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周易研究会
先锋文学 - 蚱蜢之歌
蚱蜢之歌

作者:黄石

  孟达从椭圆形浴池混沌的水中探出脑袋。他的一绺混漉漉的头发耷拉在前额,像一条黑色的奇形怪状的蚂蟥附贴在额上。一些光着身子的男人在蒸气弥漫的浴室内走动,另一些则浸泡在池内或在池旁成列的喷水龙头下搔首搓身。这可能是下午3点钟;圆形封闭式建筑——像囚牢一样——黯淡昏黄的光线和水气笼罩着各种姿势的裸体者。粘糊糊相似性的躯体,各种本能的动作和形状,在我眼中辉映出一幅幻觉般的图景,仿佛我并非身处公共浴室。而是面临神话里众神沐浴的一幕:雾气迷幻、众神或半人半怪时隐时现,躯体之间纠结缠绕,就像众神的称谓那样复杂分不清。此刻我还没有专注于盖达。直至他像一匹湿淋淋的白马,突如其来地从混沌迷蒙的浴池中蹿了上来(全身赤裸,神情茫然,距离我只有五米之远),我才在瞬间中断了虚幻的想象,蓦地辨认出一个熟悉而令我惊诧的形象。
  要从众多类似的裸身者之间分辨出一个特殊的形貌并非易事(这多少证明了你的奇特之处),这就像要从马群或鱼堆里辨认其中之别那样困难。只有你,孟达,或者是蚱蜢,尽管我们多年不遇——一时未顾及计算多少准确的年头——仍在公共浴室迷糊的空气中辨认出你,他,或者蚱蜢。
  他就站在我的不远处,站在冒着热气哗哗作响的喷水龙头下用难看而浑然无知的姿势往瘦骨嶙峋的身上涂抹肥皂。他就像训练无素的孩子那样,动作笨拙,马马虎虎,但又深深沉浸其中。他根本不可能觉察我正打量着他。他被烫热的水流冲得龇牙咧嘴,口中发出唿哧唿哧的哼叫。我和他挨得那样近,他芦秆似的身体在我面前暴露无遗(这会儿水又冲净了他满是肥皂沫的躯干)。孟达在喷水龙头的冲击下转动着身子,看上去像是在东躲西闪,似乎水柱每撞击到他身上都在不同部位上深深地灼痛了他。
  他的皮肤出乎异常的白皙,像婴儿,不,更像一匹瘦白马;一匹直立着腿的瘦白马。他那被水淋湿的不三不四的头发(仍像少年时那样)紧紧伏在脑门上像被胶水粘住。虽然经过热水的长时间浸泡和淋洗,他的皮扶并未涨红。呈现在我面前的蚱蜢几乎一点儿都没有改变他少年时的模样:微微凸出清晰的脊梁骨如弓似地弯曲着,蚱蜢似的细腿,没有胡须白净丑陋的脸露出雪兔般的情状,细小的耳朵以及和他瘦弱的躯体不相称的硕大的男性生殖器。他只是一个尺寸被放大了的少年孟达。展露的四肢以及脱光衣服后婴儿般的表情,足以证明蚱蜢依然如故。
  这一切看上去纯粹是一出蹩脚喜剧的开场,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裸体相遇尽管富有喜剧味,却不是有意安排撮就,因为有关孟达或蚱蜢的一切,就是在那个下午暗示性地繁衍开的。这由公共浴室而始拉开的帷幕,只有几年以后的某个瞬间,在我毫无防备的某一刻突然想到:白瓷砖、雾气、裸体者像一段空白无人的地带,是连接孟达过去和未来的枢纽。浴室里梦幻般的雾气散尽,蓦然映出蚱蜢的形象照亮了记忆的黑匣。
  可是,此时此刻,我仅仅观看着昔日同窗在淋浴龙头下,如同观看手忙脚乱的舞蹈而已。我的感觉被混沌的空气和雾气弄得非常迟钝。奇形怪状的裸体男人们在叫嚷着,每隔一阵隆隆回响的蒸气释放声充满了不祥之兆,仿佛整个大地都在绝望地震颤。
  冬天——在小寒或大寒期间(小城市的第一场大雪刚下过),我被爱情之箭射中了。我和叶寒的恋爱进程神速,已到了毋须遮遮掩掩的地步。(这时,蚱蜢的形象还不足勾起我流连忘返——它被爱情的节奏取代了。就像我们同窗数载,十几年后我从未在记忆里搜寻过他。貌合神离的同学相逢,只在无话可说时偶尔提及他。没有人怀有负疚之情追忆旧事,蚱蜢只是一出即兴笑话,他也随着笑话结束而化为乌有。)爱情或恋爱,是初次经历的人都能熟练掌握的一种技巧,何况我已27岁(叶寒也有23岁了)。我叫李央、政府某机关的职员,有过几次隐秘而不成功的愚蠢恋爱经历,现在对恋爱的步骤耳熟能详。那个冬天——堂而皇之地进入女友家庭之前——我和叶寒犹如黑暗中的一对同谋,处心积虑地为我们的事商议如何择机行事。
  叶寒是个性格鲜明的姑娘。她是属于黑夜的性情无常的女性。白天她显得慵懒,一到夜里眼睛就异常明亮i她的脸部棱角分明,眉心长着一颗黑痣,显得倔强。坦率而神秘,她还长着弗吉尼亚.沃尔夫般的长长的忧伤的脖颈,嗓音粗重热烈。她的全身由肌肤、骨骼、矛盾所构成,纤细的手臂和结实的小腿肚同时显露时让我非常惊讶。她的小腿上毛孔细密,长着鱼鳞般形状的淡淡斑纹,使我常常把她和人头鱼身联系起来。或许我是被她眉间的黑痣、结实的小腿肚或长长的脖颈所迷恋,因此我们每夜相会于一幢临近公路的小楼里。叶寒同样醉心于幽会这种人为的秘密形式。她常常坐着褪色了的红色人力三轮车,化了妆(和白天判若两人),穿过长长的小城市街道,转弯抹角地前来赴约。我从窗口掀开窗帘的一角,可以窥伺到她像个女间谍那样匆匆忙忙地把钱塞给车夫的情景。我可以想象黑夜中的白色高跟鞋像一对白色蝴蝶那样飞上楼梯。无数个夜晚,我们做着无数对情侣所做的事。公路上不断驶过的汽车的轰鸣声使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我在小楼长谈中断续掌握了她的家庭状况。她的父亲——一名水利工程师——1980年死于肝癌;继父孟道庸是食品厂厂医,丧妻后1982年和小学女教师朱淑贞构成了叶寒目前的家庭。我在谈话中认识了未来的丈人和丈母娘、以及叶寒家分布在乡下的众多亲戚。惟独你,孟达,我们的谈话从来没有出现过蚱蜢的细枝微节(而你才是真正的主角);这是有关撰写你的文字,而我却不得不先搁下你去说我自己。
  在叶寒让我正式去她家露面后,我像个国家干部或规范中的女婿那样上门了(我至今仍能闻到刮光胡须的下巴上剃须泡沫凉嗖嗖的薄荷味)。除了死去的工程师遗像仍挂在她父母的居室引起了我的微微惊诧,一切都如叶寒所描述并符合我的想象。这是一套老结构的二楼公寓,共有三间。叶寒和叶幼幼(叶寒妹妹)居西合住;厂医和女教师的卧室(兼作会客室)居东;北面是厨房和卫生间二合一。在傍晚光线灰暗的室内,我发现朱淑贞的脸上仍然逗留着亡失潜在的哀伤,这种哀伤在叶寒身上同样隐约可见;哀伤或由此转化成的倔强(虔诚)贯串了母女俩,但对于叶幼幼丝毫未能触及。叶幼幼身上一点都没有墙上的亡灵所留下的阴影。她笑声连片,聪明而无知,颧骨的曲线光滑而略显狡猾;小雏鸡17岁就早已摆脱教育制度的羁绊,尖利轻浮的笑声让27岁的小职员李央觉得自己步入中年。小心谨慎的未来女婿李央还细心觉察到厂医孟道庸在这个家庭里的屈从地位。这个丧妻后只身加入后妻家庭眉清目秀的中年人——处于三个女人的围绕中——半是傻瓜半是机智地承担着工作上那样唯唯诺诺的角色。他能够无视或容许墙上死去的工程师庄严肃穆的面容和目光的注视。他把微微灰白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比女人——他的服饰整洁无疵——更注重拾掇。他在厨房里勤恳地做菜,和烹任、煤气炉结下不解之缘。从一个小学女教师(前妻)到另一个小学女教师(后妻)。孟道庸的一生在两个小学女教师的肉体间奇怪地辗转、无能地迷恋。
  一个和小城市传统居民吻合的家。腼腆忙碌的男主人和直率固执的妻子。旧式家俱。黑白电视机。井井有条敝帚自珍的杂物(旧尼龙纸袋、旧纤维绳、缺口的茶具和瓶瓶罐罐、旧纸箱包装壳等等)。俭朴和精打细算,从而体现了父母务实的稚气及幻想,明亮叫嚷着的姑娘则呈现了和父母迥然不同的不在乎。
  那会儿,夜幕骤然降临;叶家——隔着一条公路——对面一家中型化工厂扰人耳烦的机器噪音嘎然而止;朱淑贞拉亮了居室里40瓦日光灯,几乎是同时,孟道庸拉亮了厨房里的白炽灯;李央、叶寒、朱淑贞的谈话此时正处于冷场;叶幼幼坐在黑暗卧室的床上,耳朵里寒着耳机,心烦意乱地摆弄被卡住的盒带;李央敏锐地听到有人进入厨房时钥匙落到地上发出的清脆声响,他欲言又止(设想来人的身份就像初见办公室新来的上司那样忐忑不安),这时叶寒轻描淡写地对朱淑贞说:“妈,是阿达来了。”
  我绝没有料到是你。我看到你受到的惊讶不亚于一个庶民突然明了微服出访的皇帝身份时所受到的惊讶。他懵懵呆呆地闪现出来,茫然四顾,如同一个不知自己被摄影机对准拍摄的人在镜头前那样若无其事,“蚱——孟达”(蚱蜢的称谓差一点从嘴中脱口而出)。
  “噫,李央,原来是你。”蚱蜢略感意外,声音粗糙刺耳,然后大大咧咧地对着朱淑贞生硬地嚷了一声:“妈。”瞬息间我明白了你是孟道庸的儿子。
  但是,继母她只是“嗯”了一声,表情漠然。这时叶幼幼靠在门框上无聊地嚼着零食。你弓着背,前倾拉长脖颈,你眨着眼睛仿佛没弄懂怎么回事。叶幼幼和叶寒姐妹俩在互使眼色。我像个局外人那样,瞅着不知所措的蚱蜢(他像十几年前在课堂上遭受到老师惩罚似的站着),直至孟道用发虚的故作轻松的话音传来:“开饭罗。”
  三
  嗜食如命、狼吞虎咽,不一会儿,你面前的那盘菜就化为乌有——你已经是盛过两碗饭了;你吃饭的动作像令人倒胃的表演,让在座的人看了直皱眉,连孟道庸也显得疑虑重重。你就像一个久饿不食的孤儿、亡命之徒或饥饿的老鼠那样无暇顾及一切,迫不及待地与人争食,惟恐迟缓片刻,面前的粮食旋即会不翼而飞。因此,腮帮鼓涨凸出如塞进了乒乓球,粗大的喉结显著地在细弱的脖颈上快速转动。我可以想象未来得及嚼细的食物匆匆忙忙地进入他的胃部,被填实的胃由于囫囵吞枣而刺激得快活或难受。他用手去拾落在饭桌上的饭粒。但嘴中的饭粒又再次落到桌上,就餐如同折磨人的一场游戏。蚱蜢的肚子里传出叽哩咕噜的怪叫,打嗝声每隔一阵有节奏地发出,像灾难信号或空袭时期的警报,牵动着就餐者的每根神经。朱椒贞脸部的肌肉忽紧急松。然而蚱蜢本人一无所知。
  这或许并非他所能理解的丢人现眼和招人讨厌。是食物从中作梗。食物让他的脸涨得通红。他那张连澡堂里热水都涨不红的白净如丑角的脸,遇到食物如同灌醉了酒似的泛红,额角的青筋也嚣张地凸出。蚱蜢这副窘状李央并非初见。便秘和赞赏都会让他脸憋得通红。那时蚱蜢13岁或14岁,我们都是东方红中学(现以一华侨捐资者命名)初一(1)班的学生。我们一群瘦猴似的男生都非常清楚他的排泄系统有问题。1973年至1975年学校臭气熏人的简易公厕里,我们曾多次目睹蚱蜢在便桶上脸部憋得通红的景象。他那么小的年龄患有便秘真让我们不解。他的体弱多病可想而知。我们都在暗中取笑过他,孟达的排泄器官一度为不负责任的同学们提供了无聊的话题,而你,孟达本身却毫不知晓生理和笑资间有什么叵测联系,以致于毫不掩饰,浑浑噩噩一如既往地表演着陋习。
