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 - 禾 场 上
禾 场 上
周 立 波
太阳落了山，一阵阵晚风，把一天的炎热收去了。各家都吃过夜饭，男女大小洗完澡，穿着素素净净的衣裳，搬出凉床子，在禾场上歇凉。四到八处，只听见蒲扇拍着脚杆子的声音，人们都在赶蚊子。小孩子们有的困在竹凉床子上，听老人们讲故事，有的仰脸指点天上的星光。
“那是北斗星，那是扁担星。”桂姐指着天空说。
“哪里呀?”桂姐的唯一的听众，菊满问。
一只喜鹊，停在横屋的屋脊上，喳喳地叫了几声，又飞走了。对门山边的田里，落沙婆(落沙婆：一种小鸟。水稻快要成熟的季节，雌性在田里下蛋，并彻夜啼叫。)不停地苦楚地啼叫，人们说：“她要叫七天七夜，才下一只蛋。”鸟类没有接生员，难产的落沙婆无法减轻她的临盆的痛苦。
“扁担星到底在哪里呀?”菊满又问。
“那不是，看见了吗，瞎子?”桂姐骂他。
大人们摇着蒲扇，谈起了今年的收成。都说，今年的早谷子不弱于往年的中稻，看样子，晚稻也不差。
“今年世界好，明年也会好得不是的。”脚猪子老倌王老二预言。
“何以见得呢?”王老五移开口里噙着的烟袋，这样问他。
“古来传下一句话：‘要知来年熟不熟，单看五月二十六’，五月二十六日落大雨，出大太阳，都是好的，单是阴阴暗暗的天不好。今年这一天，出了黄火子大太阳。”
“都在歇凉哪?”从门头子外边，进来一个人，这样和大家招呼。这个人中等身材，蓄西式头，上身穿白净的衬衣，下边是蓝布裤子，脚上穿一双布鞋，手里摇一把蒲扇。他一走近，星光底下，大家看清了他的脸，都争着招呼：
“邓部长来了，请坐请坐。”
“吃了夜饭吧，邓部长?”
“相偏了。”县委派来领导高级合作化的工作组长邓部长一面坐在王家让出来的一截凉床子上，一面回答。他一转脸，看见王老二，就问他道：
“晚季的禾苗如何，王二爹?”
“蛮好蛮好，两季都好，明年也好。”六十九岁的王老二一连说了四个好，连明年的，也连带说了。
“你们说，不办社，有这样吗?”邓部长冷静地问，这回是向大家问的。
“不办社，哪一家也没得力量插这样多的双季稻。”王老五说。
“照你说的，社还是办得罗?”邓部长笑笑问他，又摇摇蒲扇。
“办得办得。”王老五连连地说。
“如今这里要办高级社了，都晓得了吧?”邓部长问。
“高级社又是么子名堂呢?”脚猪子老倌王老二发问。
“这都不晓得，太没学问了。”赖皮詹七插嘴说。
“你晓得，你有学问，你讲。”脚猪子老倌吸一口旱烟，瞪詹七一眼，星光里，詹七没看清他的发气的眼神，作古正经地说道：
“高级社是，呃，”他咳了一声，又停了一停，才说，“高级社，就是高级社。”
脚猪子老倌哈哈大笑，并且叫道：“大家听听这个有学问的人。”他的笑引得全禾场上的孩子们都笑起来，接着男女大小一齐都笑了。邓部长忍住了笑，给大家解释：
“高级社是：取消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不劳吗?”赖皮詹七又插进来问。
“不劳呢?哼，就请你不吃。”王老五道“俗话说：‘有做有吃，无做傍壁。’”(吃，土音Chia；壁，土音Bia。傍壁有讨饭的意思。)
“那也要看么子人，如果是鳏寡孤独，真正失去了劳动力的老人家，政府和农业社，都会保障他们的生活的。”邓部长说。
“那太好了。”脚猪子老倌欢喜地称赞。这时候，全屋场的人都围拢来了。比开会还齐。小孩子们挤在大人的前面，好奇地用心地研究邓部长左手腕上的手表，桂姐和菊满，看着手表上的微弱的蓝蓝的磷光，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看，几点钟了?”桂姐问。
“五点六十五分钟。”菊满肯定地回答。
孩子们越挤越多了，脚猪子老倌王老二叫道：
“这些小把戏，还不散开些，挤得拍密的，部长热嘛。”
孩子们还是不散，王老二又说：
“部长这里，有糖吃不?桂姐!”他指名叫唤自己的侄女，“你还不使得滚开些，依得我的火性，我要挖你一烟壶脑壳!”
