌面。他一惊。
吴仲义也一惊！紧张中，吴仲义下意识地一手抓住伸到他胸前的赵昌的手腕。
他的手冰凉，抖得厉害，满是粘粘的冷汗。赵昌全感到了，并再也不犹疑地确认吴仲义心中有件可怕的非同寻常的秘密。
贾大真又揪上去一个，是个管资料的青年。因为说过一句错话被人揭发了。赵昌知道这个情况，他从交上来的检举信里看见过这份材料。
吴仲义见不是自己，心中稍安。但他没想到，自己惊慌失措的举动，已经把自己排在刚揪出来的这个青年的身后了。散会之后，赵昌立即把吴仲义会上的反应汇报给贾大真。贾大真马上做出决定，要利用今天大会给吴仲义的强大的心理压力，非把吴仲义内中的秘密彻底挖出来不可！
十六
一刻钟后，贾大真与赵昌来到近代史组。他俩进门来的神气，好象拿着一个逮捕证抓人来似的。吴仲义感觉是朝自己来的。他只看了贾大真一眼就再不敢看了。
崔景春问：
“有事吗？”
贾大真给他一个不满意和厌恶的眼神，说：“来说几句话！”随后打个手势说，“大家坐，坐。”
大家坐下。人人的心都怦怦地跳。吴仲义坐到近代史组考穆的身后。老穆肩宽胸阔，躲在他身后，似乎有点安全感。贾大真问：“刚才的会大家都去了吗？”
没人敢答话。贾大真扭头看看崔景春，表示这句话是问崔景春的。崔景春平淡地说：
“谁能不去？”
贾大真听得出崔景春话中有种明显而强烈的抵触情绪。此时的贾大真心傲气盛，是惹不得的，立即就要发火。但他知道崔景春此人并不吃硬，而且他对于没有把柄在自己手中的人就不得不客气一些。他控制住自己，让没说出的发火的话变成一种低沉而可怕的声音，在喉咙里转动了两下，沉了会儿，面向大家开口说话——由于心里边憋着怒气，说出来的话更加强硬、厉害与凶狠：
“我们来，目的明确。你们组还隐蔽着坏人。这个人问题的轻重程度，这里暂且不谈。我要说的主要是这个人很不老实，还在活动，察言观色，猜测我们是否掌握他的情况。我不客气说，罪证就在我手中。”
吴仲义心想：完了！只等贾大真呼叫他的名字。他的两只手不住地摸着膝头，汗水把膝头都蹭湿了。这个细节也没逃出贾大真的有捕捉力的眼睛。贾大真嘿嘿冷笑几声说：“刚才，我本想在会上把他揪出来。但我想了想，再给他一点机会，让他自己坦白。可是我得对这个人把话说明白——政策已经放到了最宽的程度。再宽就是右倾了！(这句话是针对崔景春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欺的。我再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要再不来坦自交代，下午就再开个大会专门揪你一个！好了，不再说了。”说到这儿，贾大真用眼角扫了扫低头坐在老穆身后的吴仲义，又补充两句话：“为宇打消你的侥幸心理，促使你主动坦白，我再点一点你——你就是平时装得挺老实的家伙！”说完，就招呼赵昌一同离去。
吴仲义觉得屋中的人都眼瞅着他。他头也不敢抬，感到天族地转，眼前发黑；他一只手扶住身旁的桌边，象酒醉的人，利用残留的一点点清醒的意志。尽力防止自己栽倒。
这时贾大真走在走廊上，边对赵昌说：
“回去等着吧，他不会儿自己就会来。”
后边门一响，崔景春跑出近代史组，追了上来。
“老贾！”
“什么事？”贾大真停住，回过头来问。
崔景春很冲动。他说：
“我不同意你这样搞法。你这是制造白色恐怖，不符合党的政策！”
贾大真两条细长的眉毛向上一挑，反问他：“你替谁说话？你不知道这是搞阶级斗争？你有反感吗？”口气很凶。“搞阶级斗争也不能用欺诈和恐吓手段搞得人人自危！”“我看你的感情有点问题。老崔同志！你想想，你说的是些什么话？对谁有利？什么人人自危？谁有问题谁害怕！搞运动不搞问题搞什么？奇怪！这么多年，搞了这么多次运动，你竟然连这点阶级斗争的常识都没有。”
崔景春素来是个沉稳的人，头一次表现得和自己的形象如此不调合：他听了贾大真的话，气得下巴直抖动，两只手颤抖不止。眼镜片在走廊尽头一扇小门射进来的光线中闪动着。他站了足足十秒钟，突然转身大步走去。一边说：
“我去找领导。你这是左倾！极左！”
赵昌说：“老崔，你等等，等等呀！”他要上前拦住崔景春。
贾大真抓住赵昌的胳膊说：
“叫他去，别理他！领导不会支持他。搞运动时，哪个领导敢拦着不叫搞？他去也白去。等我把吴仲义揪出来，再和他计较！”
十七
中午十一时，吴仲义带着一颗绝望和破碎的心，踩着后楼高高的、用锯末扫得干干净净的水泥楼梯，一步步往上走，直走上三楼。
三楼静得很。一条宽宽的走廊上，一排同样的小门；六七间房屋都在朝南一边。