  如果说他有什么异于常人或招人非议之处,究其原因,可能是他在童年曾得过轻度脑膜炎。人人都知道蚱蜢得过脑膜炎(据说凭着医院的健康证明校方才让他入了学),那个传播有关他的病史的人我们弄不清是谁,我们只记得患过病的蚱蜢。没有人关心你是不是留有后遗症,倒是你异于常人的相貌让我们议论纷纷。1973年9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全校师生在简陋的中学礼堂里忍受了令人昏昏欲睡的入学典礼(校长、党支部书记、工人宣传队代表一个个轮流在台上进行了政治训导);我们绝望地回到教室继续接受班主任——一个相貌委琐的年轻数学教师——死气沉沉装腔作势的训话。教室里弥漫着汗水的臭味;下午酷热的阳光从没有玻璃的窗架中射进来;要不是教室斜对面公厕里倒马桶和清扫粪便的臭气冲鼻难忍,不少人准会呼呼入睡。时间过得是如此缓慢,但班主任那张唾沫四溅滔滔不绝的嘴巴却不理会无精打采的五十多个脑袋,那张嘴仿佛要用语言窒息我们——我相信谁也不能真正领会他所说的一切。有人开始偷偷地做小动作以驱赶困倦。我的目光透过窗外,看到阳光下的空地上死一般寂静。我在设想空地上应该有棵树,要是树上突然飞出啁啾的小鸟那有多好啊;可是,除了几只苍蝇的不断骚扰,没有任何意外的奇迹能使班主任宣布“现在放学”这一赦令。
  是你的出现拯救了我们渐趋绝望的心境。
  班主任不得不停住了训话。五十多双黯淡的眼睛无一例外地朝门口看——仿佛那是唯一的希望所在。你由母亲(一个虚弱忧郁的妇女)领着,你的脸色异常惨白,在五十多双眼睛面前瑟瑟发抖。乘着班主任和你母亲(他们似是熟人)谈话之机,死寂如水的教室里产生了喧哗的涟漪。窒息了一个下午调皮本性的男生们捣乱经验十足,他们敏捷隐蔽的动作和叽叽喳喳的声响恰如其份,足以引起傻乎乎的女同学的注意。你的形象引起了那些无处发泄的捣蛋鬼们短暂而起劲的议论,女同学们则以嗤嗤作笑报以赞赏,直至班主任那阴郁愠怒的目光从发亮的眼镜片后直逼我们(他已经把孟达安置到前排的一个空座位上),猝不及防收敛起来的假正经的脸上仍残留着兴奋的痕迹。
  在班主任又紧接下去的乏味训话里,教室的气氛显然不及片刻前沉闷。窃窃私语和苍蝇嗡叫交织起来,就像酷暑中悄然滑过的一阵风那样不易觉察。你坐在前排——在班主任手势的庞大覆盖及庇护下——停止了颤抖。你的同桌同学,一个自以为是的官僚的小兔崽子则显得活龙活现(他把一张纸条夹到了你后衣领的折缝里);小兔崽子自鸣得意的脑袋四处扭动,做着鬼脸,想要把全班同学的视线吸引到他的得意之作上去。你像个雕塑般呆坐在那里。孟达肯定不知道。他的左后侧中的某一位十几年后会成为他的亲眷(更不知道他正在我的文字中扮演角色)。李央此刻已不再在阳光下追寻幻觉中的树荫和小鸟的啁啾。他恰好能从一个女同学肩膀和头部的空隙看到蚱蜢畏缩的侧面。这个侧面图前的障碍物——肩膀和头部——几易其主,而这幅构成李央课间一开小差就及时滑入眼帘的侧面像,却始终有幸未变地在我眼中逗留两年之久。
  高高突起的后脑勺向后凸出,扁平的额部一绺黑发垂挂下来,像是苦难的标记流露在前额;向前倾出的细长脖颈衔接着三角形的下巴。那个侧面像仿佛正处于惊愕之状。他的脊背因为拱起或弯曲使他神情迟纯。我们可以想象戴着和小脸形不相称的沉重眼镜下扑朔迷离的目光。他的姗姗来迟和怪异相貌,一开始就成为集体中的例外。那张可恶的小纸条,在他的后衣领里助纣为虐,使得小兔崽子的恶作剧获得了灵感。愚蠢的女学生毫无主见——在时光的流逝中她们无一例外地成为庸俗妇人——矫情地暗笑,会心地配合着恶作剧。
  惟有他呆若木鸡,不知正在一场驱赶困倦的游戏里充当众矢之的。
  事实并非完全这样。当我们这群男孩子几乎全都获得了难听的绰号时才蓦然惊醒,孟达像一条漏网之鱼,逃脱了以互相攻讦为乐的绰号大战。这并非侥幸,而是赠送绰号的天才都颇觉棘手。新学年伊始,尚未适应古板教规的同学们陌生而敌意未消。互取绰号是唯一亲近或疏远的方式。这也是学校生活中唯一自由满足想象的心理快乐。很快,绰号就像一套暗语赋予座位之外的一种秩序——然而孟达除外。
  1973年反覆无常的秋季里,我们追踪者孟达的一举一动,曾用众多眼花缭乱的绰号为他命名。他是那么无能、麻木、怪态百出从而显得难以捉摸;他就像我们从未见识过的史前动物那样让我们无处下手。我们无法捕捉他,只能模仿其丑态或评头论足。我们像下卵蛋似地给他以绰号,但终因无法把他和众多平庸绰号区别开而迅速夭折。或许是为了作为他没有合适绰号的一种补偿,某一日晨读时,我们在教室后墙的黑板上,意外地发现了你被夸张到维妙维肖的尊容。是何三满的创举。他把孟达骨瘦如柴的全身在黑板上暴露无遗:驼背、尖脑袋、一绺垂挂下来的头发诸特征都表明非你莫属;要是再给你套上古代服饰,孟达就是一个当时正遭受教科上批判的孟子或孔子少年形象(丑化古代圣贤的漫画在当时的连环画册上比比皆是)。作者何三满并没有因为你而成为画家,两年前他作为一名消防队员在一次灭火中丧身。
  除了在体育课上出丑,他那患过脑膜炎的大脑并不妨碍他在学期末各门课均取得平庸的成绩。在他向我们出示他的集邮珍藏,之前,孟达并无显示出一技之长。另外,孟达口袋里的零用钱和他的吝啬一样令我们心寒。他因为集邮册和零化钱在我们中间短暂地占据了一席之地。翌年夏季,即第二学期结束之前,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收藏。我们在那个赤日炎炎的中午从他的集邮册上第一次发现了邮票的魅力。好几本厚厚的集邮册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像弄到一杆打鸟的***那样是不可能的。1974年夏季的孩子们口袋里羞涩地掏不出买一根冰棍的钱。我们羡慕和嫉妒孟达的富裕,在静观默看的过程中,他的两道难看的浓眉喜剧性地跳动着,拿邮册的瘦手颤抖得厉害;或许是平日对他冷若冰霜的女同学朝他投去了惊奇的目光,他的脸色呈现出只有在大便时才会出现的通红。他不让我们随意用手去触摸他的宝贝,像个吝啬的守财奴,喜好炫耀又担心旁人的凯觎之心。他向我们不断讲解着邮票上的内容,结结巴巴,口齿含糊,却不乏得意之处:
  “喏,这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是香——香港的邮票。”
  就在他出示邮册的两天里,他变得多嘴多舌而又笨嘴笨舌(短暂的优越感使他有些晕头转向)。然而孟达并无邮票上的知音,要是他拥有一杆***,或许我们谁都会对他表示亲近或刮目相看。那个夏天,男同学们都醉心于那条学校墙外的护城河。我们谈论的都是游泳的事。人人都在谈论郝志强。他是个铸工的儿子,身强体壮,水上功夫在高年级同学中也名噪一时。郝志强是体育委员,他的各门功课糟糕透顶,但和女同学们的关系如胶似膝。只有那个曾把你的尊容搬上黑板的何三满,那个未来的消防队员(当时可能他打算做一名画家),据说他曾畏畏缩缩地暗中想用一些烟壳换取你的邮票,而你一口拒绝了他。
  不久,在班主任勒令禁止游泳之后,我们班上的男同学突然两级分化:以刘彪为首的一帮公开和郝志强及其附庸对着干了起来。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孟达会混迹于这场派系对立。他给刘彪当炮灰使,他对着刘彪趋之若骛的模样让人非常恶心。为此,孟达常被郝志强的手下揍得鼻青脸肿。刘彪不是等闲之辈,他的父亲是市革委会主任(刚好我们城市恰逢其时地爆发了派系武装冲突)。也就是在这场冲突中,你获得了一个永久不衰的绰号——蚱蜢。
  这个含意模糊的名称是谁第一个叫响的?出处无可查辨。但蚱蜢却无法改变,成为他的替身。
  三
  我显而易见地在俭朴传统的家庭中观察到继母朱淑贞和非亲生子孟达间的龃龉。这种紧张的状态每挨周末就发生一次。这个冬天,我成了叶家的座上客。我和叶寒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因此,我频频在叶家见到穿着臃肿协孟达。他在每星期六夜饭时如期而至。这是蚱蜢和这个家庭之间所构成的唯一联系纽带。因此晚饭犹如大家心照不宣地维持关系的一种仪式,就餐作为非血缘关系的补偿,仅仅如此而已。
  这个由星期六晚饭维系着的关系显得僵硬和牵强附会。在就餐中,蚱蜢拙劣的表演取代了吃饭的乐趣。朱淑贞的脸上流露着明显抑制着的反感;我和叶寒互使眼色;孟道庸处于中间地段窘迫不安,仿佛蚱蜢的不体面是他的过错。这个食品厂的厂医,为儿子和续妻之间的不合担惊受怕。五十多岁仍秀气腼腆的孟道庸,一生都细声柔气地侍奉着两位小学女教师。每逢孟达吃完走后,朱淑贞就会按捺不住怨声载道,孟道庸耐心温和地劝慰着妻子,一边说:“不要和他计较。身体气坏了不得了。”一边尽快收拾碗筷,仿佛要从做家务中赎罪似的;等到我、叶寒、叶幼幼都出门后,夫妻俩已经在玩玻璃球跳跳棋的游戏里显得恩爱亲昵。孟道庸的跳跳棋棋艺技高一筹,但常常他把棋输给了妻子,朱淑贞早已把不愉快抛到脑后,她好胜心强,并不服输,在游戏中宛如少女似的忘乎所以。
  只要孟达或蚱蜢不出现,这个由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组成的家庭就会显示出应有的融洽(墙上工程师的亡灵并无阻碍,只有在朱淑贞悲戚之时亡灵才走入每个人的心灵)。只要蚱蜢不在,一对老夫妻恩爱无隙;他们兴致勃勃地沉迷于跳棋,静静地观赏14寸黑白电视机播出的古装戏曲片,要么朱淑贞边打毛活边说闲话,孟道庸则看武侠小说,或者戴上老花眼镜,在帐本上核对每日的家庭费用(他和朱淑贞在经济上独立核算)。他们家有一对罩着布罩的旧沙发:一张旧写字台(台面下垫着朱淑贞年轻时和女儿们幼年的黑白照片);一张朱淑贞和工程师结婚时的合卺之床像座古城堡一样笨重,饰有木雕花叶图案,挂着幔帐,现在孟道庸继承了工程师的床上地盘。
  只要蚱蜢不出现,女儿们的笑声就会回荡在这套旧宿舍里。她们的身影在旧家具和各种杂物间舞蹈般地晃动。这个平庸枯燥的家诞生出两个光彩照人的姑娘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姐妹俩——忽略细节上的差异——简直如出一辙:同样绸缎似的长发和迷人身姿,同样易受环境改动骚动的心,对零食的反应敏捷过人;她们的笑声肆无忌惮,对一见钟情执迷不悟,喜怒无常,天生丽质,乃至庸俗在她们身上呈现出令人迷恋的程度。那是和孟道庸和朱淑贞的陈旧平庸迥然有别的平庸——诗意或迷人的平庸。时装和影视明星画片无声地围绕着安置着她们可爱躯体的两张简易木床。
