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 - 《天下荒年》
《天下荒年》
谈歌
[编者按：
谈歌原名谭同占。1954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当过工人、宣传干部、报社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我曾让你傻半天》等。现在河北保定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工作。系河北文学院专业作家。《天下荒年》可以作为“大跃进”前后中国农村精神状况的备忘录，至少作者有这个意图。尽管小说的某些议论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置疑，但是作品的确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基层读者。
小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它只是拼接了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并由他们引出各自的悲剧性故事——因为与上司争夺一个女人而舍冤自杀的父亲；被誉为“泥腿子县太爷”，却使全县饿死人数居地区首位的大伯；因为乱搞女人而被枪毙的有功之臣曹汉；宁可让孩子饿死也不偷吃公家红薯的杜二娘；带领群众打开公社粮库赈灾，引来杀身之祸的干部志河；为了侈水库，活活累死在工地上的袁娘等等。这种结构可能有两个好处，其一，可以使小说超越虚构的特征，提升作品的真实性；其二，能够使作者更直接自如地阐发议论和思想。很显然，作家试日弘扬一种精神，一种传统的民族的完美无缺的生存精神，并且将之与时下人们精神的迷失相对照。作家饱含感情地写道：对那个让我保持“惊恐记忆”的时代，我“始终高山仰止”，“我今天重提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饿。我是重新被那个年代中那种镇定自苦的精神秩序所震憾”。“我们应该纪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而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在作家的心目中那个被我们普遍认为的愚昧和悲剧的年代已经“神化”了，我们并不怀疑作家的真诚以及他对世风日下、道德缺失的痛心疾首，值得我们寻问的是那个精神“绝对灿烂的年代”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事实上，蔑视人性的道德，其本身就是不道德，而对这样一种建立在泯灭人的个性与欲望基础上的秩序的“镇定自若”与自律，只能说明人们对自身权利的无知和丧失。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因为一块红薯被母亲活活打死；还是因为一块红薯，大伯挥手便打自己的妻子时，驱动他们的残忍本性的难道真是什么道德吗？
虽然，小说在阐发观念上令我们感到某些遗憾，但无可置疑的是我们太需要可贵的精神和坚定的操守以便我们能够面对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也许就是小说给予人们的启示吧。]
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
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
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一个风雨
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们神坚强地再生。
一作者题记
我纪念我的父亲，不仅仅因血缘的关系。为了我的出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我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没有经过人类文明生产原则的承诺，就冒冒失失跑到人间的生命。直到我为人妇为人母之后，仍羞于提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内心世界中，至今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孽障。这种负罪感或许会像阴影一样紧紧缠绕我的一生。这真是悲凉没顶的事情啊。
1949年，父亲进城后，就脱去了军装，在北方的一个城市里给市委书记当秘书兼市委秘书科长。一个前程似锦且不好估量的职业。
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就比高玉宝们幸福，他读过书，有文化。连天的炮火一经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枪杆子的优势。所以，有文化的父亲就很受重用。按照他的一些老战友的说法，他若不出那桩***韵事，以至断送了政治前程，以至最后连生命也搭了进去，他现在或许已经是省一级的干部了。
我常常负疚地想，我这可悲的生命或许是用一个省长的性命换来的。
也有人说，我父亲的悲剧就在于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喜欢读书人，于是就喜欢出了问题。由此看来，“喜欢”这种人类行为，一旦过了头，就不会是什么好事了。乐极生悲，大抵如此。
1951年，第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市委机关。其中一个叫黄玲的姑娘迷住了父亲。
父亲的悲剧由此开始。
我走访过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他们口忆说，黄玲姑娘长得好漂亮，爱笑爱唱。他们使用了一句陈旧的比喻，说黄玲像只百灵鸟。
市委书记贺二喜也喜欢上了这只百灵鸟。于是，父亲就有了一个强劲的憎敌。
脱下军装之前，贺二喜是师长，父亲是他手下的一个营长，贺二喜很赏识父亲，贺二喜当了市委书记之后，就让父亲给他当秘书，后来又当秘书科长，这应该是一对铁心铁胆了的上下级；却成了憎场中的对手。该如何较量。贺二喜的优势大子父亲：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独身。妻子在战争中牺牲。无子女，无家室之累。我父亲则是有家室的。但父亲的一些优势也大于贺二喜：有文化，三十岁出头，年轻英俊。贺二喜则是四十开外，一张有刀疤的脸，一副能使天下所有的林黛玉们望风而逃的凶恶的面孔。
情场逐鹿谁得手？战友们都劝父亲退出这场角逐，把黄玲让给贺师长。
在战场上对贺二喜唯命是从的父亲，竟昏了头似的，毫不让步，他一面抓紧与那个斗大的字认不下几箩筐、死活不进城、仍在村里当妇联主任的妻子袁桂兰离婚；一面加紧对黄玲的攻势。后来干脆把黄玲调到市委秘书科，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并对再来劝他退出角逐的战友大发雷霆：我就是要取黄玲，豁出去这个科长不当了，也要娶她。
不爱江山爱美人。这真是一句气吞山河的爱情誓言，却也真是一句误事的蠢话。情场使人变傻，大概人同此理。我可怜的父亲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我没能了解这段男欢女爱故事的全貌，如果能细细写出来，相信也会使当今的情种们泪飞如雨。
我猜想，当父亲信誓旦旦地对黄玲表白了决心之后，风情万种的黄玲姑娘一定会扑上来像根常春藤似的吊在我父亲的脖子上，撒娇道：你真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啊！我想或许会是这种情况的。父亲当时一定沉醉在温柔乡里不知归路了。
父亲经过了一年多的离婚大战，竟以失败告终。袁桂兰不肯离婚，最要命的是父亲必须到家乡的县法院去请求离婚，而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我大怕。大伯对这种陈世美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坚决反对我父亲离婚。县法院谁敢成全我的父亲？
于是，可怜的父亲就不能和黄玲结婚。更悲剧的是黄玲却怀孕了。这样就既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实，黄玲受了处分，被下放到牛奶厂去劳动了。父亲也因此被停职检查。这件事对于今天许许多多敢于未婚先孕或婚外乱孕且不受任何指责的少男少女们，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而当时的情况的确就是这样的。应该说，那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年代，如果随便我一个人来问问，人家都会说：什么爱情，明明是乱搞嘛。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有妇之夫，敢于拼死拼活地去追求黄玲，他已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已经表现了他最大的胆量，他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革命干部，敢于让黄玲的肚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起来，他也已经愚蠢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事已至此，贺二喜悻悻地退出了对黄玲的角逐。
于是，就有一个记者恨恨地写了文章，在Ａ市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文章指名道姓地对我父亲进行了道德攻击。说我父亲是丧尽天良的陈世美，一进城就被花花世界迷住，另觅新欢，企图甩掉用小米支援了革命的农村妻子，那时的报纸绝非今天可比。今天的报纸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权威性：相反还产生出一种越批越香的效应。真是怪怪的。而在当时，父亲的恶行一经见诸报端，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完结了。很快，他的处理结论也就有了：撤去市委秘书科长的职务，调离市委，下放到炼铁厂参加劳动。
这一对曾有过片刻之欢的露水鸳鸯，就这样生生被拆散了。但事情没有最后结束，黄玲已引起政工部门的注意，市委组织部开始了对黄玲历史的调查，调查很快有了结论：黄玲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而且和国民党特务有过接触。特嫌？
黄玲是在牛奶厂干活的时候被抓走的。她竟没能和我父亲见上一面。她和他都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黄玲给我父亲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这是他俩苦恋一场的唯一收获。这个女孩名叫援朝。援朝就是我。我很不光彩地来到人间，却有了一个十分光彩的名字。