这里平时没人办公，房门都上着锁，里面堆放着珍贵的绝版与善本书、旧报刊杂志、破损的书架和桌椅、节日用的灯笼彩旗与画像、收集上来的大件古物以及乱七八糟、积满尘土的旧杂物。其中有两个房间曾是家在外地的单身职工宿舍，后来这几个职工或是结婚，或是设法调回家乡，早在文化革命前房间就空下了。里边只有几张空床、脸盆架和单身汉们扔下的破鞋袜；屋子中间还扯着磨得发亮了的晾手巾用的弯弯曲曲的铁丝……所里的人很少到这儿来，除非逢到酷热难熬的伏日，一些离家路远的人才爬上楼来，在走廊的地上铺张报纸躺下睡午觉。这儿又清静又阴凉。把走廊两头的窗子一开，还有点穿堂风呢！真是个歇响的好地方。故此所里的一些人称这儿为“北戴河”……
几天前，紧靠走廊西端的一间小屋腾空了。搬进来一个上了两道锁的大档案柜和四张书桌，几把椅子，作为工作组的办公室。这三楼就变了另一种气氛。
两个小时之间，吴仲义经过最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彻底地垮了，不再怀疑那封丢失的信已然落到贾大真的手中，任何自寻慰藉的假设都被自己推翻，也不再存有侥幸逃脱的念头。刚刚贾大真那些凶厉的话把他最后一点妄盼平安的幻想也吞没了。他自首来了。
当他站在办公室紧闭的门前，不知为什么又变得犹豫不决，两次举起冰凉的手都没有叩门。
屋里坐着两个人——贾大真和赵昌，在等候他。好象把炸药扔进水里，爆炸声过后，只等着他这条鱼儿挺着淡黄色肚皮浮上来。
贾大真听见了门外轻微的响动，镶在干瘪瘪的眼眶里的眼睛顿时亮起来。他等了半分钟，不见动静，猜到门外的人在送死之前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便故意对赵昌大声说：
“他再不来坦白，下午就开会。”
赵昌不明白贾大真为何这样大声说话。这当儿，门板上响了几声叩门声。
“进来！”贾大真马上叫了一声。好似见了鱼漂儿跳动，立即提竿。
门把儿转动，门开了。吴仲义走进来，面色惨白地站在贾大真桌前。赵昌这才领略到贾大真刚刚大声说那句话的用意。不禁对这位工作组组长的机警和精明略略吃惊。贾大真板着脸问吴仲义：
“你来干什么？”
“我，我……”吴仲义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坦白的话到了嘴边忽然消失了。
“我来汇报思想。”
“噢？”贾大真瞧了他一眼，“你说吧！”
“我，我思想里有问题。”他说，一边搓着手。
“什么问题？”
“现在没问题。以前，以前我上大学时，我当时年轻幼稚。比如，我对国家的体制……我认为咱们的体制不够健全……我还……”吴仲义吭吭哧哧地说。由于他没准备这样说，愈说就愈说不下去。
经验丰富的贾大真单凭直觉就看出吴仲义身上有种不甘于毁灭的本能在挣扎着。
他忽然打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住吴仲义的话。把脸拉下来，装得很生气那样严厉地说：“你，你想干什么？你来试探我们吗？告诉你，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掌握了。
我刚才在你们组里说的那些话，就是指你说的。你直到现在还耍花招，居然敢到工作组摸底儿来！我看你非走从严的绝路不可了！你平时装得软弱无能，老老实实，其实反动的脑袋比花岗岩还要硬！你这些话我不听，你要说就对赵昌说吧！“说着气呼呼地站起身向门外走。临出门前，他在吴仲义背后，从吴仲义瘦削的肩上递给赵昌一个眼色，意思叫赵昌从旁给吴仲义再加些压力。
十八
屋里只剩下吴仲义和赵昌这两个多年的好友了。
赵昌和气地摆了摆胖胖的手叫他坐下。就象他俩平时在一起时那样。吴仲义如同冻僵的人，一股暖气扑在他身上会使他受不住。他一坐下来就哭了。抽抽噎噎地说：
“老赵，我不想活了！”
赵昌隐隐感到一阵内疚。
现在，从各种现象上可以证实，吴仲义并没有揭发他。原先以为吴仲义由于揭发他而表现出来的那些反常现象，现在看来，其实都是吴仲义本人有问题内心恐惧的反映。他误解了这些现象，错下狠心，暗中动用手段，才把吴仲义逼到这般可怜的地步。可以预料，吴仲义一旦招认出什么来，哪怕一句什么犯忌的话，也立即会横遭一场打击，弄得身败名裂，什么都完了。他看着吴仲义瘦瘦的手指把泪迹斑斑、不甚干净的面颊抓得花花的。想到多年来，吴仲义对他的善意、无私、帮助和宽容，他甚至觉得自己缺德。但事已如此，不可能再挽回了。他方要安慰吴仲义几句，忽然警觉到更大真可能站在门外窃听，他便把这才刚露出头儿来的同情心收敛起来。