  这犹如一个平庸的乐园。然而他,孟达或蚱蜢、稀世怪兽或异端,以格格不入的姿态闯入而不是降服。他从来就没有讨好女性的本领及念头(在东方红中学,你从来未获取一名女同学的芳心)。蚱蜢不是食品厂厂医,从来就不懂得辨言观色、小心翼翼,不像孟道庸,除了在货币上处心积虑地斟酌算计,朱淑贞的笑容也就是他的笑容。妻子的表情就是他的晴雨表。他顺从、讨好,一生都匍匐在女性意志的腋窝下,就像迷恋生母或童年般软弱地沉溺于平庸观念。孟道庸在三个女性构筑的乐园里如鱼逢水;然而,你除了在襁褓期间曾被女性之手抚爱,汲取过异性胸膛温热如春的气息,异性或女人和你的距离,不亚于天上织女星和你的距离(那个唯一可能爱过他的女性,孟道庸的前妻李冬香,在携带儿子入学的翌年春天死于糖尿病,我仍记得她干瘪的病恹恹的模样)。你决没有和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妹妹套过近乎。在象征性的星期六晚饭前,蚱蜢无
  视于朱淑贞阴沉的脸色,表现得并不安分或应有的安分。他什么事
  都不干,在房间里碍手碍脚地荡来荡去,东瞅西瞧,仿佛不弄坏点
  什么决不罢休。他在厨房、父母居室和姑娘闺房里钻来钻去,或者
  一屁股坐在那套旧沙发上,弄得弹簧吱嘎作响——顷刻之间,又拿起一张旧报纸翻来翻去(随即扔下),哼着不堪入耳跑调的曲子又转到了姑娘们的屋里。他在姑娘们的房中东嗅西闻,并没有听见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叶幼幼的嘀咕:“真讨厌,像贼一样。”但是,蚱蜢仍然我行我素——一下子又蹭到卫生间撒尿去了。在孟道庸的传呼开饭的口令未响起之前,他的鼻子早就受到食物诱惑而嗤嗤作响了。
  不至于是故意惹人嫌厌。我熟悉你的一举一动——在学校里就一贯如此。随着岁月流逝,蚱蜢的陋习有增无减。朱淑贞把这一切都归为孟道庸的教子不当,她难免要偶尔忘却做继母的忌讳,像真正的母亲那样尽教诲之责:“阿达,吃得太快会噎住的,没人和你比快。”
  “和人比快?”连吃点饭都要吵,我付钱可以吧。”他的脸色一下子非常难看起来,涨直的脖子像公鸡,声音也像鸡叫似的。
  “你看看你看看,一句话都不让人说了。”一捱孟达丢下碗筷走后,朱淑贞就对丈夫埋怨;“星期六简直是灾难。”
  确实如此。用叶寒的话说是“黑色星期六”。星期六像是一星期中的例外,自从孟达进了叶家,一星期只剩下6天了。星期六和蚱蜢紧紧相连,就被朱淑贞从内心取消排除在外。这一日,一家人首先想到的是孟达。蚱蜢似乎是星期六的化身。一家人将心思各异地凑在饭桌上。昏黄灯光的厨房里,无形中弥漫着母子间的龃龉:一个看着李冬香患过脑膜炎的儿子出丑的继母,一个执拗不驯无视继母的李冬香的儿子,中间地带的食品厂厂医,以及观看怪物一样的两个姑娘组成了一顿别扭的晚饭。还有一个未正式的女婿夹在其中。他是那个正在做狼吞虎咽表演者的昔日同窗,正在爱恋着两个机警姑娘的其中之一。
  只有叶幼幼对家庭里所有的事都漠然置之。孟达对于她只是即兴笑料,她从不为身外事伤脑筋。她跟所有同龄少女那样过早地学会了冷漠。只有她在星期六夜如鱼得水(像个不存在的影子或小老鼠,谁也不知道她何时溜出家门,不知她何时回来)。她用化妆品把自己涂得像个雏妓——准能让周末之夜同样盲目的男孩子去追逐。
  相貌和陋习尚不足构成冤家。我以为你一直在内心上排斥自己进入叶家。你仍然是李冬香的独生子,是被孟道庸遗弃的孤儿。或许是丧母多年,孟达过惯了父子两男性的简单生活,对习俗中继母不良形象耳濡目染,从而对朱淑贞有着盲目偏见。(据叶寒说)他曾徒然地阻挠过孟道庸的续娶之念,“这一直让我妈耿耿于怀,”叶寒说,“她看到阿达就像看到脑膜炎。”
  不能说朱淑贞睚眦必报;她慷慨、善良、情感热烈,我对她含辛茹苦的经历充满敬意。只有一触及到孟达,她立刻显示出旧传统的狭隘偏颇。年近五十的小学教师执拗劲儿一点都不比孟达逊色。早年丧夫的沉痛,使她变得更加偏激。她早已失去了做慈母的耐心。可能仅仅照顾孟道庸的脸面,她才不致于在饭桌上和孟达撕破面皮,而内心却积怨不少。不像你,貌似十足的愣头青,无礼顶憧,面红耳赤,摔下碗筷好像从此不回头了(饭桌上的暴风骤雨过后的刹那间,我隐约担心他不会再进叶家)。
  事实出乎我的预料。他的再度露面向我显示了他形象中的另一面。下一个星期六之夜,他居然毫无沮丧和害羞情状,仿佛根本就没有上周的争吵。但我仍可看出孟达若无其事中的虚张声势——从一露面起他就认输了。他哼哼唧唧,故意加重步伐来增强信心,把手中的那串钥匙摇得令人心烦地响,以过分轻松(有准备地)和两个妹妹打招呼。他的样子非常可笑,像是模仿着一个无赖,比他发起牛脾气时让人看了更难受。他像鸡叫那样难听的嗓子叫了一声“妈”时,正缝补衣服的朱淑贞连头也不抬地说:“哼,还有脸回来。”
  蚱蜢在那一刻向我们展示了他好冲动外的妥协——他朝我和叶寒露出了笑容。他的笑容那么难看,真是丑上加丑,和他原有的面容如此不协调,像是硬贴上去的表情。笑容并没有让他摆脱尴尬——就像他一进来时故作轻松一样——倒使他窘状毕露。在他那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的衬托下,一绺垂挂至额头的头发比任何时候更像苦难的标记。
  四
  我不管你是否怀有苦衷,我更愿意你是彻头彻尾的愣头青。你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固执,但是,当你试图以笑容去遮掩丑容时,蚱蜢更加坦露了他的不幸。多年以后,我才蓦然理解了孟达那双惘然不解的眼睛为了维持不偏不倚或不招人耳目所忍受的痛苦。为此,他不惜随波逐流,情不由衷。
  1974年之夏,即孟达向我们展示集邮册的那个夏天(他那些昙花一现的展示已经结束),他仍然是孤独而渴望集体的孟达,然而他什么也沾不上边。他仍然便秘,费力的排泄使他在公厕里如临大敌。他看上去营养不良,脸色终日苍白,在大群惹事生非的男孩中形单影只。他没有任何特长可以让我们放弃对他各种怪态的追踪和恶作剧的模仿。或许他只在一次义务劳动中受到班主任的表扬,此外,他既不会游泳,也不会打乒乓球或篮球。六月,精力过剩的男同学们放学后在校门外护城河的几个水埠边下了水,郝志强更是首当其冲。这个铸工的儿子生就一副好体魄,水上功夫更是令大伙儿自叹不如。那时我想象不出还有谁比郝志强游得更棒。他只要吸口气,钻入水中杳无影踪,等他泅出水面时已是几十米之外。他还能在四、五米高的浮桥上一跃而起在半空中做了一个姿势优美的动作(身体弯曲得如一把镰刀〕,然后笔直地插入水中。
  他的出现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惊愕。某一天,下午放学后仍是烈日炎炎,河埠上熙攘杂乱,台阶被烈日晒得烫脚,河面上不断驶过柴油机船,其发动机突突突的声音震耳欲聋,令人心烦;我们在水中至河埠间蹿上蹿下,溅起的一阵阵水花激起了洗衣妇们的阵阵咒骂;河水冰凉,我们本来就没有发育成熟的生殖器被刺激得更加萎缩。郝志强、鲍学雷、方丸、吴谦和李央等十几个人在水中展开一场战争后筋疲力尽。一只运西瓜的篷船刚刚开过。顷刻,是何三满从水里钻出来——两手托着西瓜踩水而来(刚结束的政治课教育阻止不了我们常从水上捞获战利品),也就在这时,你突然来到我们中间。
  蚱蜢终于哆哆嗦嗦地下了水。在此之前,他肯定没有接触过河流中的水。他加入我们的行列并非兴之所至,而是深思熟虑(他用一只旧自行车内胎缠在身上充当救生圈),或者说迫不得已地下了水。他大概想用行动来缩短、填补和大伙间的距离。我们初次目睹他在烈日下褪下衣服,他赤裸着身子的模样可笑极了。他的皮肤异常白皙,像初生婴儿初见到阳光,神情畏缩,仿佛透明体在烈日下会溶化消失。他连游泳裤也没有,一条显得宽大的短裤对于他瘦瘪的屁股来说绰绰有余。他用一条橡皮筋把眼镜绑在向后凸出的后脑勺上(这更增加了滑稽色彩),免得下水后眼镜在水中遗失。一绺苦难似的头发仍然垂挂额前。在他站在水埠台阶上畏缩犹豫之际,是方丸跳入水中故意用力激起的水花溅到了他的身上,凉水点激起了蚱蜢一阵战栗。
  孟达弓着背走向水面。他那战战兢兢的移动像是一个自杀者。我们在水面拚命用手掬起水往他身上泼。只有郝志强坐在浮桥的桥墩上静静地休息和观看。蚱蜢在我们的叫嚷和水的泼洒中躲闪着,两脚离开了大地。他在水面浮了起来,身不由己,好像是件物体突然从水中冒了出来。他被身体的瞬间失衡弄得惊慌失措,两脚乱蹬,急切之中呛了几口水。他拚命地把头抬得很高,似乎想使身体脱离水面。我可以说,孟达脑中连想象中游泳的经验都没有,他在水中不得要领地胡划胡蹬,既像是手舞足蹈,又恰似一个溺水者出于本能在挣扎。
  太阳突然在西边沉落,孟达和我们都上了岸。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战栗不已,弄湿后的头发紧贴着脑门,如一堆墨迹涂在脑门上。我们都在岸边的桔树林里脱得一丝不挂换上衣裤;就在这时,蚱蜢第一次向我们暴露出他两腿间耷拉着的硕大器具。我们看得目瞪口呆,鲍学雷惊呼道:“天呐,像牛鞭子一样长。”
  此后两周,蚱蜢勉强学会了游泳。他手脚之间毫无协调性可言,学会了我们称之为“狗爬式”的动作;只要他在我们中间,那个头始终翘得很高,姿势特别难看的蚱蜢仍和我们迥然有别。我们目睹他在水中奋力扑动的景象;在浮桥、几个水埠及十几米宽的河两岸来回游,脑袋转动不已,像货郎的拨浪鼓那么来回转动,东张西望。他始终没有学会跳水,在我们开水战时他总站在郝志强一方。
  孟达或蚱蜢在护城河下了水——努力地学会了游泳——却被合唱队漫不经心地按除在外。在参加全校一次歌咏比赛的排练中,他显然已竭尽全力地唱;他的歌声足可和他的游泳姿势相提并论。他的发音部位犹如出了毛病的扩音系统,任何曲子一经他的嗓音唱出,就会变调——永远摸不准如何使他的嗓音不至于脱离大伙的齐唱而突然冲出。孟达不愿意嗓门沉默,而是孜孜不倦地用刺耳的音量来穷吼一气。他的认真劲儿让我们都替那个刺耳的声音面难受,女同学们更是叽叽喳喳地对他的介入抱怨不休。音乐教师是个三十来岁矮小干瘪的老***,她不得不常常用指挥棒敲打讲台中止排练:“孟达,我说的是你,你又跑调了。”
  当然,指挥棒的停顿一直没有让孟达设法唱得更准一点。他的发音系统天生就与他为敌,就像他一吃饭就脸红。他永远无法驾驭他的喉咙。某一节音乐课后,拥说音乐教师单独找孟达谈了话。她苦口婆心地对孟达说:“为了集体名誉,你是不是暂时退出比赛?要么,在比赛时你可不可以不发出声音,只开开嘴就行了。”
  不是李央,而是方丸——那个把纸条夹在他后衣领里最初捉弄他的同桌同学——说过:“这个鬼一唱歌,全校的老鼠听了准会丧失生育能力。”
  从学校墙外的护城河的水埠逆流而上,游到西边江面汇入护城河的人口处大约需要40分钟。某一天,我们在墙外的河里游过以后,大家索然无味地坐在水埠台阶上取笑蚱蜢两腿间的东西时,郝志强突然说:“明天我们一直从这里游到西江,”他乜了孟达一眼,“胆细的别去,出了事我不负责。”那会儿,孟达正低垂着双眼,他的皮肤正在阳光下开始收紧,风吹得他瑟瑟发抖。好大一会,我们都已经在枯树林里换过衣裤后,他才期期艾艾地说:“我不会拖后腿的。”