二十六年后，当我再次见到我的母亲黄玲，她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当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表情木讷的老女人，看到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纵横交错的皱纹，我找不出一丝她曾经有过的青春的影子。我暗暗奇怪，难道她就是那个曾经让我父亲神魂颠倒不惜和贺二喜反目为仇的黄玲吗？我突然强烈感受到了岁月的残酷。我由此突然怀疑“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古话的可信性小真是悲剧。
更可悲的就是，母亲出狱那天，正是我父亲自绝于人民的二十周年，这一对生死茫茫的男女啊。
那天，刮着大风，天空被搅得昏昏黄黄。我晕头晕脑地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匆匆赶到西北某地那个劳改农场，去接平反出狱的母亲黄玲。我在那间插满了铁条的鸟笼子一样的候客室里等候了十几分钟，一个表情像沙漠一样干燥的女管教干部，领来了一个身材瘦小且佝偻的老女人。我明白了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黄玲。黄玲听我通报了姓名，怔了许久，才木木地点头，就再无话，那天，因为没有赶上火车，我和她就在那个小镇住了一夜，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我父亲早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告诉她，她依然没有表情。过了许久，她那消瘦的双肩颤抖起来，让我想到了在寒风中战栗的枯叶，她使劲用于帕捂住嘴巴，两行浑浊的泪水淌下来，很快就把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弄得一塌糊涂了。她就这样无声地哭着。终于，她突然哑哑地喊起来：是你爸爸害了我啊。我恨死他了。她一把抱住我，嚎啕起来。
窗外是野野的狂风，恶恶地扑打着门窗，仿佛要向我讲述一个凄绝的传说。
我至今记得，我当时心如刀割。我不曾防备她对我父亲仇恨到这种程度，由此我开始怀疑她对我父亲爱情的真实。我可怜的母亲，她作为一个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对我父亲究竟会有多少理解和爱呢？谁又敢保证没有攀附投机的成分呢？或许我大阴暗了，但反恩这件父母的悲剧，我宁愿相信父亲比母亲更真诚些。我突然有些讨厌起这个有些病态的老女人了。一年之后，当我躺在Ａ市妇幼医院的产床上，呼天抢地欲死欲活的时候，我才猛然间原谅了黄玲，她是我的母亲啊，她也曾在生下我的时候，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的炼狱啊。
父亲的死，除去那场社会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性格所致。当然也不能不说黄玲给他带来的厄运，母亲被捕后，父亲的档案里被注明了“特嫌。控制使用。”这些，父亲是不知道的。1979年为父亲平反时，才撤出了这个结论。我当时看着那几张泛着黄色的纸页，心里悲哀极了。父亲是背着这个结论走到了生命尽头的。好比你穿着一件新衣服，你的背后被人悄悄划上了一个丑陋的记号，你却一无所知，仍是向前走着，你看不到你身后那些异样的目光，你是多么的可悲和愚蠢啊。
父亲死于1960年。
1960年，当那场大饥荒走到人们的眼前，中国的老百姓才突然发现社会主义竟也埋伏着饥饿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炼铁厂的食堂管理员因为偷偷地多吃了一个菜团子，被下放回家了。据说，那个管理员也是一个抗战时期的老革命了，如果不是为那一个菜团子，是决不会被下放口家的。一个菜团子，即把他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一笔勾销了。他如果能够活到现在，我想他一定会为当年没能管住自己的嘴，而悔恨一生的。
父亲被调到食堂当管理员。
那年我九岁，每天放学回家，就等父亲回来熬菜粥。我永远记得那菜粥的制作工艺：抓一把混合面（高粱面玉米芯之类合成），放进沸水中，然后再加入野菜，再加入盐，等锅中的水再度沸起，即用力搅拌。约五六分钟以后，便熄火，可以吃了。
那天，父亲很晚了还没回来，我饿得顶不住，就自己动手做饭，就趁机多抓了两把面，放了比平常少的野菜，我至今记得那顿饭吃得非常奢侈。结婚以后，我多次跟丈夫说起那顿饭，说很想再做一回吃吃。丈夫笑：那你就试试，你肯定会成了相声里的那个要喝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朱元漳。我也笑。就终于没有一试，我怕破坏掉记忆中那个奢侈而又香甜的记忆。那天我吃得很饱，吃完了就害怕，怕父亲回来教训我。每顿饭他是决不让多放面的。我越想越怕，后来大概是睡着了。大概还做了一个很开心的梦。
父亲那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厂里来了一个阿姨，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她的脸尖尖的，眼窝深深的，挺严肃的。阿姨送我去上学。中午她又去接我去厂食堂吃饭。我问阿姨我爸爸去哪了？阿姨说你爸爸有事，让阿姨陪你的。几天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死了。
食堂丢了一袋混合面。立刻就惊动全厂。那是个粮食比金子还金贵的年代啊。就成了厂里的一件大案。就有人怀疑我父亲偷了。因为那天是父亲值班。于是，厂保卫科就把父亲找了去，要父亲交待。父亲气坏了，就吵了起来。结果，父亲就被关了起来，隔离审查了。当天夜里，父亲就自杀了。他拔下墙上的一根钉子，刺断了动脉。血就像无数只红色的小虫，急促促地爬出门去。
1964年四清运动中，那个食堂的一个姓张的炊事员因为经济问题被审查，就交待了那J袋混合面是他偷的。
父亲真冤，当时厂里是以畏罪自杀报上去的。当时的市委书记贺二言听到消息就火了，一个电话把炼铁厂的书记厂长叫了去问话。那个厂长刚刚跟贺二喜说了两句，就被贺二喜扬手一拳打了个跟头。贺二喜破口大骂：我操你们租宗，志训是那种人？于是，父亲就被以病故处理了。贺二喜亲自主持了我父亲的后事。那天，我是第一次见贺二喜，只知道这个络腮胡子的伯怕是父亲的战友，是个曾经骑马打仗的大官二却不知道他还是父亲的情敌。贺二喜看着我父亲的棺材，凶凶地盯着我说：哭哭你爸，他要走了。哭啊。我就趴在那具黑色的棺材上哭。贺二喜一把搂住我，我看到他眼睛里大颗大颗的泪蛋子滚下来。我一直很被这种战友的感情所感动。我丝毫不怀疑这其间的真诚。
父亲死后，我被贺二喜接到他那里住了两个多月，之后，父亲的妻子袁桂兰就来Ａ市接我。
我第一次见到了袁桂兰。她是一个非常爽朗的农村妇女，一说话先笑。她梳着短发，一双小眼睛，亮亮的。她的脸贴着我的脸，任泪水流着，流到了我的嘴里。我至今记得从那双小眼睛里流出的那咸咸的泪水。贺二喜让我喊袁桂兰娘。我喊不出。贺二喜就朝我瞪眼。袁桂兰就笑：叫不出就不叫。
袁桂兰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带着她的体温的菜馍让我吃。我就大口大口吃得很香。袁桂兰就间我想不想跟她到乡下去？我就点头。贺二喜对袁桂兰说：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有把老看管好，他不该死的啊。袁桂兰没说话，眼里就又有了闪闪发亮的东西。贺二喜说：这孩子你要不想带，就交给我来养好了。袁桂兰笑了笑说：我喜欢这孩子，这孩子长得挺像她爹的。贺二喜也笑道：我也挺喜欢这孩子。你要是不想带她，我还真留下她了。真是有几分像老呢。
第二天，贺二喜送我和袁娘上了车站。我们上了车，贺二喜就在车下朝我们挥手。我看到他那只独眼里淌下了几滴泪。贺二喜1964年病故，没有经过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我就随袁桂兰回到了父亲的家乡。我就跟袁桂兰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有了母爱，至今我也认为袁桂兰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我始终不能理解上苍为什么要在她和我父亲之间安排一场悲剧的结局。恩恩怨怨生生死死，一切好像都在宿命里安排好了。
我也常常想，男女婚配，也许并非命中注定，实在是机遇的缘故。或者黄玲真该成为父亲的妻子，但却不一定非我父亲不嫁。袁桂兰也并非不可以同我父亲离婚。也许黄玲嫁给我父亲她会十分幸福，但焉知她与张三或者李四结合就是堕入火坑呢？或者大幸或者大不幸，谁又可知？但黄玲一旦钟情于我父亲，诸多可能便不复存在，又怎能逞论她与我父亲一定是爱情悲剧呢？幸与不幸，真是无法预料，推而广之，人世间大抵如此。谁是明哲？人生由始至终，爱与不爱，无论悲欢，到头来都是茫茫白骨，一缕轻烟。如此说来，爱与不爱便无可无不可，无所谓真心或者假意，爱得过于沉重，一定要认真起来，便有些轻薄了，便让人不好承受了。黄玲如此，袁桂兰也是如此。
我叫袁桂兰娘，她是燕家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妇女主任。我和娘和大娘住在一起。大娘是大伯的妻子，在县里当干部。大娘那年在燕家村搞社教，就住在家里。大伯那时已经当了地委书记，很忙的，不常常回来。
大怕是我的家族中很了不起的人物。大泊1958年至1962年当过我们那个地区的地委书记。
大伯最辉煌的历史就是跟毛主席合过影，那张照片我见过。大伯死后，地区组织部的人把照片连同底片一并收走了。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地区的日报上刊出过这张照片，只是被做了技术处理，上面只有毛主席，大伯不见了。1986 年，纪念毛主席逝世十周年，这张照片重新刊出，才有了大怕的形象。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的记者拍摄的，毛主席站在麦田里，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衬衣，慈样地笑着，是全国人民都熟悉的那种伟大的慈祥，白衬衣的时弯处，有两块补丁，很打眼。裤腿高高地挽过膝盖，大伯站在主席的右侧，穿得很整齐。是那种当时十分流行的中山装，裤腿有笔直的裤线。头发刚刚理过，很整齐，发型很土气，没有留鬓角，样子十分滑稽，好像是一个扣在头上的黑锅盖。大伯张嘴笑着，笑得很傻气，是那种很幸福又很小心的笑。那年是大跃进，毛主席来这个县视察，在地头和大伯合影的。大伯那时是苍山县县委书记。
大娘回忆说，当时地委通知，只说是中央首长要来视察，可谁也没想到会是毛主席来。大怕两天两夜没睡觉，白天下地参加劳动，晚上在办公室里点灯熬眼背材料，准备汇报，那无的上午，大伯正在地里浇水，弄得浑身的泥泥水水。很狼狈。地区的一个副专员风风火火开着卜辆吉普车赶到地头，扯着嗓子吼大怕。大伯就挑着水桶跑过来。这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大伯慌得扔了水桶连丢在地头的鞋也没有来得及穿，就赤着一双泥脚上了副专员的车。谁也不曾想到，大伯这一双泥脚后来就有了名堂。那天，所有地委的干部和省委领导都在路边静候着。初夏的风暖暖地吹着，人们却都觉得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燥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了啊，人们就看到远远地有几辆吉姆汽车沿着乡间的土道开了过来，扬起阵阵黄尘。车停稳，先是几个工作人员下来，然后就有一个高大的男人在下来。有人惊呼一声：毛主席。省委的领导和地委的主要领导迎上去。毛主席和他们握了手，就用浓重的湘音问道：本方土地可在？省委书记就看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就低声喊：志达，志达快过来。大伯就忙从人群外面慌慌地应一声；我在哩。众人就闪开一条道，大伯就战战兢兢走过来。地委书记见大伯一身泥水，裤子挽过了膝盖，没穿鞋，脚上都是泥。就低声埋怨：你怎么搞的嘛？大伯就尴尬地站在了那里。