对吴仲义说：
“你别调说，什么死了活了的。你想到哪儿去了。有问题坦白了，我保准你没事。”
吴仲义孤单无靠，把平日要好的朋友赵昌，当做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他哀求着说：
“老赵，你能不能告诉我，老贾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什么了？”
赵昌略犹疑一下。他看了看关着的门板，眼珠警惕地一动，说：“告诉你实话吧！你的事老贾全掌握了。你主动坦白，将来不是可以落得一个从宽处理吗？”他说这些话时，故意提高了音量，为了给可能站在门外的贾大真听见。
好朋友的一句话，等于把流连在井边的吴仲义彻底推下去。吴仲义却把这些话当做溺水时伸来的救命的一只手。他眼里涌出感激的热泪，速度很快地流过面颊，滴在地上。他对赵昌说：
“我听你的。我都坦白了吧！”
吴仲义刚说完这句话，门就开了。贾大真手指夹着烟卷走进来，还带着聚在门口外的一团浓烟。显然他刚才走出去后一直站在门外窃听。赵昌暗自庆幸自己刚才留个心眼儿，没对吴仲义动真感情。同时又有点后怕。他便象是替吴仲义说情那样对贾大真说：
“吴仲义想通了。他主动交代。”
吴仲义站起身，贾大真摆摆手叫他坐下。他自己坐到书桌前，把烟叼在嘴角上，烟头冒出来的烟熏得他皱着眉眼。他双手拉开抽屉，取出一份厚厚的卷宗翻着看，也不瞅着吴仲义，只说一声：
“说吧！赵昌，你记录！”
吴仲义掉着泪说：
“老贾，我在所里一直努力工作呵！”
贾大真摆摆手，冷冰冰地说：
“现在别提这个。有问题谈问题。”
于是吴仲义一下狠心，好象跳崖那样不顾一切地把心里的事倾泻出来。赵昌在一旁拿一支圆珠笔飞快地记录着，笔尖磨着纸面吱吱地响；一边听得不时露出吃惊的表情。贾大真一只手夹着烟卷不住地吸，另一只手来来口口翻着卷宗看，并不把吴仲义的话当做什么新鲜事，似乎这一切他早就了如指掌。每当吴仲义在交代中间略有迟疑之处，他脸上就现出一种讥笑，迫使吴仲义为了争取贾大真的信任而把心中的事竭力往外掏。他交代了十多年前在陈乃智家里的那次谈话。只在涉及哥哥的方面做些保留。最后他谈到那封丢失的信。
“那封信怎么也找不着了，真的！”吴仲义说。
贾大真翻动卷宗的手突然停住，膘了吴仲义一眼。赵昌要说话，却被贾大真拦住：“叫他说！”“我当时带出来，放在上衣口袋里。但到了邮筒前就不见了，我肯定是掉在路上了。”
贾大真吸了几口烟，似在思考，然后直瞅着吴仲义问：
“你是不是认为有人拾到那封信后，送到我这儿来了。”
“嗯，因为我用的是公用信封。人家抬到了，肯定会送到单位来。”吴仲义说。
贾大真忽把手里的卷宗一合，表情变得挺神气说：“你算猜对了！就在我这儿。
但不只是一封信，还有外单位——也就是那个姓陈的单位转来的揭发你的材料！都在这卷宗里。“他拍了拍厚厚一卷材料说：”怎么样，想看看你丢失的那封信吗？“
这句话等于问吴仲义是否怀疑他。
吴仲义怯弱地摇了摇头。
坐在一旁做记录的赵昌听到这儿，便认为吴仲义的前程已经断送。未来变成一片荒沙。自己应当考虑一下，怎样和这个要好的、出了事的人之间挖一条宽宽的沟堑。
时间过得真快，下班的铃声响了。吴仲义说得口焦舌干，要了一杯水喝。贾大真把手里的卷宗锁进抽屉。脸上带着一种得到什么宝贝那样满意又得意的神情。站起来说：
“你初步有了一些较好的表现。虽然你是在我们的压力下坦白的，但我们还是承认你是主动坦白的。不过，你今天上午只坦白了全部问题的一小部分，距离我们掌握的材料还很远。现在，你先把刚刚交代的一些问题写成材料。不要写思想认识，只写事实；把你和你哥哥、陈乃智等人的问题分开写；一条，两条，三条，时间，地点，谁在场，谁说了什么有问题的话，都要写得清清楚楚。还有，你把丢了的那封信重写一遍，我要以此考验你是否真老实。好了！你去到地方史组那间空屋子里去写，午饭有人给你送去。”
一叠白纸摆在吴仲义面前。
他感到，这是一叠要吃掉他的白纸。
十九
贾大真用一种很平淡的态度看着吴仲义按照记忆复制的那封丢掉了的信件。贾大真的态度好象说明他早看过数十遍，因为原稿在他手中。但他的眼睛偶尔却闪出别人察觉不到的一道光亮，那完全是内心流露出来的新鲜的感受。随后他把这封复制的信撂在桌上，问吴仲义：
“你认为你老实吗？”
“老实。我不敢隐瞒信上的任何一句话。因为您那里有底儿，可以核对。”
贾大真满意地点点头。拿起信，连同吴仲义交代的十多页材料一起收入抽屉内；好象猎人把新猎取的兔子放在他背囊里那样喜悦。