  果然,他和我们一起下了水。他还是没有换上一条新的三角短裤,仍然穿着那条皱皱巴巴宽大的旧短裤。他的皮肤并没有被连日的烈日晒红,似乎白得透明,混在我们一大群黑溜溜的身体中特别醒目。他呆头呆脑终日若有所思的模样,不像是1974年盲目落戏的少年,倒像古代孺子夹在我们中间。一开始,蚱蜢紧紧地尾随着我们(我们尾随着郝志强)。当我们利用仰泳积蓄体力时,他——不会仰泳——那双手拍打水面的声响渐渐远去。他一口口从嘴里吐水的频率加快,仿佛借此获得动力。我们各自的距离均已拉开。天空湛蓝,阳光温柔,公路上不断驶过笨拙难看的货车,把尘土扬到了河里。公路两旁的杏树大约可以计算我们之间的差距:郝志强和方丸之间隔着10棵杏树左右,方丸和何三满刘彪之间隔着3棵杏树,李央和吴谦鲍学雷之间隔着7棵杏树……正当李央正在盘算杏树之际,他突然发现,蚱蜢却不在杏树计算之列。在李央一迟缓发愣时,并不迅急的河水把他的身体倒冲了几米,他发出了惊慌的呼叫:“快——回——来啊——孟达——不见了——”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段失败的经历(对你来说是失败的冒险)。由于你——差点溺水而亡——我们不得不中止了去游西江的奢望(翌日,获知情况的班主任下了禁令,再也不许我们游泳了)。不是我们挽救了你,是一只恰巧驶过的货船上的一名装卸工,他听到我们的呼救后把你捞上船的。我们只有观看你出丑的份儿。你躺在船板上。脸色铁青,口吐白沫;你在清醒之后即刻不停地呕吐,牙关格格打颤,两条腿的膝盖骨更是抖动不止。你倒是不在乎,向傻在一边的我们居然露出了笑容。
  五
  孟达有的是时间维持孟达式的癖好。他上三天班,休息四天,然后上四天班,再休息三天。蚱蜢目前在何处谋活?在叶寒告诉我之前,我一直难以设想他穿着脏兮兮的工作眼,在一家不为人知的小机械厂阴暗的车间里伏在车床上工作的情景i他和几个游手好闲的单身工人混在一起,关系若即若离;他们在厂里谈的是新到一期的《家电维修》杂志,或者为某个不存在的问题(例如外星、导弹或国际新秩序)争执不休,不抽烟,偶尔玩扑克牌或凭着猜测谈谈女人,如此而已。
  昔日被学校这个统一机构笼络到一起各不相同性格的同学们,如今俱已各各不同地被社会消化或归档,自愿或非自愿地挣钱、养家或离异。他们成为政府职员或个体户,唯唯诺诺的文书,司机,自以为是的税务员,劳改犯,沙发厂工人或理发师,感觉良好的军官或倒霉的殡葬队伍中的吹鼓手。鲍学雷是水库管理人;方丸在影院放电影(要么就是巡票员);郝志强,我们一度崇拜过的偶像,却被吊销城市户口,由于流氓团伙案而发配西北服苦役;同窗期间的游戏或恶作剧,在毫无生气的同学偶遇中毫无激情,仅作寒暄而已。各人关心口袋里的钱,发了福,必然割断过去,不去追忆;只有小职员李央关注着蚱蜢——未来小舅子——的动向:他28岁仍孑然一身,执拗而乖戾,独行其事而随波逐流。
  我是在浴室相遇的次年夏天初次参观孟达居室;浴室相遇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开始,在那里,光身子的蚱蜢蓦然启动了李央追忆的枢纽;我仿佛看到,一丝不挂的孟达在公共浴室雾气的簇拥中茫然失措:双向弧形的楼梯——两边各有一个换衣室——总让他产生方向性错误,蚱蜢弓着身子哆哆嗦嗦寻不到——在不是他存放衣裤的换衣室——属于他的存衣橱,钥匙在不匹配的锁上徒劳无效地忘想开启其中的一把。
  但孟达不至于走错家门。六月的某日,他领着我在居民老区拥挤的房屋空隙间行走,犹如行走在某条迂回曲折的折缝间。他住在一幢旧旅馆结构似的四楼里,周围簇拥着新旧不一参差不齐的住宅。经过狭窄转折的楼梯,幽暗潮湿的四楼过道上阒寂无声。虽说是下午,外面阳光灿烂,过道上仍像地下室一样亮着昏暗的灯,可以看出这是一幢无人管理的公房。过道两侧堆放着无用的杂物及废弃已久的旧脸盆架、煤球炉,证明过道两侧房门内的主人已几易其主(新老住户都不需要生活的陈迹)。在一扇没有特征的房门前他掏出钥匙对我说:“听叶寒说,你差不多是个作家了。”
  我第一次置身于他的房间。房间大约15平方。除了旧家具和石灰墙上有油烟熏黑的痕迹,昔日三口之家共处的影子已无法追寻。我在幻觉中勾勒病恹恹的李冬香、眉清目秀的孟道庸和执拗的独生子在这个房间里共处的情景(昔日三口之家拥挤不堪的空间,如今对于他一人显得绰绰有余)。事实上我看到的是个彻底的单身汉宿舍。紧靠床的墙上钉着娜塔莎·金斯基之流半裸女星或女模特的画片;桌上杂七杂八的杂志狼藉;这些杂志里的内容五花八门,耸人听闻的故事比比皆是,真实性可疑,恰好处于查禁和不查禁书刊之列,能挑逗起平乏现实中少男少女的朦胧欲望。
  我听着他唠唠叨叨地说起他的工厂以及旧事(他在叶家从不这样)。他丝毫不知窗外已是乌云翻滚,从室内唯一朝北的窗口望去,一幢新建的四层楼房挡住了视线。这个地区房屋混乱拥挤的程度令人吃惊,彼此间距大大超出了建房标准间距。我相信站在对面的阳台上一定能听清蚱蜢和李央的对话。但蚱蜢仍是喋喋不休(我突然发现他像个女人那样琐碎);我的昔日同窗显然平时缺乏对话者,以致把未正式的妹夫李央作为倾诉对象。这时隔壁的房中突然传出一个娘娘腔的男歌星演唱的空洞歌曲。我从蚱蜢的口中得知那个老***邻居天天都播放这样的曲子,至于他说他的另一隔壁住的同样是个丑陋的未嫁女时我不禁既吃惊又觉得十分滑稽。我立刻联想到这么一个喜剧场景:一个稀奇古怪落魄适应的皇帝和左右两个飞横跋扈的侍女,稀里糊涂的皇帝常受侍女的欺凌。
  在他长篇累牍滔滔不绝其间——我渐渐有些腻厌起来——他的鼻子一直嗤嗤作响,像是他受到食物刺激时贪婪地发出的声响。他的废话可不少,有些话题自相矛盾,一再重复,听起来既可笑又味同嚼蜡。十几年来蚱蜢又一次向我展示他的收藏品。昔日令人嫉妒的邮册今日看上去微不足道(虽然邮册和年龄的增长一样增添了好几本),他显然是无数平庸集邮者中的其中之一而已,所收藏的邮票在别人处也可看到同样的货色(事隔多年,他还收藏了同样无甚价值的众多烟壳、火柴盒贴、啤酒商标之类的垃圾聊以自娱),倒恰好证明他对收藏时尚的盲从和迎合。像他这样的收藏者在我熟知的人中就有一大打,往往是些恍若隔世动作迟缓以此为豪的家伙;这些收藏品和花哨杂志就像在我面前展示了他的荒谬现实,然而蚱蜢却一无所知,此刻他正沉浸在他的收藏中洋洋自得。
  我一进门就注意到悬挂在床角的黑色望远镜。在他向我展示收藏咕哝咕哝说个没完之际,我故意对望远镜的存在视而不见。关于“皇帝”或“侍女”只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突发奇想。或许是你与众不同的相貌,我总是把你和童话里非凡的人物联系起来,实际上你却微乎其微,如同蚱蜢。
  我相信你和左右两个独身女人毫无瓜葛——你也不合她们的胃口,但我还是拿你和她们的关系取笑过,而你冤枉得像遭受了***似的叫嚷起来。我有幸见识过两个粗俗不堪的大龄女子对你隐含嫌厌的目光。她们从不和你攀谈,形同陌路人,你至多只能听任她们得意洋洋地从房间里传出各种嘈杂声响的骚扰。在夏季的几个月里(那时你正频频借助望远镜成为夏日肌肤的观察者),你隔壁的两个“侍女”像比赛似的春情萌动。她们趿着拖鞋,穿着俗不可耐可以映出她们内裤的浅色睡裙,旁若无人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她们自作多情地哼起情歌(仍像个18岁少女),傍晚洗过澡后等待某个有妇之夫的幽会,丝毫不在乎隔壁的“皇帝”听到她们行事时发出愚蠢的嚎叫。这个怪僻的“老皇帝”,每天哆哆嗦嗦无能为力地倾听到左右侍女夹攻而来的刷牙声、肆无忌惮的擤鼻涕声以及断断续续的小便声。
  “你小子倒有桃花远。”我拿他取笑说。
  “他娘的,我情愿叫她们姨妈。”你口中又吐出另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
  你不再和我谈论女人。在那个夏天以前,我从来就没有从你口中听到对于女人一字半句的议论。我们从来都不是推心置腹的朋友,由两个女人(叶寒和朱淑贞)连结在一起的复杂转换关系,并不能使你随时向我吐露衷肠。你用一些虚无的话题绕开了对于女人的谈沦,就像你闭口不提望远镜的用途一样。只要我俩单独呆在一块闲聊,蚱蜢的表情像学生那样虔诚,他对于奇谈怪论的爱好令人惊奇(这当然带点炫耀色彩〕。那个夏季,他订阅《兵器知识》、《鸟类》杂志,他养殖了几尾邮票大小廉价的热带鱼,还养起了两只丑陋得跟他不相上下的小鹦鹉(它们在两周内死掉了)。他常说类似的话:“你知道吗,戈尔巴乔夫秃顶上的斑记就是一幅苏联地图。”要么跟我谈起骆驼的祖先是鲸鱼等话题
  他对我提起望远镜的用途是十多天后的事。(记不清是为什么)我再一次置身于他的房间里,他蓦然对我说:“用望远镜可以看清对面房间里的一切。”当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时,他像个白痴似的笑了起来。他的笑容非常丑陋,如像刚刚做了下流事后得意的猥亵神态。傍晚酷热异常,房间里又潮又问;或许是我们都喝了点啤酒(平时他极少喝酒),面对昔日同窗彼此都有些伤感。他在突然间好像换了一个人,变得愤懑不平:“他们都拿我当傻瓜看,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大家都一样,总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的眼眶里竟然噙着泪水,当我试图劝慰他时,他说:“不!我又没喝醉。”
  喝酒并没有使他脸红。我的昔日同窗只有在大使或食物刺激下才满脸通红。他又变得高兴起来,有些胡言乱语。他初次在我面前暴露他的秘密:望远镜和女人。我为他不切实际的念头和行为感到震惊。他说:“老实说,要是我爱着某个女人的话——你相信吗?——她就是电视。每星期一《为您服务》的主持人。我认为只有她才够得上理想的妻子。”在他眼里,那个和颜悦色的节目女主持人完美无暇。他对我说,他第一次注意到她,她正在电视节目里介绍巧做菜肴,不,是介绍巧做几种简易发型。
  他始终是那么不可思议:28岁的蚱蜢最初的情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竟是荧屏上光点聚成的幻像。尽管后来孟达在女性问题上的表现和他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我宁愿相信你不只是嘴上说说——说不定你还给节目女主持人写过求爱信,有谁知道你能干出什么呢?