“怪你，怪你，要你管!”桂姐嘟着嘴巴小声地翻骂，“你这个死老倌子!”
她的声音小，王老二没有听见。王五堂客把凉床子移拢一点，机密地悄悄地说：
“邓部长，我有一句话，不晓得好问不好问?”
“你问吧。”
王五堂客声音还是低低地说道：
“人家讲，办高级社，山都要入社，有这个话吧?”
“有这个话。”邓部长大声地回答，他觉得这事，无须保密。
“我屋后边的这块竹山也要入社了?”
“入社怕么子?入了好，入了就能封住山，不叫人砍了。”
“对的，入了好，不入，山都剃光了。”一个打赤膊的青年，王五堂客的大崽，桂姐的大哥，青年团员，这样响应邓部长。
“要你多嘴，你这个鬼崽子!”王五堂客斥骂她的崽，接着她又问：“楠竹入了社，日后玉个火夹子，织个烘笼子，都要到社里去买吗?”
“不要买，是正当需要，到社里开个条子就可以上山去砍。”
“开条子太麻烦了。”
“开条子有么子麻烦的呢?只有妈妈是!”青年团员说。
“要你讲!还不使得给我进去穿衣服!慢点又唤脑壳痛。”他妈妈骂他，又疼他，或者，正确一点说，是骂中带疼。
“怕麻烦，不用开条子也行。”邓部长说，“要玉火夹子的竹子，给你留出。”
“织烘笼子的呢?”
“也给你留出。”
“是罗，我说，共产党的政策向来都是与人方便的。玉个火夹子，织个烘笼子，都要找社里去开条子，还行?”王五堂客满意了。
脚猪子老倌王老二又提出了新问题：
“部长!听说如今人去世，都要烧堆火把尸首烧光，说是火葬，有这个话吧?”
“这要听各人生前的自愿，不愿意的，决不勉强。”邓部长说。
“这就是了。我顶怕火葬，我给自家瞄了一块地，在对门山上。”
“山要入社了，你瞄的地还有你的份?”王五堂客说。
“做坟山的地可以留下，不必入社。”邓部长说。
“这就是了。”王老二说，他也满意了。“我今年六十九岁，一霎眼七十，人生七十古来稀，阎老五点我的名了。我就是要留下这块地，埋这几根老骨头，别的事，都听你们后生子调摆，我都不管了。”
“要你管，要你管!你这个死老倌子。”桂姐还是生她二伯伯的气，小声地在骂。
“配种员!”有人按照新衔头，叫唤脚猪子老倌王老二，人们一看，是赖皮詹七。他接着说：“我家里的猪婆子发了草了，请你明朝来配种。”
“混帐东西，要我给你娘去……不要叫我说出好听的话来了。”脚猪子老倌十分上火了。
“你骂人?”詹七质问他。
“哪一个先骂?”
“我要是存心骂你，我不是人。你是配种员吗?”
“是配种员，一点也不错。政府改了这称呼，为的是尊重我们，嫌人叫脚猪子老倌，难听，要大家改叫配种员。”
“我叫错了吗?”詹七反问他。
“你刚才是如何说的?你说：‘我家里的猪婆子发了草了，请你明朝来配种。’我本人就是脚猪子吗?混帐东西!”