二十
下午，工作组开会。吴仲义仍被指定在地方史组的空屋子里继续写交代材料。
他独自一人在屋里，坐在自己平日办公的座位上。屋内安静极了，仿佛又回到他以往工作时那种宁静的气氛中。午间喜微的阳光暖融融照着他的脸，书桌前放着一堆堆书，书页中间夹着注了字的纸条；这里边还有他一个很有价值而尚未完成的研究课题。但这一切都属于别人的了。等待他的只有怒吼、审讯、役完没了的检查和一种失去尊严和自由的非人的生活。
这时他想起了李玉敏。前几天，他与李玉敏发生那次误会之后，两人一直没见过面，他却已经预感到事情的结局。有两。次，他想去找李玉敏，把自己的情况用曲折隐晦的方式告诉她，或者编造一个什么理由，回绝了她。可是他没有勇气去说。
仿佛他还不甘于一下子打碎生活中这件难得而美好的东西。现在该说了！因为，过去的生活象一株树，上边的花朵、绿叶、结成的果实和刚绽出的嫩芽都已经毁掉了。
四点钟左右，他隔窗看见前院里有五六个人在张贴标语和大字报。突然他睁大眼，标语上一串大字“坚决揪出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吴仲义”跳人眼帘，他脑袋“嗡”地一响，顿觉得腿脚瘫软站立不住；胳膊、脑袋、手脚仿佛不是自己的了。这本是意料中的事，但一发生，他反而象意外受到一击那样。
过了半个小时，院里的大字报几乎全都换成针对他的了。人也愈来愈多。
他又想到李玉敏，应当马上结束这件已经没有生命的事情了。他想了想，跑到门口看了看，走廊上没有人。他飞快地跑回来，做了十多年来最大胆的一件事。他抓起电话，拨了图书馆的电话号码，很快就有人接，恰巧是李玉敏。他真不明白，怎么倒霉的事进行得如此顺利。“我是吴仲义。”
“干什么？”耳机里传来的李玉敏的声音，很冷淡，显然还在生上次误会的气。
吴仲义没必要做什么解释了。他说：
“你下班后到我单位门回来一趟。我等你，你一定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告诉你！非常重要！你必须来！”
他从来没对人用过这样命令式的口气说话，并不等对方说什么就放下电话耳机。
他怕有人来。当他把耳机从耳旁放回到电话机上去的过程中，还听到耳机里响着那老姑娘的声音：
“怎么口事？哎——”
半小时后下班了。他站在窗前，多半张脸藏在窗帘后边，只露一只眼睛窥视窗外。下班的人们往外走。有的推自行车。一些人停在院里观看刚刚贴出的写着他名宇的大字报。他感到这些人都很吃惊。
这时，他忽见当院的大门外站着一个姑娘，头上包一条淡紫色的尼龙纱巾，、手提着小小的漆黑发亮的皮包。正是李玉敏。她迎着下班往外走的人，左右摇着脑袋躲闪阻碍她视线的人往里张望。
吴仲义又有种后悔的感觉袭上心头。似乎他不该叫她知道这一切，这会在她的心中消灭自己。跟着他清楚看到她的嘴和一双眼都吃惊地张得圆圆的，直条条象根棍子一样立着不动——显然她发现了满院讨伐吴仲义的大字报。这时，走过她身边的人都好奇地打量她。随后，她转过身低着头急急走去。黑色的小皮包在她手中急促地一甩一甩。
吴仲义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
他熄灭了自己生活中最后一盏灯。
几天前他有个天真而离奇的幻想。盼望生活中出现的这一切只是一场恶梦。一旦梦醒，可怕的梦境就立即烟消雾散。但现实踏破了他的幻想。如果说他还残留一点点什么幻想的话，那只是盼望紧接着就要来到的一场猛烈的摧残和打击来得慢一些。
不会儿，一个留平头、小眼睛、骠悍健壮的中年人闯进来。他是所里的仓库保管员兼后勤人员。名叫陈刚全，光棍一个。缺点心眼儿，脾气特大，性情粗野，爱打架，不过平时对过于懦弱的吴仲义还算客气。两派武斗时，他是贾大真和赵昌一派的敢死队队长，绰号叫“挤命陈郎”。现在代管监改组。非同寻常的职位使他不自觉地摆出一副相应的凶狠无情的面孔。此刻相当厉害地对吴仲义说：
“老贾说，从今儿起不准你回家了。把你交给我了。快跟我走吧！”
吴仲义现在是无条件地听任人家摆布的了。五分钟后他坐在了秦泉的身旁。
二十一
这下子他安心了。
前一段时间，好象一只在疾风的漩涡中的鸟儿，跌跌撞撞，奋力挣扎；现在落到平地上。再不会更坏了，到底儿了，不必再担惊受怕了。