  那个夏季蚱蜢没有人可以倾诉。
  六
  那是一架放大倍数8倍的“熊猫牌”望远镜,商店里的价格大约在350元左右。夏至过后,孟达成为最勤奋的夏日肌肤的观察者。他的日子过得琐碎、无聊而紊乱,和朱淑贞之间的小摩擦仍时有发生。工厂夏季放了长假,这一来他更加无所适从。他独来独往,不喜欢看电影,和夏夜里小伙子追逐街头流莺充满***的游戏更是无缘。漂亮的姑娘在夏夜展示着她们的肌肤。只有在夏夜,服装和肉体是如此若即若离,如此富有撩人心族的暗示性,以致分不清***和爱情。
  孟达不再隐瞒他的窥视行为——只是嘱咐我毋须张扬。他提心吊胆地告诫我说:“连叶寒也不能说,她会误解的。”除此之外,他别无顾忌,和我谈起窥视到的细节甚至兴致勃勃。
  整个夏季他就蛰伏在旧旅馆似的单身房内。白天他睡懒觉,翻翻杂志或摆弄早已谙熟于心的收藏;夏夜温馨的气流降临后,他就凭借望远镜窥伺对面窗户里的***韵事。惟有借助光学仪器,方可弥补深度近视眼的不足(仿佛他是恋爱或***领域里天生的盲人),凭借着“熊猫牌”望远镜,我28岁的小舅子才为时已晚地初窥到肉欲令人心颤的窗口。他就像个贼,一个无物可窃的贼只配享受别人偷窃的经验,但贼心如同敌手一样不肯降服。他只能躲在黑暗中战战兢兢,那对小耳朵由于紧张而抖动,而对面窗口里正上演着灯光下的爱情游戏。
  正对面的窗户里能给蚱蜢提供什么表演呢——以致于他化了350元钱来消除这十多米的距离。据我所知,通过窗户窥伺到的毫无新花样可言。这是一部缺乏新意的记实场景,未经删改,符合客观时间,男女主角则可由任何符合恋爱年龄的其中一对去担任。只要60瓦白炽灯一在男主角的单身居室里亮起,随着女角色上台,一场俗套情戏即刻开端。
  通过光学仪器和60瓦灯的照亮——黑夜给了他庇护——一切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部毫不顾及观众的细致冗长的室内剧,有着千篇一律的节奏和平淡的情节。男女主角像一对蹩脚演员,仿佛黔驴技穷,傻瓜似地一遍遍重复无聊地在彼此身体各处模来摸去。没有其他表演方式。遭受折磨的倒是观众(蚱蜢不耐烦地说,这样罗哩罗嗦地摸来摸去真让人受不了)。
  观望让他脖颈拉长,让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更为明显地呈现出虾状。他的两手神经质地抖动着,望远镜安在眼睛上像脸上滑稽地生出另一个器官。这就像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过分写实,以致于拖沓重复得令人不可思议,令观察者循序渐进的心理逻辑受阻。只是在那个女人系好胸罩的一刹那留给蚱蜢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说:“黑色的胸罩看上去就像是佐罗的眼罩。”
  我并不想说,你是一个窥伺癖(尽管夏季里夜复一夜如饥似渴地观望)。事实上,望远镜所获知的景象并未激起他的愉悦。只是纯粹刺激了他的生理器官。他对男主角充满厌恶而不屑一顾,但并未由此而原谅宽容女人,他总是像个可笑的老夫子似地说:“要是女的不这样,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他就处在这么一个两难境地;理性要求他摈弃欲念,生理却唆使他成为一个窥视者。
  这好像并不是我未来的小舅子在夏夜贪梦地窥探***细节(或许你不止一次地企图中止窥视),是他身体某一部位的累赘在窥视。它被它的主人冷落了 28年后已丧失顺从(14年前,当蚱蜢在桔树林里初次暴露它时它就长成硕大成熟的动物)。如今你一旦感觉到它的存在为时已晚。当孟达内心爱恋理想女人的季节,它恰得其反地要求你充当窥视者。不仅如此,在酷热难忍的夏夜,它还要求孟达的双手去充当它的贪婪之物,直至满足为止。
  那个夏季他没有人可以倾诉。在假期间我常去他那儿。他被情欲折磨得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相对无言。只有在喝过酒后,他才显得疯疯癫癫,按捺不住要倾吐一番;当然,他并没有告诉我他常常手***一事,这是我从他那遮遮掩掩可笑的神态上推测出来的。
  七
  正当蚱蜢为节目女主持人痴迷而绝望时,某个晴朗之日,李央和叶寒在弄堂里政府的办事处领取了结婚证书。省政府民政厅的盖章不仅使我和叶寒的关系合法,它的另外含意则证实你成为我正式的小舅子。这并非易事,这种我和你附加关系的形成,其复杂漫长的周折不亚于一次总统选举。这首先取决于10多年前女教师李冬香的去世和接踵而至另一个家庭一名水利工程师的死亡。取决于两个家庭一次计划性——像一桩贸易——的合并,以及家庭一名女成员和另一陌生男子李央舞会中邂逅相遇,取决于舞会的举办者和社会(包括省民政厅)的允诺等等;此中环节缺一不可;这一切都仿佛不可逆转,就如一部魔幻色彩的作品为了渲染神奇效果,常常把此看作李冬香和工程师生前就在某日预示到——穿越时空——李央和孟达的牵连从而决定死去。
  这种被强调的关系只是为了让你顺理成章地继续出现。谶语式的描绘只把发生的事当做未发生才玄乎。对于真正要发生的事我们一无所知。夏季结束得如此突然。由于我和叶寒已经同居,实际上登记结婚至中秋前我无暇光顾你那里。我和叶寒住在城东新开发的某个新村,此处远离你的居宅。我们的房子尚未装饰,非常简陋,小职员李央挣的钱尚不足以筹办婚事。除了更多的时间厮守在一起,我们和同居前大同小异。叶寒的形象似乎固定,她仍然要强而脆弱;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和长长的脖颈可能在16岁就定形,眉间的乌痣(不再神秘)使她的性格不加掩饰地毕露无遗。恋爱时的矫饰紧张已被舒缓坦露的关系取代。我们已不需要舞会或幽约;常常是李央在自己房里看书,叶寒则穿着室内便服、趿着拖鞋,在并不宽敞的卧室做健美操、嚼零食;她看电视时注意力并不集中,说个没完,她睡酣时还像个孩子似地咬牙;有时我们也谈些本城新闻、物价或琐事,但几乎都没有提及你和有关你的一切;只是在有一日早晨睡醒以后,叶寒突然对我说她梦见孟达结了婚,“真是奇怪,阿达在梦里做了新郎。”她说。我多少有点随口而言:“新娘是谁?”叶寒说她突然想不起了——我们俩都哈哈笑了。
  那么九月份你在干什么?那时你既不睡懒觉(假期早已结束)也不再整宿整宿哆哆嗦嗦地窥视(对面房子里的人搬迁了)。你毋须再用望远镜了。你的负重感并无削弱:14年前引起我们议论纷纷的硕大玩意儿如今苏醒,它长成凶猛动物,一俟夜间便试图谋反。当我和叶寒平淡无奇的同居之夜你可能正在遭受它的欺凌。朱淑贞和孟道庸夜复一夜地坐在电视机前吞噬没完没了的连续剧和戏曲片。他们在一泓死水里寻求玻璃球跳棋或麻将牌的乐趣。叶幼幼自从夏季以来走入歧途,她小小的年纪就穿金戴银,毫无鉴别力,终日和一个赌徒混在一起。一家人照例在星期六饭桌上围成一圈,他们观看着你的就餐表演。我设想你对节目女主持人已经绝望(我猜想你写给她的信正如许多像你这样的傻瓜写的信一样石沉大海)。你在九月份是如此缄默(你不再在各个房间里钻来钻去了,而是痴痴地坐在旧沙发上,一言不发,流露出成年人的麻木)。我们之间并无对话。有几次我曾经看见你在街上踽踽独行的情景;你的双手插在裤袋里,前倾着身子,脸色苍白;你异常严肃的表情让我按捺住了招呼的念头。有一次我们在阅览室门口劈头撞见,我才有机会得以把我和叶寒的婚事告知你,但是,你并未因我和你成为亲戚而欣喜。甚至连一句祝贺言辞都没有。
  星期三或星期四下午。贴近耳朵的话筒沙沙作响,传来叶寒粗重如男孩的嗓音:“喂,李央吗?下班后来我家吃饭。”
  “今天又不是星期六,怎么啦?”