毛主席就笑道：县大爷，毛泽东今日要打扰了。就仰出手跟大怕握。大伯两只手上都是泥，就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手就被毛主席握住了。大怕就口吃起来：主席，我这手脏啊。毛主席就笑：那你就是一个脏官喽。你刮地皮了吗？大伯一时怔住了。主席就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啊。开句玩笑。大家就都笑了，大伯也就跟着笑了，心就松了一口气。毛主席打量了一下大伯，就问：你是刚刚下田了？大伯点头：是的。主席问：你的鞋子呢？大伯不好意思他说：报告主席，刚才乱跑，忘到田边了，主席就笑着朝田里走，大伯慌慌地跟在后边。主席就问：你这个泥腿子县大爷；可知道贵县出过什么大人物啊？天宝八年，李大白曾路过此地，对贵县印象不佳啊。
把大伯问得哑口无言，主席就对大怕讲了一段李白的故事。又对大伯说，当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应该读读中国历史，否则就当不好共产党的。后来，大伯让人给他买来内部版的二十四史，堆在他那间宽大的书房里，还有《红楼梦》什么的。大伯死后，这些由大娘保管，我曾去翻过，书皮都已经泛黄，里边却都是新新的，书的主人肯定没有看过。一屋子书就那样神气活现地立在那里，我不解，大伯没有看这些书，却为什么要买这些书？为了装袋样子，还是他根本就看不但这些书？他一生追随伟人，却无法效仿伟人。大娘曾苦笑着对我说：你大怕就不是读书的材料。
第二天上午，趁毛主席睡觉的时候，地委书记让大伯赶快去理了发。并让大伯去到商店买了一件蓝呢子的中山装。毛主席一觉醒来，看到换了装束的大怕，就笑着摇头：不好，不好。不像一个泥腿子了啊。大伯当时尴尬极了，就穿着这身新衣服跟毛主席去麦田，就跟毛主席合了那张影。那天晚上，毛主席召集省和地区的领导开会，主席讲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讲到快天亮的时候，大家都饿了，毛主席就让大怕请大家吃饭，主席对大怕笑道：县太爷，肚子要闹革命喽，我出钱，你请大家的客。大怕笑着就要去安排饭。主席笑着喊住大伯：我出门匆忙，没有好多钱，就请大家每人吃一碗面条，大伯就愣了。主席又笑道：我是管了不管饱，就这样。结果大家都没有吃饱。吃罢饭，大家空着半个肚子继续开会。散会时大伯悄悄问主席，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饱？主席淡谈道：我就是要让大家饿饿饭的，你们都是一方诸侯，各有地盘，自然不会饿饭。饿一饿饭，尝一尝挨饿的滋味，就会知道老百姓的日子。大伯怔怔的。
毛主席走后，大怕就把那件中山装锁了起来，到死再也没有穿过。而且再也没有穿过兮件新衣服，大怕常常说：知道吗？毛主席的衬衣打着补丁啊。大娘说，大伯每每讲起这件事，眼睛总是湿湿的。
毛主席视察了之后，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扬了大伯，说大伯是一个“泥腿子县太爷。”大怕由此大红大紫起来，很快就调到地委当了书记。于是，大怕就更加拼命地放卫星了。听大娘讲，大伯1958年整整一年没有回家，各县跑，亲自指挥上山伐木开山造田，大炼钢铁。有时就住在山上，累得一度吐了血。仍然拄着一根棍子在山上转，像一头凶凶的豹子，在山上吼。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就蜂拥而来，采访这位泥腿子书记。于是，中央省地区的报纸上，常常有大怕的名字和新闻照片出现。
然而，生活却无情地嘲讽了大伯。1960 年，我们这个地区在全国饿死人的数量，是名列前茅的。苍山县的死亡率占全地区的榜首。1962年，中央开会，省委书记去了，回来后，省委开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省委书记对大怕说：主席要我替他问候你，他说要找你算账哩，你那个地区怎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啊？
大伯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回来后不久，就住了医院。再不久，就死了。一个人的生命，真像是一片树叶，刚刚还是绿绿的，一阵风过后，却说黄就黄，说落就落了。而且人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啊。
我常常想，大怕应该是吓死的，大伯临死前，对大娘说：不要给我穿鞋，主席说我是泥腿子县太爷。就让我光着脚走吧。于是，大伯就被光着脚装进了棺材。
大伯的儿子女儿都在农村，直到大怕死。也没能把户口转到城里。大怕生前曾说：都想进城，那谁来种地啊？我是领导，我就要带头让孩子在农村扎根。大娘1932年离休，她曾在地区水利局当办公室主任，离休后，把户口迁回了老家。地区老干部局按政策给她一笔安家费，可大娘没要这笔钱，把这笔钱捐给了地区养老院。
大伯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当了爷爷，始终在农村务农。大伯的三个孙子这几年常常进城跑买卖，到我家里来过几回。喝多了酒，就骂他们的爷爷：那老爷于太死心眼。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把一家子丢在农村了。我听了，心里十分感慨：如果大怕地下有知，他该作何感想呢？
前几年，听说县里卖户口，一万块钱一个，大怕的几个孙子都买了户口搬到县城去了。只是大伯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进县城。大娘也没有进城。听说孙子们还和我那两个堂哥吵了一架。
1960年夏天的叫个阴阴沉沉的日子，仿佛老天爷有着无限的心事。我被袁娘接回了父亲的家乡，那天我跟着袁娘在县城下了车，又步行寸十余里山路，才到了燕家村。我就看到了燕家村的土房和草房，全是黄土泥墙，远远地就像一群黄牛呆呆地卧在那里晒太阳匕太阳光烈烈地泼下来，黄牛们便周身闪着金光。走近了，才看出那是墙上的黄泥中拌有麦秸，麦秸在阳光下黄灿灿的。一个中年汉子站在村口迎住我们。袁娘叫了一声三哥，又对我说，这是你三伯。我就怯生生地叫了一声三伯，三伯哈哈笑了，我发现三伯长得很像我父亲。三伯就很亲热地背起我往村里走。我后来才知道，三伯是被罢了官，回乡养病的。三伯走了几步回头对袁娘笑道：天大热了，到村前的并上喝口水再走吧。我们就去了村前一眼井上去喝水。那口井前是一座大庙。三伯苦笑道：全村就这一眼井有水了啊。也许真是这庙里的灵气护佑啊。
村前这一座大庙，叫燕王寺。这座庙方圆百里有名，常常有人来进香。传说这座古庙是北魏时的建筑，很是有些来历的。也有的说，此庙是唐代一个一生坚持克己复礼的官僚的纪念馆。这位官僚姓燕，燕家村是他的封地，如此说来，燕家村都是他的后人了。可是燕家村三百余户人家偏偏就没有一个姓燕的。很怪的。
庙门前有一块石碑，上边刻写着密密麻麻的隶书小字，我到燕家村那年看到过。听大人们讲，上边刻着燕家村的村约。村约要求村民们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做什么的。我看不懂，大概就是这些意思。等我能看懂的时候，这块碑已经不在了。
碑文规定，凡是违犯村约的，都要自缚在碑前，不进水米，暴晒三日。重犯者，还要在碑前给以杖责，以警百生。如此说，这座石碑又是燕家村人自设公堂的地方了。据老人们传说，燕家村百年间的记载中，从未发生过偷窃的事情。
1958年村上修水渠，要拆去这座庙。那年毛主席来县里视察，说这座庙是一个古迹，要保护。人们就不敢再拆了。县里还拨了专款修整了一下。到文化大革命，这座庙被从城里赶宋的红卫兵给拆了。拆下的砖头，被村里人弄回去或垒了圈或砌了鸡窝。“文革”后，乡里几次提议重修燕王寺，可是县上没有钱，只好作罢。前年，燕家村里的几家富户，私下核计重修燕王寺。于是，村里的大户纷纷解囊捐款。其中包括大伯的两个儿子。于是，重金从城内请来了几个高级工艺美术师，先画图，再设计修改，反反复复弄了小一年的光景，才定下稿子。然后就从城内请来包工队，叮叮当当干了三个多月，一座华丽的寺庙重新盖了起来。听说竣工那天，县里的干部们都来剪彩，还请了县里的剧团来唱了两天大戏。唱的是《二进宫》、《捉放曹》什么的。寺庙前还立了一块石碑，本来说要重新刻写上燕家村的村约的，可是村中竟无一个人能背下那凡百字的村约了。石碑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了。上边就只好刻写了捐资修庙人的名单，大伯的两个孙子显显赫赫地写在了前面。
当时，村里也给我写了信，让我回去助兴。我因为到外地采访就没有回去。过了些日子，我口去看了看，燕王庙真是成了苍山县的一景，首先方圆百里前来烧香许愿的就摩肩接踵，庙前庙后都是集市了，叫卖声轰轰乱响。县委宣传部的李部长陪着我，笑道：这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啊。现在乡里发展经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我笑笑，没有说话。李部长就挺于的。就扯我去乡里喝酒。
那场酒喝得昏天黑地，李部长喝得烂醉如泥。大怕的两个孙子一劲猛灌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请他放一个什么人出来。我没听清楚。好像是那个人是燕家村现任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因为偷了什么被抓起来了。那个副局长一口答应。于是，又是乱喝一气。
我觉得没趣，就走出来。又来到燕王庙。时值黄昏，集市已然散了。燕王庙前只有两个老者在打扫卫生。尘土飞扬。庙前的那块碑在飞扬的尘上中，显得脏兮兮的，还有一些好像是鼻涕之类的浑浊的粘液被人涂抹在上边，显得十分尴尬。
我久久站立在这座华丽堂皇的寺庙前，暮色已经涌上来，我的视野里袭来一阵阵凄凉，我的心也随之一分分地下沉，我感觉我在咀嚼一种文化的苦涩。田野里寂静无声，暮色中的村庄浮动着一片浑浊的哀切。我终于明白，岂只是那座石碑没有了，我记忆中的那座古寺也确确实实不存在了。现在我看到的，只是一个现代人精心装饰的仿本。
那场大饥饿来得的确太突然了。
我随袁娘回到老家的这一年，县里几乎是绝收。先是大旱，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张张着。太阳烤上去，滋滋地冒烟。紧接着是一场蝗灾。据说旱灾蝗灾已经像风一样呼呼地刮遍了北方几个省份。
这一年，公社的食堂还没有解散，但也已经是冷锅冷灶了。大跃进那股狂热已经降到冰点。
真像是一场有噩梦，田野里什么也不长，老天爷不下一场雨，只有村东那几十亩地种上了地瓜，半死不活的地爪秧，跟四类分子一样的表情。四面的山上和沟里，已经见不到绿色，凡是可以果腹的东西，统统被人们用作了代食品。