他真的不如一条狗。每天在监改组里，随人叫出去，轰回来。顺从人家摆弄、支配和辱骂。不准反问、反驳和辩解；更不准动肝火。如果一时使点性子，只能招致更严厉的教训，自讨苦吃。尤其是看管他们的陈刚全。身上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把折磨人当做消遣。一次吴仲义无意间触犯了他，他一拳打在吴仲义手上。左手无名指被打得骨节错位，消肿后歪向一边。这教训足叫吴仲义一辈子牢记不忘。象吴仲义这种被揪出来的人，个性是应当打磨下去的棱角，而且必须把面子扔在一边，视尊严如粪土；对各种粗暴的、强加头上的言辞，一味点头，装出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便是过好这种生活的法则。张鼎臣在监改期间就一点苦头也没吃过。
照吴仲义的性格来说，本来也不该吃什么苦头，但他吃的苦还不小呢！大都为了他曾一度顽强地保护哥哥，尽量不使自己的问题牵累到哥哥身上。但这样做又谈何容易。一来，事情之间本来有着内在的联系，互相牵连，分不开。比如人家从他那封丢失的信的内容，必然要追问到哥哥来信的内容，他不说不成。二来，他愈不说，贾大真使的办法就愈多、愈狠、愈出奇。贾大真的攻心术无坚不克，又有棍棒辅助，便把他从一个个据守的阵地逼得狼狈不堪地退让出来。直把哥哥与陈乃智他们当年的“读书会”、以及那天晚上在陈乃智家哥哥所说的话统统揭发出来……
此后两个来月他比较清闲了。除去所里开大会，把他和秦泉等人弄去批斗，平时很少再被提审。大概工作组派人到他哥哥和陈乃智那里调查核实去了。这期间，看不见赵昌了。大约又过了一些时候，他在院子里扫地时瞧见了赵昌。赵昌的脸瘦了些，晒得挺黑，象一个圆圆的陶罐。赵昌回来没几天，他又受到一阵暴风雨般猛烈地袭击。连日被提去质询审问，有时拖到后半夜。为了给他增加压力还配合了大会批斗，弄得他精疲力竭。贾大真拿出大批材料，都是当年“读书会”的人对他的揭发——他揭发了人家，引来人家的反揭发；每一份揭发材料都在五、六页以上。陈乃智揭发他那天晚上有关国家体制的议论的材料，竟达十四页之多。显然这里边包括了一些由于他的出卖而激起对方在报复心理上发挥的内容。还有些话因隔得岁月太久，记不得了，最后只能在一份份材料上签了名，按了手印，承认了拿。
原先，他被迫揭发了哥哥之后，心里边曾拥满深深的内疚和悔恨。他想到，他的出卖会使兄嫂重新蒙受苦难时，甚至想到了自杀。他活在世上，感到耻辱。兄嫂与他关系肯定从此断绝，他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自私又卑怯的小丑，只不过还没有勇气和决心结柬自己的生命就是了……而现在，贾大真说，哥哥也写了大量揭发他的材料。他反而引以为安慰。虽然他从贾大真讯问他的话里，听不出有多少哥哥揭发他的内容。他却极力想哥哥这样做了。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抵消他出卖手足、不可饶恕的罪过。哥哥嫂嫂现在究竟怎样了呢？
二十二
入秋时，所里的运动出现一个新高潮。一连又揪出许多人。同时院子内的大字报又闹着“反右倾”，要“踢开绊脚石”，不知要搞谁。秦泉悄悄俯在吴仲义耳边说：“反右倾”的矛头对准的是近代史组的崔景春；原因之一是崔景春曾在吴仲义的问题上手软，抵触运动，保护坏人。秦泉是在锅炉房听两个去打热水的人说的。
那两人话里边含着对这种搞法深深的不满，但也只是私下交换一下而已。没有几天，有一张新贴出来的大字报就点了崔景春的姓名。刚要大闹一阵，突然又卷起另一个惊人的浪头——一位名叫顾远的革委会副主任被掀出来了，据说这位副主任是贾大真对立一派的“黑后台”。顾远被揪出来后，立即给关进监改组，与秦泉、吴仲义他们为伍。这样一来，有关崔景春的风波就被压了过去。
监改组的人日渐增多。扩充一个房间很快又显拥挤。这里与外边伊然是两个天地。但这里的天地似乎要把外边的天地吞并进来。
新揪出的人代替了吴仲义这种再搞也没多大滋味的“老明星”了。他就象商店货架上的陈货，不轻易被人去动，活动比较自由些。每次上厕所也不必都要向陈刚全请示一下。但还不准回家。一次，他着了凉，肚子渴得厉害，工作组居然给他一个小时的时间，允许他去保健站就医。