  “你来就行了。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下班后,我见到了叶寒来自农村的表妹玉芹。毫无未卜先知的迹象;阳台上,秋风如同往常把对面化工厂释放出刺鼻难忍的气味一阵阵送来;叶寒轻声向我透露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亲眷走动,我立即问道:“孟达一定会来吗?”没问题,她说,父母们肯定都安排妥了。此刻,父亲像星期六傍晚那样围着女式围裙在厨房里忙乎,母亲呢,她正和外甥女各占据着卧室里的两张沙发聊天(两张旧沙发是叶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卧室的墙正面如此醒目,所有的来客都曾在上面就坐,成了某种象征)。
  叶寒也加入了表妹和母亲间的闲聊。叶幼幼无影无踪。谈话的内容无非是盘根错节的四亲八眷间的琐事。我的表小姨玉芹间或无缘无故地掩嘴而笑。这位来自农村的23岁的姑娘丑得可以,她显然是有备而来:新衣裤的折印显得生硬,一双笨拙的脚还不适应款式小巧的新皮鞋,弄得两只脚不安地互相搓动。她的脸色通红,脸上雀斑麻密,搭配紧凑的五官看上去既痛苦又滑稽,像只刚解开蒙目布的驴那样处于惘然惊愕之状。她和叶家姐妹毫无相似之处,倒像是孟达的近亲,却没有蚱蜢那副常常流露出的大苦大难的模样。玉芹的一口方言似乎充满了马铃薯或农作物的气息。有一会儿,我的表小姨在沙发里身体扭来扭去(薄料紧身裤对于她的形体显然太紧了),当朱淑贞询问时我才知道是被尿憋得慌又难以启齿之故;叶寒这时候走过来对我说:“说不定我做的梦准了——她和阿达挺般配。”
  这一切——把玉芹介绍给孟达——显然是朱淑贞的主意。孟道庸只会对妻子言听计从。我并不想说是朱淑贞企图以婚烟来遮掩驱逐孟达的本意,只要你不肯——你确实需要个女人了——就一切都不会发生。只要你执意不从。问题是你不想错过由朱淑贞提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不想错过——像普通人——和一个叫玉芹的姑娘的相亲。是你自身勾毁了自身的形象。你此刻蓦然出现的形象令李央大惑不解——仿佛刚刚经历了一次洗心革面。叶寒试着拿你开心:“嘿,都认不出了。”你则瓮声瓮声地说:“叶寒你不要拿我做笑料。”
  咸菜色的茄克衫(胸前绣有一条鳄鱼)、一条怪模怪样钉有铜牌和装有许多拉链口袋的帆布裤、花哨的运动鞋,都是假冒名牌,他的身上的装束似乎是一次赝品大集合,产品都出自沿海富得淌油的小城市专门制造假冒名牌的作坊。几天前平贴在脑门上的头发被烫成细小混乱的发卷,那绺垂挂下来的昔难标记不翼而飞。几块钱的烫发费把苦难一笔勾销。蚱蜢塑造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当代青年的模样,以相亲的认真态度嘲笑了现代苦行僧的所作所为。相亲者第一次在食物面前维持冷静,他尽量减轻咀嚼时发出的声响,而那张白如炒熟了的鱿鱼的脸还是被憋得通红。
  晚饭后,三男三女都挤到了卧室里;叶寒一下子就扭开了电视机,这台式样陈旧的黑白电视机如同叶家的另一个重要成员为不知不觉地为缩短老夫老妻的生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六个人共处一室。把空余的凳子都坐满了。电视节目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掩饰各人心事的幌子。过了一会儿,是李央还是叶寒提出看电视还不如玩一会扑克;但朱淑贞说还不如玩跳跳棋,孟道庸立刻表示同意;蚱蜢却说;“跳跳棋没玩头,太简单啦。玩扑克和搓麻将都比跳棋有意思。”但是,玉芹既不会打扑克也不会走跳棋,最终还是朱淑贞的意见占了上风。玉芹或我的表小姨一味推说不会,是孟达,他不仅改变了初衷,而且异常热心地鼓励初见面的假设恋人说,没有关系,不难不难,一学就会。
  于是,两对法定夫妻和一对未卜前途的假想恋人每人占据六角形玻璃球跳棋的一角(六个人和六角形意外地吻合):朱淑贞和孟道庸、李央和叶寒、孟达和玉芹各成对角。位置和人数所进行的游戏如同经过精心策划——我的丈母娘可真是慧眼独具:偶数游戏无形固定了成双成对的秩序感,让六个人缺一不可。你的棋艺并不好,甚至不如刚刚涉足的玉芹;这个乡下姑娘常常以她独特的地域思维倒让几颗玻璃球意外地到达目的地,而你的如意算盘总是落空——属于他的玻璃球不是被他人做跳板就是自相堵塞。你的脖颈伸长,目光瞪直,被捉弄你的棋子弄得哇哇叫。你并非厂医孟道庸,你父亲的头发一丝不乱。他自然是小小棋盘中的王者,但他时而饶妻子一着,时而助玉芹渡过难头。借桥、过河拆桥、绝路逢生,我们反反覆覆,如此作为,仿佛要在小小的六角形棋盘和玻璃球的跳动中诞生出一桩婚嫁来;仿佛只要无休止地走下去,那些玻璃球会蓦然变出一个如愿新娘;这小小的棋盘和舞蹈着的玻璃球就是我们的遁世之处;只要我们走下去,世界的进程就会因此而停止,世界会因为我们的棋局未终而暂缓发生剧变。
  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事实就是秩序;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老夫妻总是最先抵达目的地,李央和叶寒次之,玉芹倒数第二,蚱蜢离目的地遥遥无期。
  如果那一夜不是我急于建议让玉芹去参观孟达的宿舍事情或许不致于迅速变糟。叶寒在一旁也怂恿表妹去看看。我的表小姨玉芹忸怩作态了一番,最终还是让她的身体坐到了孟达自行车的后座上。一对前途未卜的相亲者将骑车穿过大半个小城版图履行或尝试别人为之安排的婚姻途径。我设想他俩将单独相处(显然比围着棋盘凑数现实)。我设想最初的恋情往往始于单独相处:在蚱蜢简陋的宿舍里,他可以不失时机地向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妹展示他多年的收藏,或许可以说说粗浅的笑话,来点幽默,卖弄你满脑子稀奇古怪的学问——只要你懂得把情感转化成逗乐的诀窍,不!蚱蜢什么都毋须证明——只要你保持男子汉的沉默,他的奇特相貌足以吸引一个美女(电影上相貌丑陋的侏儒或流浪汉获得一个美女就像上一趟厕所那么容易)。
  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事实证明李央的建议是个错误的开始。两小时后,玉芹回到了叶家。她一言不发,任凭我们追问“到底怎样了”多次而无动于衷。她萎顿受辱的执拗劲表明朱淑贞的撮合意图告吹。只有你心中明白你干了什么,以致使得朱淑贞在那个夜晚对你诅咒不绝。孟道庸则深深流露出为一次机会的毁灭而遗憾。我和叶寒劝慰了朱淑贞、玉芹一老一少两人几句后只有不欢而辞。
  一开始你还不肯供认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还对我嘻嘻哈哈装做无事。当我吓唬你说:“到现在你还装蒜,玉芹把一切都说给叶寒听了”时,你才有些恐慌发窘。但你不肯认错,脸红得像关公似的叫嚷道:“这有什么!我只是摸了她一下,她不肯就算了。”
  八
  把木马赋予女人的象征。这一象征含义显然由你而来。“木马”一词或它的存在,指的是障碍,其中隐含着人们必须助跑、腾跃——离开地面——跳跃一系列连续性的动作。这一连续性动作在体操中称为跳马,就我们而言,80公分高粗陋的木马就是一切。时至今日,我才蓦然醒悟到空空荡荡的中学礼堂里呆头呆脑的木马意味深长。正是因为你,木马在记忆中获得了象征,它以另一种人体形式的障碍暗示它的延续:它在电视台节目女主持人和乡下姑娘玉芹身上,一脉相承。
  你从未成功地跨跃过它。1974年的东方红中学没有正式的体操房,土制木马就设在空空荡荡的礼堂正中(下课后就搬掉了)。体育教师用尖利的哨声把我们聚集在礼堂里。他是个30多岁的独身男子,五短身材,粗壮严厉,令人望而生畏,却有个可笑的名字:马招响;我们背后都称他为马炮仗。他就像电影中的日本小队长虐待伪军那样虐待我们,令我们不寒而栗,但我们班上那些娇滴滴的漂亮女同学却深受炮仗恩宠。她们尽可以在这个虐待狂光棍面前撒娇,一会儿推说身体哪个部位酸痛,一会儿推说突然来了例假,一切都会敷衍过去。或许体操是马炮仗老师的专长,或许他迫切希望我们这些瘦猴似的弱小身体都长成他那样的短矮结实,因此一换体育课他就把套在粗短脖颈上的哨子吹得令人发抖,于是列队、向左、向右、立正、稍息重复做了几遍,要是哪个男同学一出差错轻则呵斥重则尝到他脚尖踢打的滋味。我们在他的口令中踢腿弯腰、做俯卧撑、仰卧起坐,最后是跳马或引体向上。
  体育课对你来说无疑是灾难。毋庸置疑,你一进入空旷的礼堂大厅就会抖抖索索。孟达的尖脑袋上一定还残留着马炮仗手指关节敲打过不少记的回忆。由于忙中出错,他总是分不清左右,他在向左的口令中转向右面,逆向而行惹得大伙哄笑不止——手指关节的敲打就会及时地落到他的脑袋上。你一紧张就想大便。但马炮仗老师不会像照顾女同学那样照顾你。
  跳吧,蚱蜢。只要跑动,在坡面的木跳板上起跳,双手在粗糙的木马人造革皮面上一借力,身体就会越过障碍——在短暂的瞬间脱离大地:方丸和鲍学雷跳过去了;郝志强像燕子一样掠过木马面,落地很稳;吴谦和李央姿态难看得像被甩出去的货物重重落在了草垫上;就连何三满也勉强跳了——他落地时摔了个嘴啃呢。我们犹如马戏团的众丑,姿态各异,在炮仗的哨声中循环献丑。跳吧,蚱蜢,木马就是马炮仗教师,就是正在朝我们发出老鼠叫声般讥笑的女同学的化身。木马就是便秘、痔疮、打嗝声和你两腿间不驯服的凶猛动物,它以预示式的方式设置在你的视野之内。或许我们不应该叫你蚱蜢(这一绰号对于你只是一个误解),因为跳动是蚱蜢的属性,却是你受人嘲笑的缺陷。你的头发痛苦地耷拉着,小耳朵不易觉察地抖动,面对80公分高的怪物,你仿佛面对一座无法跨越的大山。蚱蜢第一次跌跌撞撞地跑动,刚刚踏上跳板——尚未起跳——两手就扶住木马站住了,仿佛木马是勒令他停步的警戒线。“再来一次!”马炮仗吼道。
  讥笑和呵斥并没有让他脸红,他的脸色苍白。我们在他背后推推搡搡。就像他第一次在护城河下水前,他的膝盖骨发软,走向木马犹如走向陌生的水面。他的两腿终于离开地面——霎间两腿不协调地叉开——与其说是腾跃还不如说是措不及防的闪避,但是木马有一种磁力或吸引力,粘住了他的两手,阻止了他的俯冲力量,他叉着两腿坐牢在了木马上。他神情茫然,仿佛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就像坐在一条迷失了航向的船上。他那副惊愕的神情把我们的肝脏都笑痛了。郝志强——他是我们的体育委员——说:“蚱蜢大概只能钻过去,要么他到女生堆里去跳。”那时,男同学们跳木马,女同学们则在低矮的木箱上展示她们的婀娜多姿。
  他的情状确是狼狈不堪(或许如今他不再记得木马背上的战栗)。他费力地从木马背上下来时或许肛门受到马炮仗教师目光的压迫。木马(障碍)只为你而存在,你想大便,然而脖子上挂着哨令的主宰者不肯。马炮仗教师不会理解木马的意义。80公分高的木马和马炮仗老师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他矮墩结实的个子,却能够宛如蜻蜒点水般掠过木马;他的身体在脱离地面后舒展自如,落地时纹丝不动。这连郝志强也做不到。马炮仗教师和他的五短身材理解不了为什么呵斥和惩罚都无法让孟达跨跃木马,这并非他教导不力,而是他理解力的失误,在这一点上,孟达以失败战胜了训斥和教育的愿望——他从未获得过成功。因此,马炮仗或马招响能轻而易举地在木马上恣意纵横,却无法从一桩道德丑事——另一种木马——上落马。或许他面对交待材料时才获得了蚱蜢战战兢兢的体验。学期中途的某个清晨,我们猝然获悉马招响自缢身亡。全班同学保持着沉默中的骚动,我们的内心被闻所未闻的事实刺激得狂躁:难以置信,由于诱奸——我们对此词一知半解——女学生,马炮仗面对交待材料畏罪自缢。