我每天要走五里路，去公社办的小学校去上课。我那年上小学三年级了，至今记得我们的老师是一个面色黄黄的年轻女教师，姓苗。她天天给我们讲课，晕倒在课堂上好几回，每天都空出两三节课的样子，苗老师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挖野菜，因为全公社已经因误食有毒的野菜，死了很多人了，所以只能让教师带着去挖，才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记得有种叫作“月儿”的野菜，名字十分好听，毒性却十分厉害，人吃下去后三两个时辰，浑身奇痒，就出现豆粒大的紫水泡，抓破了之后，身上就溃烂，无药可医。人死之后，骨头都是黑色的，可见奇毒无比。我的两个同学，都是眼睁睁地被“月儿”毒死的。当野菜被人们挖光的时候，我们便去跟老师捋树叶，最好吃的是榆树叶，还有杨树叶和柳叶，要用水浸上几个日夜，去掉那种苦涩的味道，再稍稍放上一点面，上锅去蒸。树叶很快就吃光了，就吃树皮。树皮中最好的是榆树皮，扒下来，晒干，放到碾盘上碾成粉状，掺上野菜，就算作是上好的食品了。还有杨树皮，柳树皮，味道就差多了。很快，学校里的小树林里的树皮都被剥光了，月光下，就像一群赤身裸体的人站在那里，有时猫头鹰就在那白光光的树林中哀哀地叫上一夜，听得人心颤颤的。这种感觉我至今还有，我从不养猫，我不知道猫与猫头鹰是否是一类，但我怕猫，很伯。尤其是怕听猫叫。
苗老师常常给我们讲述共产主义的远景。我至今记得这样几句：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每天每顿吃苹果，每天每顿吃鸡蛋。我记得每次听苗老师讲这些美丽而又幸福的远景时，我的口水便悄悄淌下来。
村里已经听不到鸡鸣狗叫，也看不到炊烟。生活似乎已经没有了生气，只剩下了难捱的日子、天天都有饿死的人被拖出村去，埋在村东面的坟地里。人们整日都是傻傻的表情，两眼灰蒙蒙的；空空洞洞，木了一样，没有了哭声，或者人们已经没有力气哭。整个村子陷入一种死静。
三伯终日闲在屋里写他的书，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三伯原来是一个挺大的干部。
父亲一共兄弟五人，父亲排行老五。因为我的爷爷与村中的举人有仇，爷爷被举人害死，于是，父亲五兄弟都参加了红军。二怕和四伯先后都在战争中牺牲了。
三伯进城后，在北方一个城市当了市委书记。三伯很能干的，据说他可以三天三夜不睡，可以一口气处理上百件案子，且不出差错。现仍健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就夸奖三伯，说他非百里之才。三伯本可以升到更高官位，可惜他被一个战友带累得断送了前程。
这个战友名叫曹双。曹双当时是那个城市的副书记兼公安局长。我曾听三怕说曹双是个独眼龙，那只眼睛被日本人的刺刀捅瞎了。曹双爱喝酒，爱说下流话，爱发火。解放那几年工作十分出色，镇压反革命，惩治不法资本家，干得挺带劲，很受市民们的欢迎。曹双还好色。据说，当时市委有几个女干部都跟他有染。如果曹双是一个一般的干部，也就罢了，可他偏偏是一个有着很大权力的市委领导，于是，这一个天下男人几乎共有的毛病，就给他带来了危险。
曹双先是看上了一个姓于的中学女教员，他是到下面视察工作时，发现了于教员长得漂亮，就动了心，就指名要于老师到他的办公室当秘书。那个于老师就神神气气地到曹双的办公室上班了。三怕知道了，不同意，三伯说那个于老师过去是个交际花，在日伪时期有劣迹。三伯就把于老师调了回去。理由是教育部门缺人。曹双不高兴，说三伯不支持他的工作。曹双资历比三怕老，不怕三伯。三伯这一回却发了火：老曹，你是有家室的人，市委几个女的已经让你给搞得乱了套，你还要怎样搞？曹双只好悻悻地作罢。
市里有个名角，叫边彩玉，唱青衣的，唱得绝好。曹双喜欢得不行，每每边彩玉演出，曹双都要去捧场。有些戏迷就看出了名堂，私下说曹书记要栽倒在边彩玉的脚下了。果然就出了事。
那天，曹双吃了酒，就带着警卫员去听戏。戏散了，曹双就上台跟演员们握手，还邀边彩玉到公安局去演一个夜场。边彩玉就去了。
到了公安局，天已经很深了。边彩玉唱了一出折子戏，就要回去，曹双就让别人先走，要留下边彩玉谈谈话。边彩玉陪笑说：今天太晚了，曹书记要休息啊。曹双就黑下脸来：我找你谈工作，晚什么晚。边彩玉就不敢再说，就跟曹双到了一问办公室，曹双进了门就笑，你要是不想谈就不谈了吧，你再给老曹我唱一段吧。边彩玉就唱了一段。唱着唱着，曹双的酒劲就涌上来，就扑过去抱住了边彩玉，边彩玉吓得喊起来。曹双就更来了劲，笑道：别叫别叫。就按住边彩玉***服。值班的副局长就闯过来，劝开了曹双，边彩玉已经让曹双扒得只剩下内衣了。曹双正在兴头上，破口大骂副局长：你给老子滚出去。副局长给边彩玉递一个眼色，边彩玉抓过衣服跑了。曹双的好事就没有做成。第二天，曹双的酒醒了，就有点后悔，让警卫员去给边彩玉道歉。警卫员去了口来说，坏了，边彩玉罢演了。
就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城内的艺人们为此事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共产党刚刚进城就这样了，跟国民党还有什么两样啊。就有人给边彩玉出主意，不能这样就算了，告！
就告到三伯那里，三伯就让曹双写检查，让他公开向边彩玉道歉。曹双自知理亏，就到边彩王那里去道歉。本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算了。可是有人背后给边彩玉出主意，让她继续往省里告。于是，边彩玉就不见曹双，往省里告了曹双。
到底是谁给边彩玉出的主意，这件事一直到了“文革时抖落出来，边彩玉的后台就是当时的副书记。因为平日曹双跋扈得很，在市里除了三伯之外，谁也不放在眼里，据说各个市领导都挨过他的骂。那个副书记是个知识分子，脸皮很薄，曾让曹双骂过几回。曹双说过就完了，副书记却记在了心里。抓住这件事情做开了文章，给边彩玉出了许多欲置曹双于死地的办法。所以说，边彩玉的事件，跟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就带有了阴谋的色彩。
省里派来了人，调查曹双的事情。问过之后，也认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省里的同志和三怕一同找过边彩玉几次，请她接受曹双的道歉。但是，边彩玉不依不饶。
三伯火了，对着边彩玉嚷开了：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莫非还要把老曹的脑袋掀给你才解恨吗？省里的同志也认为边彩玉有些过分了。边彩玉就有些吃不住劲了，就表示不再告了。省里也准备给曹双党内处分。事情就要结束。
谁知这时候又出来个姓于的女人告曹双。这个女人就是曹双要调来当秘书的那个中学教师。”这个女人告状说曹双***过她。
平地一声雷，省里的同志和三伯一下子都懵了。
三伯就去找曹双，问他是否有过此事。
曹双涨红着脸，闷下头不讲话。
三伯大怒，把桌子拍得山响：老曹，咱们都是提着脑袋干了几十年的人，大丈夫敢做敢当，你到底怎么那娘们了？
曹双咬牙切齿道：操他娘，老子让人涮了。她那回找我睡觉，我意志不坚定，就跟这个臭娘们睡了，现在又来咬我。算我倒霉。随组织上怎么处理吧，我已经犯到了这份上，就没得话说了。
三怕恨得跺脚：老曹啊老曹，你怎么这么糊涂，这种人最难办了。你好好想想，莫要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哟。
三伯就有指点曹双赖账的意思。三伯后来说，他当时已经感觉有人在这个女人身后当孔明，否则一个那样的女人是绝不敢宋告曹双的。而且这种事情，只要一方咬住牙不认，谁也没有办法的。不幸的是，曹双是一个热血汉子，不肯当缩头乌龟。这就把他自己逼上了绝路。曹双眼一瞪：我老曹敢做敢当。没得改口。
三怕一阵头晕，张张口，再也无话可说。
省里的同志就认为案情重大，不敢再保护曹双，就把情况带回省里去了。
没过几天，省公安厅就来了人，抓了曹双。曹双不是一般干部，案子就报到了中央，据说就报到了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四个字：杀一儆百。
三伯不知道这事情已经惊动了中央，听说曹双判了死刑，大吃一惊，曹双毕竟是南征北战的老干部。跟边彩玉没有做成事实，跟那个女教师纯属乱搞，双方自愿，***从何谈起。三伯就上书到省里，替曹双喊冤。
三怕哪里知道，省里也正在调查他的材料。那个副书记早就写好了材料递上去了，说曹双是在三怕的纵容下才无法无天的。三伯很快就被省里来人宣布停职了。
一位副省长亲自来到Ａ城，监斩曹双。
这期间，曹双被判死刑的消息就传开了。Ａ城的市民就惊呆了。人们纷纷上书，要求保释曹双。这就是Ａ城建国初期“万民上书保市长事件”的来龙去脉。
几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持着近万名市民签名的折子，我到市委招待所，求见那位副省长，说曹双为Ａ城做了不少好事，还年轻，请求让他戴罪立功。几个老人就齐齐地给副省长跪下了。这一跪就惊天动地。副省长泪就往下淌、颤巍巍伸手扶起几个老者，叹道：共产党不能让共产党给毁了啊。
箭在弦上，已不可逆转。
经省委研究，执行曹双秘密进行，不开公判大会。公费安葬。子女由国家抚养到参加工作的年龄。
枪毙曹双的头一天，副省长代表省长来看曹双。副省长递给曹双一支烟：省长让我来看看你，问你还有什么事情？
曹双闷闷地抽烟，最后把烟屈捻死，抬头道：请告诉首长，我没有什么事，我曹双给组织丢人了。该杀的。只是，市长不该吃我的牵累。
副省长道：老的问题你不要管了。
曹双停了一刻：我能喊几句口号吗？
副省长想了想：不行。
曹双就落了泪：请告诉战友们，莫学我曹双。
逼省长道：省委已经发了通报，让大家记住你的教训。
曹双点头道：那就好，那就好。
副省长退出来。回到招待所，打电话喊来三伯：曹双明天就要执行了，你去送送他。他喜欢喝酒。
三怕想了想：影响好吗？
副省长好久没有说话，好一刻才重重地吐出一句话：不声张。
三怕就买了几斤好瞩，夜里就去了看守所。
曹双看到三伯，就红着脸道：老，我带累你了。
三伯摇头迫：不提这个了，我今夜来跟你痛饮几杯。
曹双笑道：你怕不是我的对于。
三伯也笑：莫吹牛。
二人就划拳行令，直到天亮，二人旨喝得大醉。
毙了曹双，边彩玉和那个女教师在Ａ城呆不下去了。市民们不能容忍两个女人毁了一个挺得人心的副市长。边彩玉的家门口常常被人倒粪便。她在台上演出时，也常常有人往台上扔砖头，闹得很不像话。公安局竟抓不住这些闹事的。
边彩玉只好离开了Ａ市，去了北京。她在北京唱得挺红。但她再也没有来过Ａ市。她死于“文革”初期，传说是让红卫兵拉去批斗时，给剃了阴阳头，她气愤不过，一头栽下台子，登时毙命。那个于教师就在学校教不下书去了。总有人骂她是破鞋。有一天，有人在她的家门口挂了一只旧鞋，她气恼地揪了下来，然后就破口大骂。骂到后来，就哈哈乱笑，笑完了，就疯了。后来就在城里乱跑，再后来城里就不见她的影子，不知所终，
四十年之后，我曾到Ａ市采访这件事。几个老人谈淡他说：当时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很高，两个女人生生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谁能不恨啊，那时共产党严厉得很啊，现在要是还像当年那样就好了啊。
这是一种沉重的牢骚。沉重得让人不好承受。
曹双只有一个儿子曹迪，曹双被杀之后，一直由政府抚养，后来上了大学。我前年在海南见过曹迪，长得五大三粗的一个中年汉子。我没看见过曹双，可仍旧相信他身上有着曹双的影子，曹双应该是这种威风凛凛的样子的。曹迪在一家合资公司任总经理，我见到他，提到了我三怕的名字，曹迪哈哈大笑。之后，热情地款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他的公司，说得兴致勃勃，却只字不提他的父亲。
临别那天，他为我饯行，在一家挺豪华的酒店摆了一桌豪华得让我眼花缭乱的酒席，他只带他的一个女秘书陪我吃饭，曹迪那天喝得醉了，问道：你是要写我爸爸的吧？
我听得一愣，笑了笑。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曹迪淡淡一笑：其实我爸爸是撞在毛主席的枪口上了。你想想，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不那样干行吗？这事要是放在现在，算不了什么的。要是按照我爸爸那个罪过就枪毙，我还不知道已经被枪毙了几回了呢。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点头道：曹伯伯其实挺可惜的，我三伯说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呢。