他去看了病，拿些药，独自往回走。其时已是晚秋天气。被秋风吹干的老槐树叶子，打了卷儿，从枝条轻轻脱落下来，洒满了地，踩上去沙沙地响。瓦蓝色、分外深远的天空，飘着雪白、耀眼，象鼓风的白帆似的雪团。和这黄紫斑驳的秋树，配成绚烂辉煌的秋天的图画。秋天的大自然有种放松、苏解和自由自在的意味，与夏天里竞争、膨胀、紧绷绷的状况不同了，连太阳也失去了伏天时那种灼灼逼人的光芒，变得温和了，懒洋洋晒在脸上，分外舒服。吴仲义被囚禁半年多了，没出来过。此刻在大街上一走，强烈地感到生活的甜蜜和自由的宝贵。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到自己的家，那间离去甚久、乱七八糟、布满尘土的房间。象南飞的小燕想念它旧日的泥巢，他真想回家看看，但他不敢。虽然从这里离家只有三四个路口，却仿佛隔着烟波浩渺的太平洋，隔着一个无法翻越的大山。他想，如果自己的家是一座四五层的高楼多好，他至少可以在这儿看到自己家的楼尖。
他走着走着，突然觉得面前站着一个人。他停住了。先看到一双脚——瘦小的脚套着一双黑色的旧布鞋，边儿磨毛，尖头打了一对圆圆的黑皮补丁。他从这双脚一点点往上看。当他看到一张干瘦、黑黄、憔悴的女人的脸时，禁不住吃惊地叫出声来：
“嫂嫂！”
正是嫂嫂。穿一件发白的蓝布旧夹袄，头发缭乱地挽在颈后。多熟悉的一双眼睛！却没有一点点往日常见的那种温柔和怜爱的目光。正瞪得圆圆的，挺可怕，怒冲冲地直视自己。他自然知道嫂嫂为什么这样看着他。
“嫂嫂，你回来探亲吗？哥哥怎样了？”他显得不知所措。
嫂嫂没有回答他。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直盯着他。他发现嫂嫂紧闭的嘴巴、瘦弱的肩膀和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抖颤。她在克制着内心的激愤和冲动。忽然她两眼射出仇恨的光芒，挥起手用力地“啪！啪！”打了吴仲义左右两个非常响亮的耳光。
他脸上顿时有种火辣辣的感觉，耳朵嗡嗡响，眼前一阵发黑。他站了好一会儿。
等他清醒过来，却不见嫂嫂了。他扭头再一看，嫂嫂已经走远，在寂静无人、阳光明亮的街心渐渐消失。
他直怔怔站着。偶然瞅见离他两三米远的地上有件蓝颜色的东西，多半是嫂嫂遗落的。他过去拾起一看，认出来是嫂嫂的手绢。他永远不会遗忘——十来年前，他送嫂嫂去找哥哥时，在车站的月合上，穿过扒在车窗口的两个侄儿泪水斑斑的小脸儿，看到的就是这块手绢。蓝色的，带白点儿，如今褪了色，变成极淡的蓝色，磨得很薄，中间还有两个挺大的破洞。他拿着这块手绢，想起了嫂嫂多年茹苦含辛的生活，还想起了嫂嫂曾经如何疼爱与关切他……但他从刚才嫂嫂的愤怒中，完全能猜到由于自己的出卖使兄嫂一家陷入了怎样悲惨的灾难深渊里。哥哥毁掉半张脸才从深渊中爬上来，但又给自己埋葬下去……
这时，他看见身旁两座砖房中间，有一条一人多宽的小夹道。是条死道，哪儿也不通，长满野草，还有些乱砖头。他跑进去，脸朝里，抡起两只手朝自己的脸左右开弓地打起来。“啪！啪！啪！啪：”一边打，一边流着泪，一边骂自己：
“禽兽、禽兽，你为什么不死！”
直到过路的一个小女孩，听到响声，好奇地探进头来张望。他才住手，低头走出来。
当夜，他睡不着觉，脸颊肿得高高的。他想去找嫂嫂解释，并问问哥哥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他想对嫂嫂说明这一切不能完全怨他，只因为丢失了一封信。为了这封信，他已经失去了一切。
二十三
贾大真又站在台上了。但今天他那张在绿帽檐下的瘦长的脸，变得和气些、舒展些，一反常态。会场的气氛也变得平和与轻松了，带点严冬过去松解的气息。吴仲义站在台前，没有人架弄着他。胸前也不挂牌子，只略略低着头。
整整半年的电闪雷鸣、风横雨狂的日子过去了。该落实政策了。
截止上个月底，历史研究所上报的揪出人的名单总共三十七名。这是这个单位一百人，用了将近两千个工作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贾大真一类人的显著功勋。
现在不同了。口号也变了。变成“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可关可不关的，不关；可管可不管的，不管”了。把这些人落实和还原成了该做的事，做得愈快、愈宽大，反成了愈明显、愈出色的工作成绩。当初从贾大真的手指头缝里都不准许漏掉的，现在却抬起胳膊宽宏大量地放行。象贾大真这些人，在把所有凶狠的话都说尽了之后，该在字典上收寻带点人情的字眼儿了。
今天要解脱吴仲义了。他是宽大处理的第一个典型。
依照例行的程序，先由三两个人上台对吴仲义进行最后一次批判。随后贾大真就站在台上，拿一张纸照本宣读：“吴仲义，男，现年三十七岁，城市贫民出身。