  或许,蚱蜢应该感激章艳;她是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女孩;正是因为她的早孕结束了你战战兢兢的跳跃木马。如今,曾让情欲晚熟的小苦行僧们在课堂上尽受她明眸顾盼之苦的章艳在一家死气沉沉的百货店里出售热水瓶、各类炊具;她体态丰腴,已成庸俗妇人。她为了避免丑事而转到了另一所中学,正是因为她,本来可以继续演驿的木马轶事戛然而止。
  我从未指望孟达结婚。即使他用烫发强硬收起了那绺垂挂下来的头发,即使他用一身赝品把他从28岁降至18岁(他还在秋季里频频跻身于各单位的联欢和各类知识竞赛),这个世界诞生不出一个多余的女人:期待一个女人就像期待一个奇迹。即使孟达对他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妹没有非份之举,他们俩也不会终成眷属。
  他一连几星期没有在饭桌上露脸。李央当然猜想到其中的原委,朱淑贞同样不乏想象你的鲁莽行为。只有你不在,她恰好可以倾吐对你的满肚子不满。她对丈夫说,你看看,他越学越好了,人家是规矩姑娘,第一次见面就被欺侮了。或者说,有谁愿意嫁给他,连表妹都被吓跑了。不止一次,我的丈母娘以近乎无情的态度唠唠叨叨。食品厂厂医除了沉默还能怎样?孟道庸从不在妻子发火时袒护儿子。不能说星期六饭桌缺了你就气氛活泼。只有朱淑贞尽量要使蚱蜢不在的饭桌显得融洽,从而让我们意识到蚱蜢不在的好处。她掩饰着沉闷的气氛,不断给女婿李央挟菜,给丈夫斟酒,而我们则受宠若惊,不止是你一个人缺席,叶幼幼不久前与朱淑贞大闹了一场离家后和赌棍公开同居。教育工作者朱淑贞缺乏教育女儿的耐心,当她看到女儿翘着两腿坐在小赌徒昂贵的摩托车后座上的得意劲时勃然大怒。回家后她就拿起扫帚满屋子追逐女儿,小雏鸡则不明就里地发誓再也不回来了。
  叶幼幼一点儿也不眷恋这个家,然而你又回到了这个家(我一直不理解你对饭桌的恋恋不舍)。或许你并未在意朱淑贞正处在某件事引起的火头上,你又故态复萌:晚饭前故作轻松地在各个房间里东游西逛。这是十一月晴朗的星期六傍晚,我丝毫不知白热化的母子之战即将开始。
  看来我的丈母娘心里早有盘算,她执意要把蚱蜢和叶家割裂开来可能为时久远。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糊涂的女人,多年含辛茹苦使她明察秋毫,丧夫之痛锻就了她的坚毅冷漠。一顿晚饭行将结束时,她镇定地对孟道庸说:“你把我的决定告诉他。”一刹那,饭桌上的空气凝固了。
  激烈的争吵始于一些传言。这些传言中朱淑贞是个形象不良的恶继母。恰好继母从嚼舌者那里证实传言始出于蚱蜢,于是所有的矛盾都一触即发了。我在叶家第一次目睹母子俩大吵大闹的场景。叶寒劝母亲少说几句,李央则让蚱蜢克制,从中说些劝解的陈腐道理。只有食品厂厂医呆坐在沙发上脸色发白,他第一次焦虑地接连抽烟。这个在电视机、妻子肉体、游戏及细心掐算经济生活中耗费时光的沉默的中年人,在妻子和儿子的顶撞中茫然失措,竟然把烟蒂丢到了地板上。朱淑贞一意孤行,我们的规劝等于是化工厂里释放出的毒气。她脸色铁青地叫嚷道:“我不是你娘——既然你在外面说你娘死了!哼,我没死。我也不做你娘。你有骨头也不用再进这个家!”当我说:“妈,你就算了,阿达不是恶意的”时,朱淑贞说:“就是不行!这一次我决心下定了!不是我——是他要把事情做绝!李央,你不知道,去年他爸厂里发的高压锅都让他搬回去了。”
  一连串的嚷嚷声,语无伦次,你与其说在辩解或争吵倒不如说是从嘴里发出像鸡叫那样刺耳的啼叫。你的口齿含糊不清,就像一个迟钝而缺乏口才的书呆子。当他意识到脱口而出的并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时就干笑几声。他的笑容比哭还要难看。他既像个书呆子又像个无赖,或者说两者都不像。他在嘿嘿嘿嘿的时候,朱淑贞却在大发雷霆:“还有脸笑,不要脸!”你说:“什么不要脸,我就是要笑。”接着你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没有人顾及在墙上工程师的亡灵前保持安静。亡灵却以冷静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幕家庭纠纷,它和它的继承者都维持缄默。亡灵不能阻止闹剧,它的存在——犹如守护神——是让继承者沉默,让他对朱淑贞百依百顺。争吵已经超出了导火红的范围,从继母追究不敬之词而始节外生枝,枝节蔓延到饭桌、玉芹、礼仪、吝啬,一把房门钥匙的归属,以及孟达曾经实质性地阻挠过朱孟结合的历史问题。朱淑贞或许在争吵中触动到了某些悲伤的联想,她突然声泪俱下:“幸好这不是孟家,否则我一个女人还不受欺侮哇!”
  悲伤或泪水主宰了局势。争吵变成了啜泣诉冤。一时间大家都有些心灰意冷,手足无措;或许长者的哭泣而让你自惭形秽,你无可奈何地连连说道:“好,我走,我走,从此以后我不再打扰了。”当你走出门口时突然又猛然回头,站到孟道庸的面前说:“爸,你跟不跟我回去?”
  九
  孟达终于和星期六的关系寿终正寝。他和叶家唯一的纽带就是星期六的饭桌,这张饭桌维系了朱淑贞和孟道庸的婚姻及其附属物:孟家和叶家合二为一——我和昔日同窗成为亲戚。现在,孟家的痕迹在叶家已清扫。你作为孟家唯一的象征已从饭桌上消失。孟道庸不属于孟家,他是朱淑贞的丈夫;他甚至可以为了朱淑贞而改名换姓;他可以姓叶或姓朱,与其说孟道庸续娶朱淑贞,不如说是他重新嫁给了一个小学女教师。
  我至今仍为孟道庸一生的喜剧性巧合而惊讶不已:两个小学女教师延续了他的一生。是李冬香和朱淑贞瓜分了他的一生。多年来我的丈人没有朋友,他胆小慎微,温和而精打细算。他不仅能够忍受后妻驱逐儿子的举止——他当然不会跟着孟达回到孟家——同时还默默容许了死去多年的工程师亡灵高高在上。他容许了妻子缅怀前夫的权利。可以想象,朱淑贞因为和孟达间的龃龉悲戚时,躺在黑暗笨重的床上暗自啜泣,似乎是向前夫诉说寡妇之苦,或者说是向亡灵求助,而孟道庸则会在枕边细声柔气地慰藉她。任何烦恼,儿子或争吵,都不能代替一个情感丰富终日厮守的女人。
  只有孟道庸才能身兼数职。柔弱和机智使他陷入一种可笑的境地。他有两个家,是叶孟两家共同的家长。他下班后如同往常,在叶家围上女式围裙大显身手;他还和朱淑贞开开玩笑,卖弄些小学问,食品厂厂医做起游戏来兴致勃勃(在争吵间脸色煞白接连抽烟的形象荡然无存);只要蚱蜢不在,他就是乐呵呵的丈夫或我们的长辈,像个姓叶的一家之主。他有妻子、女儿和女婿,说不定不久还有个外孙或外孙女。只要我和叶寒愿意,孟道庸就会变为外祖父。尽管这样,但是,因为你,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他都是另一个家庭的家长。
  那个家犹如纠缠着孟道庸的一个情人。只有借着上街办事的名义一一隐瞒着朱淑贞———或上班期间偷偷溜出,孟道庸才能探望独生子。他像个不忠的丈夫,仿佛不是去看儿子,而是去和幽冥间的李冬香会面。在短促的时间里,他重新成为孟家的主人,变成李冬香的丈夫或鳏夫孟道庸。一个只有父子两个的家。父亲给儿子叠被子或整理零乱杂物,嘱咐儿子多加照料自己,不要一切都由着自己脾气来。儿子则发牢骚、顶嘴,甚至拿死去的母亲来为自己辩护。死人永远比活人有理。一提及李冬香,孟道庸就会顺从孟达。是李冬香死去的幽灵把他和独生子紧紧相连。无法分离。只要一提及李冬香,食品厂厂医就会让步,就像朱淑贞一提及工程师,他同样会让步一样。他如此辗转于两个家庭之间,就像仍然辗转于两个小学女教师之间。
  冬日来临;无论在叶家饭桌上或者其他场合,我都没有见到一个重新成为孤儿的孟达。我和叶寒仍然星期六回她娘家吃饭。叶幼幼也回家了(她和那个赌徒的关系告吹),她终日无精打采,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朱淑贞早就怒气消散,对小女儿的种种行为既往不咎。朱淑贞实则十分宠爱小妖精,她对她的任性听任放纵为多。我和叶寒夜夜蟋缩在公寓里闭门不出,她把时间消磨在电视机前(仍然练体操),而李央则与书本及写作为伍。微薄的稿费进项——虽不足以筹办像样的婚事——使她十分自愿地独守空房。一想到结婚或一大笔人民币,我们顿时沮丧不堪。
  我在公共浴室也没有见到过他。每周一次去洗澡,我总是在众多的裸体者中希望和你不期而遇,但那些奇形怪状的身体中并没有一个神情惘然的蚱蜢。水龙头下活蹦乱跳的形象并未出现。星期日,下午2点,当我骑着自行车不得不从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灯前停下来时,却意外地和你邂逅相遇。当时他从后面骑车上来在我背后刹住了车,口齿含糊地叫了一声,李央、你好。然后他提出让我去他宿舍坐一会。当然,我立即就同意了。这是入冬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看上去情绪挺好,有些兴高采烈,没有一丝和叶家断了牵连后不快的阴影。在街上,他违章地单身骑车,另一只手令我意外地勾住我的肩和我并驾齐驱。
  我又一次站在了他的房子里。房间没有多大变动(望远镜不翼而飞),我说:“差不多有半年没来过了。”他说,是的,上次来还是夏天。三个月不见,我们双方都一时语塞。几个且前特意为相亲而弄得乱糟糟的头发梳洗多次后恢复原状——那一绺标记又重新出现在前额。在聊了聊各自近况后,他才谈兴大发。我们的谈话自然离不开收藏品和书本上的奇闻异事。提到那次相亲和玉芹时,他说:“想想当时真好笑,女人和男人哪里不一样?她们却总是觉得受委屈——以后我再也不会找女人了。”罗罗嗦嗦地说了许多以后,孟达突然话锋一转,有点伤感地说:“以后老爸就委托你多照顾了。”又说:“我不大可能尽儿子的责任。”
  我第一次听他像孝子似的提到孟道庸,“他最近没来过吗?”我问。
  “来过几次,”他说,“不过我不能去看他,要是他身体不好我也不会知道。”
  刚才轻松的气氛瞬间就变得压抑起来。他又露出那副大苦大难的神情。我劝他说,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家人总归是一家人,朱淑贞也只不过是一时生气,日子长了就没事了。一触及到朱淑贞,他立刻就叫嚷了起来:“不,”他说,“歹毒妇人心!我当初就反对我爸娶她!她巴不得没我这个儿子——把乡下姑娘介绍给我就是要赶我走!嘿嘿,问题是她自以为高明。”
  在这种话题上我无法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只能佯装不知,装聋作哑。我在桌上零乱的旧杂志中乱翻——本陈旧的相册抖落出来。他从未向我展示过相册,而李央则为随手翻到的照片而震惊不已。要不是你肯定,我会以为那些发黄照片上的婴儿或儿童是孟道庸和李冬香的另一个儿子!