曹迪笑道：我现在玩过的女人，我父亲的在天之灵或许想也不敢想。他拍拍手，就有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来，当着我和曹迪那个女秘书的面，毫不羞躁地坐在了曹的腿上，并在曹迪的脸上身上乱摸乱啃着。
我愣了愣，就有些坐不住了。那个女秘书似乎司空见惯，毫无表情，专心致志地对付着桌上的酒菜。
曹迪笑道：你信不信？这已经是我玩过的第二百三十七个女人了。说着，就掀开那女子的衣服，揉搓那女人的乳房。那女子立刻就发出快乐的呻吟声。
我立刻头疼欲裂了，我记不得我是怎样离开的。我回到宾馆，收拾了行装，当天就离开了海南。后来，我见到三伯，提起了这件事。三伯淡淡笑道：小曹这些年一直仇恨我哩。“我有些醒悟，曹迪是在向我示威，或者是向那个年代示威吧。
三伯不再说，转身走到桌案前，提起笔来，在宣纸上泼墨。我看着三伯仍然很直的背，他身上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已经打了几处补丁。三伯“文革”后出任某省的副书记，可他没有去上任，就告病回家休息了。他晚年著书立说，写字画画，悠哉游哉。
我总感到三伯同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老了。历史已经把他抛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他在寂寞中守护着一种圣洁的东西，他不为汹涌而来的时代大潮所动，他的生存本身就对时代的进程发生着有益的制衡作用。三伯到死也不会有惶惶不安的样子，他应该是一个智者。领袖无有民众不成其为领袖，导师没有弟子不能成为导师，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没有人知道他，他仍是一个智者。三伯至今淡泊地活着，今年八十九岁。（我这篇稿子杀青之时，传来三伯逝世的消息。前天晚上，三伯在桌案前写字时，突然直直地倒下了，等于休所的医生匆匆赶来时，三伯已经没有了心跳，真是无疾而终。享年九十岁。）
这里还要交待三伯的一个情节。
曹双被枪毙后，三伯便赋闲在家。他身体不好，身上有三处弹片没能取出，就由此歇了病假，在家写书。三伯在我的家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他上过师范，曾在延安抗大教过书，曾被视为我们党内的秀才。他还跟毛主席很熟悉。因为曹双的问题三伯翻了船，就安心在家写书了，到了1959年，他的一本《先诸子百家论》已经出版了。
1962年冬天，毛主席到南方巡视，途经Ａ市，或者是想到了三伯，就打听：那个秀才哪里去了，我拜读过他的一本《先诸子百家论》。很好。
Ａ市领导就谈了三伯的憎况。
毛主席就笑：脑壳顽固不化，找他来见我，我给他开通开通。
三伯就被引来见主席。
毛主席笑：听说你要当陶渊明，可惜你生不逢时啊。
据三伯后来回忆，毛主席跟三伯谈了他那本书，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毛主席后来就要三伯出来工作。三泊说，他要写完下一本书再说。毛主席就笑：我从不强人所难，或者你真会成为我党的司马迁。但是我还是要劝你研究一下中国当代的经济问题，我们十分缺乏这样的专家，只有一个陈云同志，是很不够的，“仓廪实而知礼仪”。是不是这样？古人这样说，我不大相信。我想你还是研究一下农民的状况，农民的问题。你还是要出来工作，现在重要的是工作，而不是书本。你好像有什么情绪嘛？
三伯就旧话重提，讲到了曹双的事情，认为处理大重了。
毛主席静静地听完了，点点头，叹道：我们杀了凡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你再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做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主席的声音有些发涩。
三伯听得呆了。窗外的北风呼呼响着，锈铁般的枯枝发出海潮般的啸声。
毛主席看着三怕，缓缓地道：你研究历史，不知道你对明史怎么看的？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帧，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会，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就割若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三伯怔怔地。他后来对我讲，他当时感觉毛主席像一座高山一样矗立在他的面前。
毛主席走后不久，三伯调Ａ省任副省长。是时：1963年春天，中国已经远离了那个可怕的荒年。但另一个可怕的年代正在悄悄向人们走来。
1960年夏天，村里的食堂已经办不下去，只好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起了炉灶，只是稀少了炊烟。
每天都有人死去。时值盛夏，田野里已经没有了绿色的植物，以至连树根．草根，凡能够咀嚼的东西，统统被人们拿来充填了肚皮。可是村里的红薯地，却没有人去挖。村里杜二娘七岁的儿子杜小山饿得搞不住，半到地里摸了一块红薯，就狼似的吞起来。不曾想被偷偷跟踪来的杜二娘从后面一把夺过去了，一向温和的杜二娘变得狰狞极了，嘴里骂着：你个崽子，几时学会偷了。就乱打起来，杜小山立刻鬼叫起来。等村人赶来拉开疯了似的杜二娘，杜小山已经被打得浑身是血，一张小嘴被二娘拧得烂烂的，昏死过去了。杜二娘凄惨的声音在村里炸响着：燕家村可从没出过啊，为什么就让我家遇到了啊，这叫我如何在村里做人啊。小山啊，你丢了祖宗的脸面啊。呜呜。
那天，大伯从地区回来，在地里转了转，就把村支书志河喊来了，听了志河的汇报，就让志河带着乡亲们把地的红薯挖掉。
志河惊讶地摇头道：还没熟啊。
大伯恼怒地骂道：你混了，真要到人都饿死的时候，才算熟了嘛？
志河也有些火了：哥，你是大官，要说你去说嘛。就转身倔倔地走了。
那天黄昏，大娘也从县上回来了，进了门，就软软地坐在院中的石板上，脸黄黄地喘着。大娘很少回来，我们几个孩子天天盼着她回来，因为她每次回来，总能给我们带回一些吃的。
我们几个孩子拥过来，饥饿的目光狼一样盯着大娘。大娘看懂了我们的目光，歉意地笑笑：这口没带回来吃的，玩去吧。
孩子们失望地走开了，大娘轻声地喊住我，等别的孩子走尽了，从怀里掏出一块烤红薯塞给我，我记得那块烤红薯是黄绿色的，其间有许多坏了的苦丁。我至今常常在梦中忆起那种诱人的颜色。
大娘对我说：吃吧，快点吃吧。
我晕晕地看着大娘，怯怯地接过来。刚刚咬了一口，突然身后伸过来一只大手，夺走了那块红薯。我回过头，竟是大伯，硬硬的目光盯着我。
你回来了，大娘朝大伯笑道。
大伯不理大娘，凶凶地问我：哪来的？
我的几个哥姐听到了大伯的吼声，都拥过来，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我至今记得那目光中有许多仇恨。
大伯骂道：是从地里偷来的吧，你这个贼崽子。
大娘急忙说：你怎么这样骂孩子啊。
你还护着他不成？大伯一扬手，给了大娘一记耳光。
大家都愣了。
大娘嘴角就冒出血来，跳脚跟大伯吼起来：你不问问清楚，就打人啊。
大伯骂：我打你给他们看的。看谁敢去偷。
我突然扑过去，狠狠咬住大伯的手。我恨透了他。大伯被我咬得疼了，一甩手，我就飞了出去。
死崽子，看我不打死你。大伯冲过来，扬扬手，威吓着我。
袁娘跑过来，拉住大伯：你也不问问明白，这块红薯是大嫂从县里带回来的。
大伯就怔住，看看大娘，声音一下子软下来：你说清楚嘛。
大娘一下子哭了：你容人讲话嘛？
大伯摸摸我的头。我抬手挡开了。
大伯叹口气，转身出去了。
三伯缓缓走出屋子，走到我的身边，抚摸着我的头，低低的声音道：孩子，别怪你大伯。说罢，再也无话，就踱出院门。
月亮胆怯怯地从云层后面露出头来，一张惨白惨白的脸，显得消瘦极了。很快又淹死在黑黑的云朵里了。
当天夜里，志河站在村委会的房顶上，拿着喇叭嘶哑地喊话，要社员们到村里的东大场上去开会，书记要讲话。村民们就去了，见大伯早早等在了场上。志河袁娘几个村干部呆呆地站在大伯身边。大伯身边放着一张木桌，桌上燃着几支昏黄的土蜡，受惊似的烛光在夜风中慌慌地窜动着。
大伯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夜开这个会，是告诉大家，村里已经决定了，让大家会挖地里的红薯。村民们听得愣住了，直直地看着大伯。
大伯说：咱们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都把地里的东西挖了，不能眼睁睁看着饿饭啊。我听说杜二娘的孩子偷吃了地里的一块红薯，让杜二娘打得半死，这不好嘛，不怪孩字嘛，杜二娘来了没有，就有人喊：杜二娘，书记喊你哪，前边来。
瘦成一根柴似的杜二娘颤颤地走到前边，傻傻地看着大伯，社员们也都呆呆地看着大伯。大伯声音有些发涩，暗哑下来：二娘，我老替孩子给你道歉了。说罢，大伯突然弯下腰去，给杜二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来，已是满脸的泪。
杜二娘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猛转身跑出了会场。哭声在黑黑的旷野里响得烈。没有人去劝杜二娘，村里人知道、杜二娘的孩子，昨天下晚已经死了。
袁娘带头喊了一声：去挖红薯啊。就转身向田野里走了。社员们紧紧随着袁娘，拥进了田野，空荡荡的场里，只剩下了孤单单的大伯，在那里久久地呆呆地站着。我不知道怎么突然觉得大伯变得十分的可爱了。我没有随人们去挖红薯，我坐在空室的场上，远远地看着大伯。大伯也远远地看着我，脸上似笑非笑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三伯也来了。大伯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说。三伯拉起我的手，往村里走了。我感觉三伯的手冷冷地颤动。
黑黑的夜色像水一样在村道上沉沉地涌动着。
又过了两个月，就进入了1960年的冬天，寒风漫不经心地掠过已经没有多少生气的村子。村里已经没有炊烟。整日整日的没有一点声息，像一座古墓那样可怕的寂静。
扑天盖地下了那年冬天第一场大雪，雪厚厚地盖在了田野中。天晴了，刺眼的阳光在雪地里喘息着，让人听着心颤颤的。
那天，我一早醒来，见村里的人都拖着软软的身子去扫雪了，袁娘也拖着浮肿的两条腿去扫雪了。我吃了一碗用杨树叶子做成的饭，就去上学了。道路已经被扫得干干净净，几个男人和女人扶着扫帚和铁掀软软地站在路旁看着我们，我认出他们是公社的干部们。雪都被堆在了道路两旁，路面已经露出了于松的黄土，散发着黄土的泥香，诱发着人们的食欲。我一路上不时地抓着道旁的雪吃着，那天我吃了很多雪，我至今记得我那天的肚子像被人系紧了肠子一样，有些隐隐的疼痛。我感觉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果然，在第一堂课，就歪倒在了课桌底下了。紧跟着，就歪倒了另外几个同学。我是被苗老师背回家来的。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家里的土炕上。袁娘正在喂我柴灰水，这是乡下治肚胀的一种上法。我想坐起来，可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就呆呆地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下来了。袁娘把一碗柴灰水端给我，让我喝了，就问我：还疼不疼了，柴灰水涩涩的，我直想呕，不想说话，就点点头。这时就听到街门一响，院子里就传来志河的声音：五嫂在家吗？袁娘就应道：志河吧，快进来吧。