这回轮到赖皮詹七哈哈大笑了。他的快活的、爽朗的大笑传染了禾场上的所有的人们，脚猪子老倌的堂弟媳妇，王五堂客也忍不住偷偷地笑了。邓部长含笑起身告辞道：
“不陪你们谈讲了。”
“简慢了，邓部长，茶都没吃。”王五堂客说。
“有空再来吧，”配种员说，“我顶喜欢跟上头的人谈讲。上头来的人，京里来的也好，省里县里来的也好，都明白事理，和和气气，有讲有笑的，从来不骂人。邓部长，当了星光，我不讲假话，有得几天看不见你，真有点想。象詹七这号赖皮子，十年不见，我也不想。”
“对不起，二老倌，我也不想你。”詹七的嘴巴也不放让。
这时候，邓部长快要走出禾场了。
“邓部长，再见。”是桂姐的声音。她举起手来，远远地对邓部长行了一个少先队敬礼。
“再见，邓部长”。是菊满的声音，他才六岁，还不是队员，也学姐姐的样，行了一个少先队敬礼。
邓部长摇着蒲扇，出了门头子，只听背后禾场上，桂姐和菊满又在议论天上的星光。
“扁担星又叫牵牛星，他的堂客叫做织女星，在那边，在河东，你看，亮晶晶的那一颗，看见了吗，瞎子?”是桂姐的声音。
深夜凉如水。露水下在人的头发上，衣服上，手上和腿上，冰冷而潮润。各家都把凉床子搬进屋里去，关好门户，收拾睡了。田野里，在高低不一的、热热闹闹的蛙的合唱里，夹杂了几声落沙婆的幽远的、凄楚的啼声。鸟类没有接生员，难产的落沙婆无法减轻她的临盆的痛苦。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选自《周立波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禾场上》作者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3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小说集《禾场上》、《卜春秀》、《山那面人家》、《周立波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等。湖南山乡农民的生活和斗争，是周立波小说写得最精彩、动人的部分。作者自如地运用我国民族文学手法，着力于人物个性的塑造；不讲究情节的曲折和冲突的激烈，而以一种柔和细腻的笔触，舒缓悠徐地展开充满潇湘风情的、似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画面，传达浓重的生活情趣，营构淡远清明的艺术镜界。
《禾场上》在50年代中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是颇有特色的一篇。它那淳朴、简练、平易、隽永的色调，标志着作家艺术风格由绚丽壮阔向平远冲淡的转变，同时又代表了当时小说创作中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倾向。
这篇小说的取材一反当时多数作品选取重大题材，对现实斗争作正面、直接描写的路子，仅仅截取农村日常生活中一个极为平凡的侧面——几个农民在禾场上歇凉以及他们的谈话。这样的歇凉和谈话，当然构不成故事，不少谈话甚至不具备情节因素。然而，作者却写得有声有色，富有魅力。人物的思想、性格也主要通过这些家常式的对话来表现，有时只用一两句对话便使人物情貌毕现。表面轻描淡写，实则举重若轻。这是浓的淡，繁的简，巧的拙，若非周立波这样的大手笔，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
整个小说像一幅优美和谐的风俗画和风景画。夏夜歇凉、闲扯，透露出那么多湖南农村生活的风情习俗，田野的蛙声和落沙婆的鸣叫，又包含着多少诗情画意!而那土色土香的语言，更使整个作品洋溢着一种亲切朴素、芬芳浓郁的乡土气息。
然而作品的主题思想却是鲜明的。它不仅没有回避现实斗争，甚至作了某种程度的强化。例如作者有意在人物对话中加上有关成立高级社后竹山入社、土葬火葬的对答和议论，就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的要求、理想和愿望，而且真切地看到农村变革带来的新变化，从而在浓厚的乡土气息中又闪耀着强烈的时代光彩。