从小受社会影响，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五七年反右期间，参加过其兄吴仲仁等人的反动组织‘读书会’的一次活动，散布过右派言论。性质严重。而后一直未向组织交代。这次运动开展以来，吴仲义与其兄吴仲仁秘密串连，企图继续隐瞒其问题，抗拒运动。但在我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下，在政策的感召下，吴仲义能主动坦白自首，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交代问题基本属实，并在监改劳动中，有积极表现。
为了严肃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政策，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根据吴仲义的表现，革委会决定，经上级领导审查同意，定为——吴仲义犯有严重错误，不做任何刑事处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从即日起，恢复原工作，原工资。希望吴仲义同志回到原工作岗位上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奋工作，在实践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吴仲义听到这里，顿时惊呆了。他不觉抬起头来，呆怔怔看着全场人的脸。许多脸上现出为他高兴的笑容。他扭头看贾大真。贾大真脸上也挂着比“月全蚀”还少见的笑颜。他从这些笑脸上确信：不是梦，而是逼真的现实。生活一下子又把夺去的一切重新归还给他了！这时，所革委会郝主任走上前，给他胸前别上一枚镀铜的像章，赠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居然还同他握握手。他心里猛地热浪一翻，突然伸起胳膊，放声呼喊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他整个身子跟着口号声向上一蹿，两只脚好象离开了地面似的，满脸都是激动的泪水。
贾大真对他说：
“老吴，你的错误还是有的，必须要记住教训。还要正确地理解运动。当初揪你是正确的，现在解放你也是正确的。你要感谢组织对你的挽救！”
他掉着泪，频频点头，诚心诚意地相信贾大真对他说的话是真理。
他走下台。意外的幸福来得太猛烈了，使他的步履瞒珊，心中溢满忘乎所以的喜悦。赵昌一直站在台边，代表地方史组接他口组。此时笑眯眯地迎上来，伸出他那胖胖的温软的手把吴仲义一双颤抖不止的手紧紧握住。
散会了。他和赵昌一同走出会场。一路上人们给了他许多无声的、好意的、表示祝贺的微笑。监改组的陈刚全走上来。刚刚陈刚全还准备开宪会，用严厉的态度把他带口监改组。现在却换了一张笑脸，说：
“老吴，你可别记仇啊！咱都是为了革命呀！”
他惶惑地笑着，摇着头。他向来不嫉恨别人，只求人家宽恕他。
在前楼的走廊里，他还碰见了崔景春。这个瘦高的组长依旧那么严肃、矜持，不冷不热。吴仲义站住了，想到自己被揪出之前在地方史组的空屋子里，他俩交谈时，崔景春曾给过自己那么多由衷宽慰和劝导，而自己由于各种顾虑，并没向崔景春坦白地说出自己过去的那些事。而后，在自己挨整时，崔景春仍然没对自己说过一句过激的话，没对自己使过任何压力。这便成了所里一度闹着要反他“右倾”的根由之一。现在，他面对崔景春，心里隐隐怀着一些歉意似的，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崔景春透过那窄边黑色方框的眼镜，瞅了瞅他身旁的赵昌，只对他简简单单而又深沉地说了一句：“记住教训吧！”就匆匆走去。
吴仲义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以及给自己的问题下结论和定性时，崔景春曾和贾大真怎样激烈地辩论过。
赵昌把吴仲义领进地方史组。两人站在吴仲义旧日的办公桌前，赵昌一只手抓起吴仲义的右手，另一只手把一件冰凉和坚硬的小东西放在吴仲义手里。吴仲义一看，亮闪闪的，原来是自己书桌的钥匙。这把钥匙在他被揪出的当天就奉命交出来了。他现在归还给他，意味着把他心爱的工作也交还给他了。赵昌掬着往日那种温和的笑容，对他说：
“我没叫你吃亏吧！”