豆芽菜一样的志河就晃进门来，就在屋中的土炕上坐下，伸过于柴一样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叹了口气，问袁娘：大哥大嫂没回来。
袁娘叹一口气：听说苍南县好凡个村子的人吃野菜中毒了，大哥去那里了，怕是一时半会回不来的。大嫂过两天就回来，说是要在咱们村里下乡。
志河苦笑笑：五嫂，村里有人说要去逃荒哩。你看这事？
袁娘闷了一下：不行，县上讲了，眼下全国都是这年景。咱们去别人的地面上讨食，人家吃什么啊？让党员们去做做工作，一个人都不要去，不能给咱燕家村丢人败兴的。饿死一条命，丢了儿孙的脸啊。那天县上的方书记就在会上这样讲的。话重哟。
志河叹道：都阎王喊门的年景了，还顾什么儿孙的脸哟。乱扯嘛。
袁娘叹口气：志河，咱们做干部的，莫要对乡亲们乱讲的。
志河不再说话，就坐在院子里掏出一指用旧报纸撕成的烟纸，卷烟。然后就凑近土蜡点燃，屋子里就升腾起一股菜叶子的味道。那是用葵花叶子卷的烟。那年代，村里的许多烟民就用它来替代烟草。
志河默默地吸完那支烟，把烟头放到脚下踩灭，对袁娘说：五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袁娘笑道：你说吧。
志河叹了口气、我也没有想好，那样做怕是要犯罪的。就垂下头。
袁娘怔了怔：我听别人说过了，你真敢想啊。
志河叹道：咱们当干部的，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这么死人啊。
袁娘点点头：是啊，再想想办法吧。那种事是万万不能干的啊。
志河说：我们当干部的，总不能让乡亲们一个个饿死啊。就说不下去了。
袁娘默然无语，呆呆地看着志河。
志河道：县里传来了活，地区要修水库哩。公社要咱们燕家付出三十名劳力哩。
袁娘道：我也听说了，村支部要去一个带队的哩，还是我去吧。你婆娘有病，脱不开身的。
志河闷闷他说：其实我是真想去哩，在家天夭费心呢。你一个妇道家，怎好去干那种力气活啊。
袁娘笑了：你小看我哩。当年支前的时候，我一个人一口气背过一百多个伤号哩。
志河也笑：不敢小看嫂子哩。
袁娘说：就这样吧，我去水库。
志河说行，就抬起屁股走了。我肚子里一阵乱叫，大概是那碗柴灰水发生作用了。就坐起来，袁娘扶着我，我扶着墙去大解。到了街上，就看到志河踢着疲疲塌塌的步子，消失在暗夜里了。街道上，死一样的寂静，只有寒风呆呆傻傻地吹过去。
1961年冬天，县委指示各公社抽调人力去修朝阳水库。朝阳水库至今仍是苍山县最大的一个水库，于1963年春天竣工。或者今天的人们不可能想象，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政府竟然还能有这种举措。燕家村抽调了三十名民工，在西北风呼叫着的一个早晨，到公社集合了。
我那天正在公社的学校上课呢。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我听不进课去了。一下课就跑到公社的大院里去看热闹。就看到公社的院子已经挤满了，各村来的民工都带着工具站在寒风里。还有几面旗子在凤中猎猎飘动着，发出哗哗啦啦的雄壮的声音。院子的中央搭起来一个席棚子，算是主席台了。上边还挂着一幅大标语，红纸黑字亮人眼目：让高山开道，让河水让路。
天阴阴的，好像要下雪的样子，我感觉有些冷，就想回去了。刚刚要走，就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顺着声音一看，原来是袁娘。袁娘笑道：援朝，你别走，一会儿我给你吃的。
我高兴地问：什么吃的啊？袁娘笑道：一会儿就知道了。
人群一阵躁动，有人说：来了来了。袁娘也对我笑：你大伯来了。
我国头去看，见有几辆吉普车开进了公社大院，瘦干干的大伯跟县委的几个领导下了车，就上了主席台子。公社的干部们就忙朝会场喊活：大家静一静了，书记来看望我们来了。
天果然就下开了霏霏的细雪，我抬头看去，就觉得天上要是下白面该多好啊。我至今记得当时这一个念头。每当下雪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个充满了理想色彩的比喻来。这时，大伯就上了台子，开始讲话。
大伯站在高高的台子上，他眼前是数千名面呈菜色的乡亲。小风呼呼地刮着，小雪花在人们头顶上落着。
大伯高声喊着：乡亲们，我老送你们出征来了。我们苍山县，打败了日本鬼子，打走了蒋介石。今天，共产党号召我们去修水库。我们一定不能让党失望。人定胜天。愚公移山。
人群一片寂静，谁也不说话，我听到大怕的声音在满天的飞雪里像冻石头一样硬硬的。
开罢了誓师大会，各村出征的劳力到公社的食堂领取菜饼子，每人两个，还有一碗热汤。然后就出发。袁娘带着我去领了两个菜饼子，把菜饼子塞给了我，她喝了那碗热汤。她笑着对我说：娘去了，得走些日子哩。你就跟着你三伯吧。
我只顾狼吞虎咽着那两个菜饼子，一边吃一边乱点着头，竟没有细细看看袁娘。后来袁娘走了，大伯看到了我，走过来拍拍我的头说：援朝，快去送送你娘。
我醒过来，把最后一口菜饼子吞进肚里，就跑出院子，就听到一片敲锣打鼓的声响。只见黄土道上，漫天飞雪，红旗飘飘，民工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已经看不到袁娘在哪里了。
袁娘第二年春天才回来，只是那时袁娘已经不会说话了，一丝笑容在脸上僵住，似乎她突然有了一个什么念头，而这如烟一样的念头已经飘散了。民工们抬回的是袁娘的尸体。听民工们说，袁娘是生生累死在工地上的，她事事干在别人前边，还把干粮给别人腻那天，她顶着寒风挑河泥，就昏倒在河坝上，再也没有醒来。
给袁娘下葬那天，我默默地淌着泪，固执地坐在坟地里不走，家里人劝不动我，就先走了，我听着田野里的风僻低地吹过来，听着风儿钻入坟土的声音。我知道我再也没有袁娘了。我哇地放声哭起来。
我常常想着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变成了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儿。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嘲笑精神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儿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的原子弹。
如果说我们用血肉筑起朝阳水库，那么凝聚血肉的则是精神的原汁。
袁娘走后的第十天的夜里，志河在他家里开了一个民兵会。第二天夜里，就胆大妄为地带着村里的民兵把公社的粮库打开了，弄出了九袋玉米。为此志河招来了杀身之祸。
我常常感慨，或者那天志河真是晕了头了，已经被饥饿煎熬得耐不住他那焦躁的性子了。或者志河那天夜里跟几个民兵一定想了很久，终于他们做出那一项可怕的决定。据村里曾经参与了那件事情的老人们回忆，志河叫他们去的时候，眼睛红红得像是冒血。他们当然不会知道那时的志河，血管里的液体正在急涌奔流，志河已经决定了一件让全村人脸红至今的事情。
志河讲了想法，众人一下子都惊呆了，有人呆呆地问：这，可是犯法的事情啊。
志河惨惨一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人一个个就这样死去，咱们是借，借还不行嘛。那么多种子粮在粮库里闲下一冬也是闲着，咱们借借还不行嘛？他空空的目光四下看着，渐渐，他的眼睛红了起来，渐渐就红得像浇了鸡血一样，恶恶地盯着众人。
借。志河终于为自己这个决定找到了一个理由。凡事情如果不做，只有一个理由；如果去做，总有一百个理由任你挑选。
民兵们闷闷着，谁也不肯说话，满屋子里只听到一种犯罪前紧张的喘气声。
窗外，月亮被云彩掩死了，寒风嗷嗷地叫着，在村道上疯跑着。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志河抽了几口树叶子烟，大口大口地吐着浓浓的烟雾。他哑声道：大家就不要去了，我一个人去就是了，日后有了什么我志河担着吧。说罢，就跳下炕来，扯起几条麻袋，凶凶地走出门去。
终于，有几个年轻的民兵，跟着志河出来了。
屋里有人冲出来，低低地喊一句：志河，你们去不得啊。
志河听到这一声喊，脚步猛地停住。他回过头来，看到几张欲哭无泪的眼睛。志河叹了口气，就大步走了。
当他们走到村口那块石碑前，志河的脚步似乎迟凝了一下。但他没有去看那块刻写着约束着燕家村人行为规范的石碑。
公社的粮库只有一个粮食局的冯大水守着，大水已经被饿得头晕，早早躺在床上了。对翻墙过来的这十几个人，竟是毫无察觉。
志河他们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把粮库的门弄开了。他们拥进去，满满地装了几麻袋玉米，拖出了粮库。就在出大门的时候，就听到一声吼：站住。
志河一惊，回过头来，昏昏黄黄的灯光下，管粮的保卫冯大水黑黑地站在粮库门口，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志河。大水是县粮食局的。到燕家村收过粮食。大家当然认识他了。
无人知道是偷，有人知道则是抢。偷则还有羞耻之心，抢则把这种行为推上了赤裸的绝境。志河并没有想到抢。志河呆在了那里。几个背着粮食的民兵也愣愣地看着大水。
志河非常难看地笑了笑：大水。
大水骂道：志河，你怎地干开了这种事啊？
志河垂下头，许久，抬起头来，已经满脸是泪了。就看着大水说：大水兄弟，我们不能看着村里人一个一个地死啊。
大水就湿了眼，声音像一下子被抽去了骨头，就软下来：志河兄弟，这可是种子粮啊，有道是饿死爹娘，不吃种粮啊。你们都是当村干部的，这道理是该懂的啊。
一阵沉默。空气紧张得像拉满了的弓。粮库里只听到呼呼的喘气响。
志河猛地吼一声：大水，你给我滚开。吼罢，拖起一包粮食就走。
大水哗啦一声就拉开了枪栓：志河，听我一句，这粮食动不得啊，是要掉头的啊。
志河凄然他说：我什么都明白，可现在顾不得许多了。
大水硬硬他说：我不能让你们这样走的。
志河点点头：我知道。猛地抬手，打昏了大水。几个民兵就上去捆了大水。
志河把粮库的十几袋子种子粮弄到了村里。当夜就开了社员大会，让各家各户把粮食带回去。
于是，一个出乎志河意料的景观出现了。乡亲们眼睛里冒着一种就要燃烧的热烈，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搬那些已经分配好的粮食。志河去公社粮库劫粮的事情在村里已经传开了，人们惊得透不过气来了。燕家村从没人干过这种事情呵，真是胆大包天了。志河疯了不成？人们慌慌地拥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就看到志河几个人弄来的那十几包粮食。土蜡燃起昏黄的光，荡起飘忽不定的暗影，像鞭子一样在人们的身上抽打着。
志河干干地喊道：大家把这些粮食分一分吧。
没有人响应，志河的声音显得无力极了。像是很容易就能被人折断的枯枝。
志河又心虚虚地喊了一声，仍是没有人去动。一个老汉走过来，盯住志河：志河啊，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哀哀地看了志河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转身走了。于是，乡亲们就一个个走出了院子。最后，院子里只剩下志河和那堆粮食。
天空黑黑的，院子里点燃的那几支土蜡，有气无力地燃烧着。志河就木木地怔在了那里。他没有料到，他们几个舍身为乡亲的行为，他们对村民们的关怀，竟像是一颗挡在村民们脚下的小石子，被村民们轻蔑地踢飞了。志河突然觉得自己挺窝囊，挺没劲，挺操蛋的了：几个早就蔫头蔫脑了的民兵，突然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呜呜地。哭声在死墓一般的村中飘散着，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像残秋中田野里悲悲的虫鸣。