《禾场上》毕竟只是一个四千余字的短篇，过高估计它的意义和影响是不恰当的。但它又的确显示出作家风格的转变，代表了一度出现的小说创作流向，而这个转变和流向对后来的湖南作家群中的一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均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应该说，这正是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
周 立 波
太阳落了山，一阵阵晚风，把一天的炎热收去了。各家都吃过夜饭，男女大小洗完澡，穿着素素净净的衣裳，搬出凉床子，在禾场上歇凉。四到八处，只听见蒲扇拍着脚杆子的声音，人们都在赶蚊子。小孩子们有的困在竹凉床子上，听老人们讲故事，有的仰脸指点天上的星光。
“那是北斗星，那是扁担星。”桂姐指着天空说。
“哪里呀?”桂姐的唯一的听众，菊满问。
一只喜鹊，停在横屋的屋脊上，喳喳地叫了几声，又飞走了。对门山边的田里，落沙婆(落沙婆：一种小鸟。水稻快要成熟的季节，雌性在田里下蛋，并彻夜啼叫。)不停地苦楚地啼叫，人们说：“她要叫七天七夜，才下一只蛋。”鸟类没有接生员，难产的落沙婆无法减轻她的临盆的痛苦。
“扁担星到底在哪里呀?”菊满又问。
“那不是，看见了吗，瞎子?”桂姐骂他。
大人们摇着蒲扇，谈起了今年的收成。都说，今年的早谷子不弱于往年的中稻，看样子，晚稻也不差。
“今年世界好，明年也会好得不是的。”脚猪子老倌王老二预言。
“何以见得呢?”王老五移开口里噙着的烟袋，这样问他。
“古来传下一句话：‘要知来年熟不熟，单看五月二十六’，五月二十六日落大雨，出大太阳，都是好的，单是阴阴暗暗的天不好。今年这一天，出了黄火子大太阳。”
“都在歇凉哪?”从门头子外边，进来一个人，这样和大家招呼。这个人中等身材，蓄西式头，上身穿白净的衬衣，下边是蓝布裤子，脚上穿一双布鞋，手里摇一把蒲扇。他一走近，星光底下，大家看清了他的脸，都争着招呼：
“邓部长来了，请坐请坐。”
“吃了夜饭吧，邓部长?”
“相偏了。”县委派来领导高级合作化的工作组长邓部长一面坐在王家让出来的一截凉床子上，一面回答。他一转脸，看见王老二，就问他道：
“晚季的禾苗如何，王二爹?”
“蛮好蛮好，两季都好，明年也好。”六十九岁的王老二一连说了四个好，连明年的，也连带说了。
“你们说，不办社，有这样吗?”邓部长冷静地问，这回是向大家问的。
“不办社，哪一家也没得力量插这样多的双季稻。”王老五说。
“照你说的，社还是办得罗?”邓部长笑笑问他，又摇摇蒲扇。
“办得办得。”王老五连连地说。
“如今这里要办高级社了，都晓得了吧?”邓部长问。
“高级社又是么子名堂呢?”脚猪子老倌王老二发问。
“这都不晓得，太没学问了。”赖皮詹七插嘴说。
“你晓得，你有学问，你讲。”脚猪子老倌吸一口旱烟，瞪詹七一眼，星光里，詹七没看清他的发气的眼神，作古正经地说道：
“高级社是，呃，”他咳了一声，又停了一停，才说，“高级社，就是高级社。”
脚猪子老倌哈哈大笑，并且叫道：“大家听听这个有学问的人。”他的笑引得全禾场上的孩子们都笑起来，接着男女大小一齐都笑了。邓部长忍住了笑，给大家解释：
“高级社是：取消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不劳吗?”赖皮詹七又插进来问。
“不劳呢?哼，就请你不吃。”王老五道“俗话说：‘有做有吃，无做傍壁。’”(吃，土音Chia；壁，土音Bia。傍壁有讨饭的意思。)
“那也要看么子人，如果是鳏寡孤独，真正失去了劳动力的老人家，政府和农业社，都会保障他们的生活的。”邓部长说。
“那太好了。”脚猪子老倌欢喜地称赞。这时候，全屋场的人都围拢来了。比开会还齐。小孩子们挤在大人的前面，好奇地用心地研究邓部长左手腕上的手表，桂姐和菊满，看着手表上的微弱的蓝蓝的磷光，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看，几点钟了?”桂姐问。
“五点六十五分钟。”菊满肯定地回答。
孩子们越挤越多了，脚猪子老倌王老二叫道：
“这些小把戏，还不散开些，挤得拍密的，部长热嘛。”
孩子们还是不散，王老二又说：
“部长这里，有糖吃不?桂姐!”他指名叫唤自己的侄女，“你还不使得滚开些，依得我的火性，我要挖你一烟壶脑壳!”