  或许只有婴儿才能摆脱时代特征。这些照片大多拍摄于六十年代即孟达6岁以前。成年人神情呆板,不高明的摄影术无比忠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人物的精神及心理面貌。贫穷年代里人们严肃执著的神情和拘谨的微笑在如今的彩色快照或生活中难以寻觅。我从一张三人合影中一眼就认出穿中山装带着谨慎微笑的孟道庸,尽管他的发型如今看来有些好笑,但他像女人一样清秀的风采一目了然。是照片上的李冬香复原了我对她体弱多病的形象。这个小学女教师在微笑的丈夫旁维持着某种妇女的端庄和刻板。这张4寸合影让我足够清楚地端详你的婴儿模样——孟达在父母簇拥下笑得正欢。一个相貌俊美的儿童3岁、4岁、5岁、6岁每年几张的系列照片在我面前频频曝光。只有孩子才能摆脱时代局限:他瞪大着一双眼睛,似乎要洞穿那个世界的晦涩,无忧无虑,丝毫不想承担父母表情中的责任或负担。李央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照片上的孟达和成年孟达统一起来,既使是五官也不肯相互妥协:既不能从你身上辨认孩子,也不能从孩子身上辨认你的特征。
  相貌的骤变始于6岁以后——正逢孟达学龄前一年。6岁以后痴呆丑陋的小男孩和6岁以前判若两人。你对我说:“那一年,我得了脑膜炎。”越往后翻,我就越来越走近此刻的蚱蜢。最后一张是初中毕业合影,我从上面看到了少年李央的模样。“你看,我们那时真像一群收租院的孤儿。”他说。
  朴素的照相术无疑提供了短暂的孟家历史——照相就是把时空压缩成画面。我为俊美秀气宛若天使的幼年孟达所着迷。它(他)所占据的位置和孟道庸、李冬香构成了稳固的三角形画面。稳固的三角形造成一种时光永存的假象。显示出审慎家庭的和谐。这种和谐的脆弱感只在你6岁以后略有流露。这一切都以脑膜炎为界。如今,面对幼年的复制品,蚱蜢人为地赋予自己看破红尘似的表情,我从来见过他如此消沉,几乎是矫揉造作地说:“其实嘛,做人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并不相信你的话。无论何时何地——即使你得意忘形之时——我都会看到佯装无聊后的刻意认真(到了负担的地步),你略略变曲的脊椎骨和覆盖前额的头发就是证明。你的举止毋须目睹,只要一闭上眼睛,那副古代圣贤般的怪样就会历历在目。即使我们不再见面,春天的燕子和空气中流淌着的桔花香也会传递你的行踪。春天,他和他们厂传达室倔强的老头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象棋循环赛(他还被评为他们厂的先进工作者),引起了厂里小小的轰动。我还听说29岁的孟这沉溺于街头比比皆是的电子游戏室,成为8岁至15岁年龄不等的孩子们——游戏机室是他们的天地——熟知的人物。只要蚱蜢一露面,小猴子们就会纷纷让出座位。他大大咧咧地宛如孩子王自行其事。但是,在18岁至20岁出头的小赌棍经常出没的弹子球房里,他却只能靠边站着,成为可有可无的角色。弹子球对于你如同木马。那些比你少10岁的小赌棍们西装革履、头发油亮,叼着高级纸烟,玩起斯诺克台球精灵无比。斯诺克就是障碍,它和木马一脉相承,足以让蚱蜢头晕眼花,输得垂头丧气。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伏在台球桌上只有出洋相的份儿。弹子球就像折磨人的魔术游戏。有一日,我在街上遇到叶幼幼(她坐在一个时髦男人的摩托车后座上下来对我大叫大嚷,我没有料到她又跟一个混上了),她摘下头盔束起的长发一下子就落了下来。她竟然对我说起你昨夜烂醉如泥地被人扶着在街上走,“那模样太可笑了。”她格格格地发出鼠叫般的笑声。
  这一切都是传说。我相信,熟知你的人都会把你作为即兴话题。在“五一”节的老东方红中学同学聚会上自不例外。昔日同窗,今日生活中的平庸者们在30岁前夕试图聚会以总结或温习过去。方丸来了;鲍学雷、吴谦来了;李央及赵、钱、孙、李都受到了邀请。我们回到了母校。我们相互交换地址、通讯录、电话号码,在剥瓜子的噼啪声中怀旧。所有的人都把过去当做过去来提——好像他们都和以前截然不同了。我们提到了马招响和章艳,提到了木马轶事和游泳;方丸这家伙还记得,是他第一次把你的后衣领夹上了纸条从而使你成为众矢之的。然而此刻你却不在现场。从聚会的那一刻起,我就指望你再一次怪模怪样地出现在旧教室门口——然而你并没有露面。
  只有你的名字或绰号。在那些发疯了似的傻笑声中偶尔透入我的耳朵。
  十
  首先是电话。孟道庸的话音吞吞吐吐,我可以想象他通话时犹豫焦灼的神情。接着,我下班后见到了坐立不安的食品厂厂医,致使孟道庸担惊受怕的原因不会是别的(我顿时就想到是你又惹事了),果然,我第一次见他慌神了似地对女婿李央说孟达失踪了。
  “我到处找遍了,家里没人,厂里说他几天没去上班了。”他像是回忆痛苦旧事似地说。
  我说:“会不会是外出了?”
  “不会不会的,”他已经不在乎在妻子面前坦露他的焦灼,“他不会不留纸条,再说他不会不向厂里请假。”
  我丝毫都没有感到你真会有事。我过分自信地安慰孟道庸说:“爸,你不用愁。他不会有事的。再说他会有什么事呢?吃完饭我去找他。”但是,我的话并没有减少食品厂厂医的忧心忡忡。这一顿饭大家都草草了事,就连朱淑贞都面露关切之情。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初夏的傍晚寻找你的过程。自从冬季十字街头红灯下相遇以来——其间经过了整个阴雨缠绵的春天——我们就没有碰面。半年以来我初次漫无目的地骑车寻找孟达或蚱蜢,就像寻找某位隐士的踪迹。五月中旬浓郁的桔花香并没有透露你的行踪。我在他宿舍的门前——昏暗的过道上空寂无人——吃了闭门羹。在蚱蜢有可能出没之处我逐一寻找,包括街头的电子游戏室和弹子球房。晚风怡人,夏夜的街道上荡漾着撩人情欲的气流;或许街上的每个人都看穿我侦探一样独一无二的使命。寻找蚱蜢的李央感觉到他是那个傍晚全城唯一以寻人为使命的角色。我化了两小时骑车不断穿越本城的街道和建筑物。像是要计算本城的总长度或面积。我跑入黑黝黝的影院或剧场,凭着嗅觉知道你不在短暂即逝的世外桃源里。我甚至走入公共厕所,担心蚱蜢由于便秘正蹲在某个粪炕上从而错过了我的搜寻。最后,绝望的李央徒然地站在某个十字路口,希望你弓身骑车的身影会意外地在视野中混乱的骑车行列里闪现,然而你就像捉迷藏似的由于意外而永远消失了。或许在颓然归家的一级级楼梯上。李央的自信崩溃了。
  叶家突然多出了两个戴大沿帽的警察证实了我和孟道庸的不祥之兆。接着,我看到了脸无血色的孟道庸和吃惊的朱淑贞。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孟达犯了事,然而,事实远比预料残酷无情。当我听说孟达在一场混乱的斗殴中作为旁观者无辜误伤致命时觉得可笑而不真实。我差一点认为两个警察在开玩笑。但他们身上的制服证明他们是例行公事。他们说这是前天夜里的事;当时弹子球房里的小流氓因为赌博而发生了争执,在没有人制止的情况下争吵演变成了群殴——孟达当时作为旁观者被双方都不认识的小流氓们误认为是对手而丧身于乱刀之中。“我们找了一整天,才查明死者的家属是你们。”其中一个警察说。
  噩耗麻木了一家人。我记得食品厂厂医六神无主地傻坐在旧沙发上,儿子的恶讯使他的脑子一下子陷于瘫痪(他忘记了他应该立刻去医院)。他甚至连抽烟解痛都无能为力。孟道庸没有哭,也没有流露出及时的悲伤,只是不相信突如其来的事实。我记得我和叶寒都成了没有主张的悲伤的陪衬人,是朱淑贞,她在那一刻显示了妇女的善良本性,像个真正的母亲似的说(其实孟道庸更像母亲):“我们把阿达接回家里来吧。”
  是死亡把你带回到我们中间。此刻蚱蜢仿佛在熟睡,模样并没有比死前更难看些。他那与众不同的相貌仿佛注定要遭受奇特的命运。我面对着他,昔日的蚱蜢触手可及,但实际上我不可能和死亡交涉。或许正是死亡制造出的距离,让他的遗容显得庄严肃穆,没有一点滑稽色彩。我们没有时间为你悲伤,最初是震惊;而五月的气温骤然升高,是气候不得不要求我们把你以及你的所有轶事都化为灰烬。
  现在,你再也用不着为大便问题而苦恼了。你不用因为便秘、痔疮或食物的折磨而涨红了脸;现在,你两腿间硕大的动物不再提出贪婪的要求,它向你表示屈从,和你合二为一;蚱蜢毋须为相亲而特意设计一个发型。蚱蜢,马炮仗老师的呵斥和木马都不能再让你战栗,斯诺克台球和游泳不存在了。有关你的传闻轶事,转瞬间就会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白色粉末——你的名字也烟消云散。
  你此刻静静地躺在南部市立公墓的某一侧。葬礼就在公墓里举行。在葬礼上我见到了李冬香家系的我从未谋面的你的亲戚,其中有你的舅舅和姨妈及其家属。你的单位也赠送了花圈。大家都明白这是为一位不同凡响而可有可无的死者举行葬礼。在葬礼开始前的那一刻,孟道庸是突然从麻木中惊醒过来,他终于止不住老泪横流,像个女人似的呜呜地哭起来,他仿佛不是为你的猝然身亡而啼哭,而是为他生命中某阶段的结束而哭泣——他和前半生(由李冬香和孟达构成)所有的瓜葛都在葬礼上戛然而止。昔日同窗之中,只有方丸,鲍学雷和吴谦,还有李央参加了葬礼。
  我再也听不到从你嘴里说出的那些奇谈怪论了。我相信这个在公共浴室裸体相遇而始的故事不仅只是描绘了你的苦难或丑陋,你早已逃脱了这个故事、困窘及死亡。你的一举一动——昔日逗人发笑的传说——如今变成了意味深长的画面,在喷水龙头下跳跃、咀嚼食物、手持望远镜而战栗、木马上的惘然,都仿佛是一项项刻意追求的仪式。你是那么普通,或者说如此渴望普通——刻意模仿世俗——反而类似于鳖脚的喜剧演员。主观地赋予举止的含义乃至模仿走调,与众不同。蚱蜢就是变形与揶揄,以他的陋习或漏洞百出的举止揶揄模仿的对象;你以游泳、木马、吞咽食物讥讽了我们常见的行为,以相亲讥讽爱情……不!你其实从没有这样想或这样做,那只是虚构中出现的蚱蜢。真正的蚱蜢从来都是战战兢兢,真正的蚱蜢渴望跳出虚构!
  叶家的一星期又恢复到了七天。星期六又回到了我们中间。这就是结局。现在,一个平庸之家显出了前所未有的简洁明快,丝毫没有牵强附会的痕迹。孟道庸和朱淑贞恩恩爱爱,夜复一夜地吞噬连续电视剧,兴致勃勃地做游戏;叶幼幼又跟一个大学毕业生开始了新的爱情;一个月后,叶家气氛热烈,全家人在某一日全部集合——庆祝朱淑贞50岁生日。食品厂厂医孟道庸在那一日如逢喜事,他笑得合不拢嘴的形象象征着下半生的开始。
  只有小职员李央常常透过时间的帷幕徒然追忆(他的脑海中间或会闪现出一个消失了的三口之家的稳固三角形画面)。我常常想到,裸体相遇并不是真正的开始而只是启动回忆的一个契机。故事的开始应该是1960年11月(我仿佛看到体弱多病的李冬香产下儿子后苦不堪言的情状;据说,她的身体不允许她再次怀胎。孟道庸为此不得不为妻子而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我还偶然注意到一个历史性的巧合:即孟达6岁患上脑膜炎的那年,恰逢是1966年文革开始第一年)。11月某个阳光明媚的一天,一个相貌俊美的婴儿呱呱坠世。他在啼哭、蹬腿,他那尚未成长的记忆里听到了父母亲最初的谈话,但这注定转瞬即逝——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他既不叫孟达也不叫蚱蜢。那时,李央还在母腹中骚动不已。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将注定走到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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