志河呆呆地走出院子，不禁抬起头来，仰天长啸一声。一口浓浓的热血就喷出来。
其时，天寒彻，夜无声。
天蒙蒙亮时，志河让民兵把粮食送到了公社，自己去自首。几个年纪大的村民就趴在村头那块石碑前痛哭着，哭声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在村中飞来飞去。整个燕家村陷进了惶惶不宁的气氛中，人们感觉到一种比饥饿更吓人的事情就要来临了。
1994年的春节，我面对着一桌丰盛的年饭，把这段故事对女儿说了。女儿睁大眼睛，问我：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我真不敢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能够如此理性冷静。您讲的是真的吗？
我艰难地苦笑笑：是真的，的确是真的，你的姥姥就是在那年饿死的。
女儿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真的是在编造一个神话。或者，她真的不相信曾经存在过这样一段历史。女儿笑着说：我看过一部反映那个年代的中篇小说，那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可是带着愤怒的感情，带着红了眼的老百姓去砸了粮库的。这篇小说还获了奖的。
我摇摇头：我也读过那部名噪一时的小说，但我总不肯相信作家写的那就是真实的生活，至少在苍山县里就没有发生过那种事件。也绝不会发生那种事件的。
女儿笑了：您别是把记忆中的东西艺术化了啊。您看看当代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您记忆中的是否真实了。昨天下了一场大雪，您见过有扫雪的吗？您这些年见过有扫雪的吗？这就是中国人啊。
女儿挑衅的目光盯着我、我哑然。的确，我已经记不清了，从什么时候，这个城市没有人扫雪了。每年下雪之后，都要出几起交通事故。市委大楼门前，雪仍旧堆得厚厚的，人们连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句最为保守的格言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女儿看我怔怔的，就嘲笑着问我：既然那个年代那样饥饿，为什么人们竟能够自甘潦倒，聊以自毙呢？为什么竟没有人破门人户，抢劫造反呢？他们分明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却竟没有互相残害。真是还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吗？
我点头说：基本上是这样的。
女儿感慨地说，那个年代的人真是老实啊。如果现在赶上一个饥饿的年代，人们还会那样吗？
我看看她：你说呢？
女儿一脸惶然：说不定，我也要加入打砸抢的行列呢。至少要把银行抢了。
我呆呆地，我的心疼了一下子，我看着女儿那张平静的脸，我知道女儿说的是真话。一句非常恐怖的真话。
我再也无心吃饭了、转身去看窗外工窗外一片白茫茫，路上的雪还没有化。太阳光在雪地上波快地跳舞。果然是没有人扫雪，听说已经出了好几起交通事故了。昨天晚报上讲，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被人杀了，尸体被埋在了雪地里。丈夫对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口气谈淡的，好像在说一件小孩子的游戏。我开始恐怖雪，皑皑白雪中竟掩埋着黑暗的凶杀。一种精神的民族的凶杀？
的确，对于这样一个年代，对于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以致于现在我坐在书桌前，口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竟怀疑我是否真的在那样一个时候生活过。我该怎样写那个年代、那些人物？好像真是很难的。那一个年代那些无恨无侮饿死的人们，能否代表中国？在当今热闹的现实景观中，我这样一个回忆，显得那样苍白，而且有毛病。那一场饥饿，像一场风一样，早就刮得无影无踪了，却让我保持着惊恐的记忆。那一个没有诗情的年代，却让我终生高山仰止。
我今天重提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饿，我是重新破那个年代中那种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详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不要总是指责那一个年代吧。不要总是对那一个年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一个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和锗误，但是它竟是充满了神圣的原则和伟大的人格。以致使我们每每回忆起，总感觉像是敲打一块钢板，叮当作响，激越雄浑。
退一万步讲，我们恼怒那个经常充满了错误和悲剧的年代，但我们总不应该倒污水似的连同盆中那洁净的婴儿一同泼掉。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该珍憎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而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换句话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把那一个人格灿烂的年代，错误地看成精神愚昧的年代啊。
或者那一个年代的精神原则，本身太高傲了、这使得它与我们现实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之间产生了悲哀的隔阂。因为那个年代的精神几乎是处在了极致，超越了我们今天能够合理想象的界限，对于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的当代中国人，断定它只是野史传说而不予置信，从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了。或者说，匆忙的当代国人，早已经被利益驱动搞得焦头烂额，已经丧失了体会它的心境和教养了。
我可怜的女儿啊。
1993年的春节，我一夜无眠，我想了很多。这也许就是我这篇文章的最初冲动吧。
志河带上那些粮食去公社自首了。公社被惊呆了。当下就用麻绳捆了志河，又派人到粮库找到嘴里被堵了破布，被捆成一团的大水，一并解押到县里去了。县公安局就把志河和大水拘押起来，连忙向县委汇报。
县委方书记听到汇报，惊呆了。那是一个公社的种子粮啊，竟敢有人这么胆大妄为，而且还是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干的。反了反了。
方书记是大伯的老部下，当他听到是大伯的堂弟犯的案子时，很是为难地给地区挂了一个电话。大怕接了电话，听得呆呆的，电话里好半天没有声响。方书记颤颤地问：书记，您看这事……
大伯猛地火了：这还用请示我吗？这是反革命事件。懂吗，反革命。大伯把电话摔了。
方书记放下电话，叹了口气，就对通讯员说：你把志河叫到我这里来。通讯员就去公安局带志河来见方书记。
两眼没有了一点光彩的志河被押进方书记的办公室。彼此都认识而且熟悉。方书记点点头坐着没动，浮肿的双腿已经很难使他站着说话了。他指指椅子：坐吧。
志河一脸惭愧之色：方书记？我……我真是昏了头啊。说罢，就垂下头，傻傻地坐在椅子上，再无一句话了。
方书记闷了一会儿，就问了问村里的情况，特别问了问死人的情况。志河一一说了。方书记不时点点头，最后看看表，就喊通讯员进来带志河回公安局。
志河站起身，闷闷地问了一句：这事我哥知道了吧？
方书记点点头。
志河又问：他说什么了？
方书记哀下脸，没有回答。对通讯员挥挥手。
志河低下头，转身要走，门就开了，就听到有人颤颤地喊了一声：志河。
志河口头看，见是大娘走进来，哀哀地看着他。
志河怔住了，干干地叫了一声：大嫂……头就低下去。
方书记跟大嫂点点头，吃力地站起身，走了出去。通讯员就站在了门口。屋里只剩下了大娘和志河。大娘叹口气：我刚刚听说了，你怎么会做下这等事啊。
志河低下头：我实在不忍看乡亲们饿死啊。
大娘说：你也不是在党一天半天了，现在什么形势啊，修正主义掐我们的脖子，老天爷闹自然灾害，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们还不能饿几顿饭吗？挺一挺就过去了吗，总不会比咱们打鬼子那年月难过吧？可你怎么能……
志河垂泪道：大嫂。我已经知道做下错事了，现在悔得肠子疼哩。我对不住村里的乡亲，做下这等坏了村子名声的事情。把这事刻在村前的石碑上吧，让后人知道，饿死也不能去偷啊。就呆呆地转过脸去，看着窗子，有一只苍蝇软软地趴在上面飞不动了。
大娘叹道：志河，你何上是丢了村里的脸面啊，你糊涂啊，你是丢了共产党的脸面啊。
志河身子一颤，呆呆地看着大娘。
大娘看看志河：你还有什么话要讲的，家里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嘛？
志河就湿了眼：日后就靠给大嫂你了。
大娘点点头，怨怨地看了志河一眼，就低头出来了。
志河回了县公安局的看守所。
案子就报到了地区、批示很快就下来了。开除志河的党籍。移交到法院。过了一个月，就判了志河的死刑，报省高院核准。
枪毙志河的那天，几个公社的人都拥到路边看热闹。人们在传说着一个可怕的故事，燕家村的支部书记砸了国家的粮库，共产党里边出了坏蛋。
老百姓们拥挤在路上，朝着志河指指点点，有人恶恶地骂着。还有，人恨恨朝志河吐唾沫。以致开道的警车不得不几次停下来，驱散着人们。
没有开公判大会，原来是要开的。后来方书记说了一句活：乡亲们都饿得走不动了，再弄到一起开会，在冷天里冻着，怕是要死人的，于是，就没有开会。
燕家村没有几个人去看，他们头低着，觉得志河实在是给燕家村丢了人，燕家村的乡亲们日后怎样出去见人啊。有几个老太太那天就在燕子庙前跪下了，饶着香，嘴里喃喃着，似乎是在替坏蛋志河赎着什么罪孽。
燕家村陷浸在一片深深的羞臊之中，他们感觉他们的荣誉一下子被志河毁掉了。悲哀啊。
我没有去看志河，大娘不让我去，我至今后悔，我至今猜想，那天志河一定会在囚车上四下找燕家村的乡亲们。志河一定不放心燕家村的乡亲们的。而燕家村却没有一个去送送他。
枪毙志河那天，村外的太子山上，站着一个人，一动不动，一直目送着志河上了刑场。看着志河在山下的河坡上跪下，被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又看着我大娘带了几个村里人去替死去的志河收尸。
那人就是我三伯。
志河在看守所里省下了十几块菜饼子和两块玉米饼子。两块玉米饼子是志河临刑前的最后晚餐。公安局的人按照志河刑前嘱咐，给大娘送了去，说是志河让大娘带回燕家村给孩子们吃的。大娘就带回了村子，就让我们几个孩子欢天喜地不知滋味地吃了个净光。我们哪里知道，我们是吃的志河的上路饭啊。志河是空着肚子走上刑场的啊。
1960年至1961年的两度荒年里，全县共出过三起偷窃事件。除去燕家村这一件村干部偷窃粮库的事件，还有一件石家村的一个叫贺二虎的偷了生产队的几斤红薯干，被判刑五年。再一件是县城的售货员监守自盗，半夜值班时，偷吃了商店的饼于，大概一共吃了十几斤，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天被上班的职工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肚子像一个皮球一样鼓鼓的，他是胀死的，任何一个世界中，都有杂质的，但不能代表这一个年代的人们的精神。至少，我想志河也是没有划出这个精神目的。在那个饥饿作为第一特征的年代，这几起偷窃事件，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了。