“怪你，怪你，要你管!”桂姐嘟着嘴巴小声地翻骂，“你这个死老倌子!”
她的声音小，王老二没有听见。王五堂客把凉床子移拢一点，机密地悄悄地说：
“邓部长，我有一句话，不晓得好问不好问?”
“你问吧。”
王五堂客声音还是低低地说道：
“人家讲，办高级社，山都要入社，有这个话吧?”
“有这个话。”邓部长大声地回答，他觉得这事，无须保密。
“我屋后边的这块竹山也要入社了?”
“入社怕么子?入了好，入了就能封住山，不叫人砍了。”
“对的，入了好，不入，山都剃光了。”一个打赤膊的青年，王五堂客的大崽，桂姐的大哥，青年团员，这样响应邓部长。
“要你多嘴，你这个鬼崽子!”王五堂客斥骂她的崽，接着她又问：“楠竹入了社，日后玉个火夹子，织个烘笼子，都要到社里去买吗?”
“不要买，是正当需要，到社里开个条子就可以上山去砍。”
“开条子太麻烦了。”
“开条子有么子麻烦的呢?只有妈妈是!”青年团员说。
“要你讲!还不使得给我进去穿衣服!慢点又唤脑壳痛。”他妈妈骂他，又疼他，或者，正确一点说，是骂中带疼。
“怕麻烦，不用开条子也行。”邓部长说，“要玉火夹子的竹子，给你留出。”
“织烘笼子的呢?”
“也给你留出。”
“是罗，我说，共产党的政策向来都是与人方便的。玉个火夹子，织个烘笼子，都要找社里去开条子，还行?”王五堂客满意了。
脚猪子老倌王老二又提出了新问题：
“部长!听说如今人去世，都要烧堆火把尸首烧光，说是火葬，有这个话吧?”
“这要听各人生前的自愿，不愿意的，决不勉强。”邓部长说。
“这就是了。我顶怕火葬，我给自家瞄了一块地，在对门山上。”
“山要入社了，你瞄的地还有你的份?”王五堂客说。
“做坟山的地可以留下，不必入社。”邓部长说。
“这就是了。”王老二说，他也满意了。“我今年六十九岁，一霎眼七十，人生七十古来稀，阎老五点我的名了。我就是要留下这块地，埋这几根老骨头，别的事，都听你们后生子调摆，我都不管了。”
“要你管，要你管!你这个死老倌子。”桂姐还是生她二伯伯的气，小声地在骂。
“配种员!”有人按照新衔头，叫唤脚猪子老倌王老二，人们一看，是赖皮詹七。他接着说：“我家里的猪婆子发了草了，请你明朝来配种。”
“混帐东西，要我给你娘去……不要叫我说出好听的话来了。”脚猪子老倌十分上火了。
“你骂人?”詹七质问他。
“哪一个先骂?”
“我要是存心骂你，我不是人。你是配种员吗?”
“是配种员，一点也不错。政府改了这称呼，为的是尊重我们，嫌人叫脚猪子老倌，难听，要大家改叫配种员。”
“我叫错了吗?”詹七反问他。
“你刚才是如何说的?你说：‘我家里的猪婆子发了草了，请你明朝来配种。’我本人就是脚猪子吗?混帐东西!”