吴仲义想起了他坦白自首那天，在工作组的办公室里赵昌对他说过这句话。他相信，赵昌在至关紧要的当口，帮助了他，把贾大真掌握他问题(包括那封信)的内情透露给他，使他不等人家来揪就抢先一步，主动做了坦白交代。多亏好友的指点，才使他今天能够获得从宽发落的好结果！于是他那哭红了的眼眶里，重新又闪出泪花，说不出话，心里塞满一团滚动着的感激的情感。
二十四
他回家了，终于获释回家了。好象一只放出笼来的鸟儿，没有一点牵缠和负赘，浑身轻飘飘。如果两条胳膊一举，简直就要腾空飞起来了……
他在路上，把身上不多的钱花尽，买了一瓶啤酒，一点菜，几块糖。打算回到家中，为自己好好庆贺一番。他还没有喝酒，却象醉八仙一样，身子的重心把握不住，走起来摇摇晃晃。天气已人三九，正是严寒酷烈的时节，他没戴帽子，但脸颊却是火烫烫的。
到了阔别半年多的家，走进黑糊糊的楼里，看见邻居杨大妈正在过道铲煤球。
杨大妈的小孙子在一旁，用一把挖土的小铲子，帮忙又帮乱。杨大妈看见了吴仲义，惊讶地叫起来：
“呀！吴同志，怎么回来了？”
“是啊！”他喜滋滋地回答。
“您，不是……。”杨大妈欲言又止。显然她知道吴仲义出过事，却不知吴仲义现在是什么情况，话不好说。她拿着铲子站在那里，表情挺尴尬。
吴仲义一时也不知怎么说才好。
杨大妈不大自然地笑了笑说：“您先上去生上炉子暖和暖和吧！”应付了一句，就赶紧拉着小孙子，摆动着胖胖而不大灵便的身子，慌慌失失地走进屋去。好象他是个刚从传染病院跑出的病人似的。
吴仲义并不介意。心想一会儿下楼来，向她说清楚就是了。
他打开门，进了屋。小房间有股浓重的又潮又闷的气味，房中一切如旧，只是看上去有些陌生。屋中乱杂杂的东西，什么床啦，书桌啦，椅子啦，杯子啦，好象在他闯进来时惊呆了。当明白是主人返回来时，仿佛带着一股冲动的劲儿朝他亲切地扑来。他也朝这些无生命的生活伙伴扑去。但这些伙伴太脏了，给尘土涂成一种颜色。他在屋里转了转，不知先打扫哪里为好；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最后确定先生炉子。幸好他是在炉子没拆之前的春天里被囚禁起来的，现在正好使用，马上就可以使房间暖和起来。
他的手一触到炉膛里的纸灰，心情就发生了变化。这是他那天清晨烧掉那些废信纸的余烬。他由此想到兄嫂，心里边不是滋味。他决定晚间到嫂嫂的娘家去一趟。
打听兄嫂目前的境况。但他怎么向兄嫂解释清楚这一切呢？反正他再不敢写信了。
他生着炉火，手挺脏。他要洗手时，发现脸盆里的剩水冻成一块结结实实的冰块。自从他丢了那封信而魂飞魄散的几天里，他很少洗脸，最多只是用手巾下意识地蘸蘸脸盆里的水，抹一抹脸。几天没换水，因此这块脸盆形状的冰块是深灰色和不透明的。
他端起脸盆，翻过来，想在炉台上磕掉里边的冰块。突然，一件东西跳人眼帘。
脸盆底儿沾着一封信！他非常奇怪，撂下盆，从盆底儿上揭下这封信一看，不由得惊异得扬起眉骨，险些使眼镜从脸上脱落下来！这竟然就是他曾经丢掉了的、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封信！上边的邮票贴得好好的，信口粘得牢牢，原来他当初写好这封信后，胡乱地在信封背面抹上浆糊，贴上邮票，封了信口。洗脸时，他曾把脸盆放在桌上过，脸盆底儿有水，伽上信封上没抹干净的浆糊，就粘在盆底儿上了。谁能想到丢失的信竟然粘在这地方？
“啊！”他一声惊叫。
他整个身形就象“啊”字后边的惊叹号，呆住了。在他把这一切明白过来之前，足足立了半个小时。
二十五
现在又回到春天里了。
春天来了！不单是大自然的春天，也是生活的春天！你看，到处冰消雪融，万物苏生；绚烂的春天的色彩，已经耀眼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当你的鼻孔对着一朵鲜艳的小花，手里拈着一片嫩绿闪光、汁液欲滴的新叶；当你站在山谷间，放眼遥望返青的群山，那漾开冰层后的雪水，满山遍野的淙淙流淌；当你漫步街头，仰望一幢幢还没有拆掉脚手架的新楼群在春日的霞光中矗立起来；当你夜间凭窗，耳听着天上大雁的鸣声与人间大地演奏的美的旋律合成一曲……
谁总想回味那寒彻肌骨的严冬？谁总想去盯着那结了痴的疤痕？
然而，没弄清根由的灾难，仍是埋伏在道路前边的陷阱。虽然它过去了，却有可能再来。为了前程更平坦、更笔直，为了不重蹈痛苦的旧辙，需要努力去做，更需要认真深思……
为了将来，永远牢记过去。
1979.9 首发于《收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