这回轮到赖皮詹七哈哈大笑了。他的快活的、爽朗的大笑传染了禾场上的所有的人们，脚猪子老倌的堂弟媳妇，王五堂客也忍不住偷偷地笑了。邓部长含笑起身告辞道：
“不陪你们谈讲了。”
“简慢了，邓部长，茶都没吃。”王五堂客说。
“有空再来吧，”配种员说，“我顶喜欢跟上头的人谈讲。上头来的人，京里来的也好，省里县里来的也好，都明白事理，和和气气，有讲有笑的，从来不骂人。邓部长，当了星光，我不讲假话，有得几天看不见你，真有点想。象詹七这号赖皮子，十年不见，我也不想。”
“对不起，二老倌，我也不想你。”詹七的嘴巴也不放让。
这时候，邓部长快要走出禾场了。
“邓部长，再见。”是桂姐的声音。她举起手来，远远地对邓部长行了一个少先队敬礼。
“再见，邓部长”。是菊满的声音，他才六岁，还不是队员，也学姐姐的样，行了一个少先队敬礼。
邓部长摇着蒲扇，出了门头子，只听背后禾场上，桂姐和菊满又在议论天上的星光。
“扁担星又叫牵牛星，他的堂客叫做织女星，在那边，在河东，你看，亮晶晶的那一颗，看见了吗，瞎子?”是桂姐的声音。
深夜凉如水。露水下在人的头发上，衣服上，手上和腿上，冰冷而潮润。各家都把凉床子搬进屋里去，关好门户，收拾睡了。田野里，在高低不一的、热热闹闹的蛙的合唱里，夹杂了几声落沙婆的幽远的、凄楚的啼声。鸟类没有接生员，难产的落沙婆无法减轻她的临盆的痛苦。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选自《周立波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禾场上》作者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3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小说集《禾场上》、《卜春秀》、《山那面人家》、《周立波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等。湖南山乡农民的生活和斗争，是周立波小说写得最精彩、动人的部分。作者自如地运用我国民族文学手法，着力于人物个性的塑造；不讲究情节的曲折和冲突的激烈，而以一种柔和细腻的笔触，舒缓悠徐地展开充满潇湘风情的、似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画面，传达浓重的生活情趣，营构淡远清明的艺术镜界。
《禾场上》在50年代中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是颇有特色的一篇。它那淳朴、简练、平易、隽永的色调，标志着作家艺术风格由绚丽壮阔向平远冲淡的转变，同时又代表了当时小说创作中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倾向。
这篇小说的取材一反当时多数作品选取重大题材，对现实斗争作正面、直接描写的路子，仅仅截取农村日常生活中一个极为平凡的侧面——几个农民在禾场上歇凉以及他们的谈话。这样的歇凉和谈话，当然构不成故事，不少谈话甚至不具备情节因素。然而，作者却写得有声有色，富有魅力。人物的思想、性格也主要通过这些家常式的对话来表现，有时只用一两句对话便使人物情貌毕现。表面轻描淡写，实则举重若轻。这是浓的淡，繁的简，巧的拙，若非周立波这样的大手笔，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
整个小说像一幅优美和谐的风俗画和风景画。夏夜歇凉、闲扯，透露出那么多湖南农村生活的风情习俗，田野的蛙声和落沙婆的鸣叫，又包含着多少诗情画意!而那土色土香的语言，更使整个作品洋溢着一种亲切朴素、芬芳浓郁的乡土气息。
然而作品的主题思想却是鲜明的。它不仅没有回避现实斗争，甚至作了某种程度的强化。例如作者有意在人物对话中加上有关成立高级社后竹山入社、土葬火葬的对答和议论，就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的要求、理想和愿望，而且真切地看到农村变革带来的新变化，从而在浓厚的乡土气息中又闪耀着强烈的时代光彩。
《禾场上》毕竟只是一个四千余字的短篇，过高估计它的意义和影响是不恰当的。但它又的确显示出作家风格的转变，代表了一度出现的小说创作流向，而这个转变和流向对后来的湖南作家群中的一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均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应该说，这正是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