近年来，苍山县偷窃成风，于是，防盗们成了抢手的产品。燕家村占河的儿子做防盗门成了大富。去年我回苍山县采访，参观了占河家的铁合会工厂。那一个宽大的院子里，堆满了一律涂着血红色防锈漆的防盗门，上边还画着叔宝尉迟恭的神像。占河的儿媳告诉我，他们家已经开始设计装有防盗电子系统带音乐门铃的防盗门了，现在已经有了不少订户。我问她价钱是不是很贵？她狡滑地笑笑说：当然很贵的，因为还要装非常豪华的进口锁。我问：真的有人买？她告诉我，这东西现在很走俏，苍山县共有十几家这样的工厂，没有不嫌钱的，很受一些有钱人的欢迎。她让我在报上给他们吹一吹。就算做广告了。我点头答应了。
我回到报社，没有写这篇稿子，我想了很多。在那个荒年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防盗门这个东西的。那真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年代啊。那些精致结实的防盗门，能说明什么呢？
我不能不提及另一个数字。今年，苍山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建国后的历史最好水平，而这个水平的背后，是全县偷盗成风，仅燕家村，就有二十余人因偷盗被逮捕。1993年，全县出现刑事案件两千一百多件。其中盗窃案一千三百起，包括入室抢劫杀人案37起。我从这些数字的背后，看到苍山县于民当代的精神面貌。他们变得硬实了，凶悍了，骄横了，他们不要任何制约了，他们重新选择了一种行为准则，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带刀上路，大步疾行。
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燕家村似乎一下子被泄了元气，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志河的事情，够燕家村人脸红几辈子的了。村头的那块石碑，不知道被谁涂上了一层黑黑。耻辱深深地击中了燕家村人的心脏。燕家村的人在饥饿面前的镇定，已经做到了极致，村头的这一块石碑，为燕家村的历史提供了约定俗成的生命前提，没有这一个前提，燕家村便无以构成，燕家村便无以自存。而志河这个孽障，竟然背弃了这一个生命的前提，砸碎了燕家村的生命的公理，精神的基石，他恶恶地向燕家村的心脏狠狠扎了一刀啊。燕家村人的心里在滴血，这是比饥饿更加让人难以承受的事情啊。
志河死后，志河一家再也没有出过门，任谁去喊，也不开门。后来，大娘让人送去一些用树叶子做成的饭团子，送到他家门口，却也不见他家人出来取。半个月后，大伯回来，让人砸开了他家的门，就见志河的媳妇和三个孩子都死在炕上了，是活活饿死的，他们是默默地死去的。即没有一点点表演的意识，也没有一点点抱怨的情绪。他们死得是那样透彻。
1988年，我回到Ｓ县采访，见到了县里著名的乡镇企业家日二喜。田二喜也是燕家村人，他盛情款待了我。酒席间，提到了那个可怕的荒年，田二喜向我说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那年志河弄回了粮食，他们也被喊了去，田二喜的父亲田成杰不敢相信，志河肯把粮食分给他们这样的地主分子。那时田二喜才十三岁，胆怯地跟在父亲身后，志河声音哑哑他说：拍你们家那一份拿去。
田成杰害怕他说：乡亲们都不敢要，我也不敢要。
志河叹道：你不要管他…，他们有原则的，你们不要学他们的样子。
田成杰声音弱弱地：我家是地主啊。
志河苦笑道，那是以俞的事了，你家现在也一样挨饿哩。娃儿还小，都是乡亲哩。
黑黑的夜色中，田成杰就贼贼地背回了那十斤玉米。
说到这里，田二喜嘎咽了：没有那十几斤玉米，他们一家人活不到现在：而且，他不敢相信，志河一家会活活饿死的。他说，他父亲回到家，整整哭了半夜，对全家人说，不要忘记志河，不要忘记……
田二喜对我说：你要写写志河啊，那是二个怎样的年月啊。
我含了泪：我写我写。
１９６１年春天，灾荒仍旧威胁着苍山县。县委方书记万般无奈，咬咬牙，就到燕家村找我三伯，求三伯到省军区，找当时的省军区的司令员赵勇求救。赵勇是三伯的老战友，曾在苍山县打过游击。方书记是想动用三伯这个老关系，弄一些粮食回来。
三怕听罢方专年的意思，就叹道：部队的日子也紧得很啊。方书记垂泪道：我知道，我们是种粮食的，怎么好从部队的嘴里掏口粮啊。可是我真是看不下去乡亲们……
三伯长叹一声，就随方书记去省军区。
赵勇黑瘦瘦的，显示着灾年的特征。他坐在椅子上，听着方书记讲述苍山县的灾情。他的眉头一直紧紧锁着，一支接一支吸着特供的劣质烟，不时咳出黑黑的痰来。当听到县里饿死了那么多人，赵勇哭了，手颤抖着，猛地把烟在手心里捻死，唬地站起身，对方书记摆摆手：你别说了。来人。
一个警卫员走进来。
赵勇说：把军需处长给我喊来。
不一会，瘦得像豆牙菜似的军需处长进来了。越勇没说话，示意他坐下。军需处长就坐下。
屋里很静。谁也不说话。赵勇就接着闷闷地抽烟。满屋子的烟雾，只听到赵勇不时的猛烈咳嗽声。方书记不安地在沙发上扭动着身子，他看看三伯，只见三伯仰靠在沙发上，已经是珠泪滚滚了。
军需处长坐不住了，问道：司令员，有事吗？
赵勇不看军需处长，眼睛闭着：我私人跟你借些粮食，你要大方一些了。
军需处长一震，看看三伯和方书记，方书记埋下头，三伯一声不吭，似乎睡着了。
赵勇说：我请你调拨给苍山县五十万斤粮食。
军需处长身子一怔，忽地站起来，空空的目光看着赵勇，没说话。
赵勇睁开限睛，看着站得笔直的军需处长：你听到了没有？
军需处长点点头：听到了。
赵勇声音于涩他说道：那你就去办吧。
军需处长脸色就白了：司令员，这，这，军粮动不得啊。
赵勇硬硬地扔出一句：出了问题我赵某去顶雷。
军需处长还是一动不动，额上逼出许多细汗，脸更加惨白起来。
赵勇声音就有些沙哑：国法、天理、人情啊。我赵勇今天至少占了后两条了。你应该记得，那里的老百姓当年是怎样支援革命啊。那年月为了部队，乡亲们死了多少人啊，现在解放了……赵勇说不下去了。
军需处长身子微微颤了，向赵勇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脚步沉沉的。
方书记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浮肿的双腿一软，就跪在了赵勇脚下，放声大哭起来。
赵勇腾地火了，骂道；你这是干球什么嘛？
方书记抹了一把眼泪，站起来，连声喊道：谢谢了。谢谢了啊。
赵勇转过身去，眼睛盯着窗外，久久没有回头。窗外的树叶已经绿了，熬过了一冬的生命似乎正在悄悄地复苏了。
三伯看看方书记，站起身。方书记会意，低低的声音说：赵司令，我们回去了。
赵勇闷声对三伯道：老啊，回去代表问乡亲们好；把这个灾年过去，我赵勇要到苍山县去看望乡亲们。这五十万斤粮食，实在是不多啊，可是我赵勇就只有这一点能力了，让乡亲们咬咬牙吧。说着就转过身来，已经是满脸的泪了。
三伯凄然一笑，你已经尽力了。我听人讲，分家乡的人来求你，你一斤粮食也没给啊。
赵勇眼睛上红，泪又落下来，长叹一声：我这个官，不是为家乡当的啊。你们快走吧，不然我冷静下来会后悔的。
赵勇病逝于1982年，时年七十九岁。他至死也没有到苍山县来看看。
五十万斤粮食，对于几十万人口的苍山县，无异是杯水车薪。但是，它毕竟救下了几十万人的生命。那个瘦成豆牙菜似的军需处长，同时还调拨了三十万斤饲料。军需处长亲自押解着这批粮食，和方书记一同到苍山县。走到县里，把粮食卸了，军需处长眼睛潮潮地说：我回去了。
方书记和三伯跟军需处长握握手，目光哀哀地着着军需处长远远地去了。
后来听说那个军需处长在“文革”中该人整死，罪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倒卖军用粮食和饮料。他到底也没有出这一切都是赵勇的指示。而且这批调拨粮就没有赵勇的签字，或者那个精明的军需处长当时就想到了最后的结局，竟没有让赵勇留下一点痕迹。
五十万斤军粮和三十万斤饲料运到了苍山县，县委星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大伯和几个地委领导也被请来，大伯听了方书记的汇报，就苦笑道：粮食是你们苍山县搞来的，可是你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别的县挨饿啊。全局一盘棋嘛。
方书记点点头道：当然。
于是，重新划拨这五十万斤粮食和三十万斤伺料，最后分到苍山县头上，只剩五万斤粮食和三万斤饲料。后来有人感慨他说，苍山县在那个时候献出了四十五万斤粮食和二十六万斤饲料，近乎贡献出了几千个生命啊。这是何等的气魄啊。这是一个处在极致，超越了界限，不近乎人情，近乎于愚蠢的故事，今天读来并不会使人快乐，让人听后有一种难言的悲怆，让人听后会永远感到今人的低下，我不得不在这个气壮山河的数字后边提及另一个让我气短的数字。1993年，苍山县工农业总产值，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而这一年，苍山县对希望工程的捐款，却平均每人不到一角钱。而这一年的公款吃喝费用，却平均每人一百六十元。我富裕了的苍山啊，远远地走出了饥饿贫困的阴影，脱去了上布的衣着，换上现代的西装革履，却如何竟站在了一个十分弱小和蒙昧的人格水平上了。仓廪实而知礼仪。我几次想起这个古老的历史命题，果然是这样吗？我深深地困惑了。
大伯带着那四十五万斤粮食和二十六万斤饲料走了，只剩下了苍山县委一班人仍在连夜研究余剩的粮食和饲料如何划分。
方书记想了想说：县委县政府和各区乡的干部都划出去，一份也没有，谁有意见，让他来找我。说罢，他那浮肿的眼睛，四下扫视着会场，扫视着那一个个脸上全是菜色的干部们。
会场上一片寂静，只听到一片沉重的喘息声。
窗外，早春的寒风扑打着窗子，发出尖尖的啸声，揪得人心紧。
方书记艰难地笑笑：散会。
1960年至1961年，县委和各公社的干部们没有吃一点额外的粮食，是否绝对，至今苍山县的老百姓都这么说。西山公社的党委秘书刘春华的老婆玉秀，是刘家村的妇女队长，到公社开会时，因为惦记丈夫，就把自己早上的口粮－－两个菜饼子省下，给刘春华带来了。刘春华带咽得下去嘛。
玉秀看着丈夫，转身流着眼泪走了。刘春华的老娘和不满一岁的儿子，就是那一年饿死的。刘春华却硬是从每月已经减到了２０斤的口粮里，每月都省出几斤，给了村里的五保户张寡妇。张寡妇由此又活到1976年。临死前，她仍喊着刘春华的名字。是时，县办公室主任刘春华正在戴着高帽被红卫兵押着批斗呢。
1989年，任县委书记的刘春华，因为贪污公款三十八万元，被判刑二十年，给他送过菜饼子的玉秀，在县煤建公司当副经理，也因受贿索贿被判刑七年。据报上披露，刘春华家的一间空房子里，堆满了成箱的罐头，高级营养品，成条成捆的高级香烟和成箱的名酒。一个为了解决工作的临时工，为了转正，家里的房子拆掉变卖了，给玉秀送了礼。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曾去狱中采访过刘春华，他不认识我，我讲了他当年的事迹，他突然埋下头，无声地器了。两肩颤拦着，像两片寒风中的枯叶。我发现刘春华的头发已经白了，我一阵恍惚。想象不出当年那个每月从嘴里省出几斤粮食的刘春华是什么样子的。
狱中的控视室里，不时有风悠悠地吹过。我抬头看看，是那扇小铁窗开着呢。几根锈蚀的铁条威严地竖着，让人感觉思维在这里会变得单调乏味。我再看看刘春华那一头白发，知道这个老人将在这里度过他的晚年了。我希望他能对我讲点什么，或者说，我暗暗希望着他能对那个年代再说些什么。
刘春华突然抬起头，挥挥手，无力地说，你走吧，我什么也不想讲。说罢，就转身回号子去了。我起身盯着他那有些驼背的身形，恍惚间似看到一片精神的废墟。这似乎不应该是刘春华一个人的变节，一个人的异化，而是一种当代文明对生态愚昧意义上的可悲的认同与回归。我不禁心中一阵慨叹。昔日的光荣已经成了嘲弄。文明的精神已经被这种回归打得落荒而逃了，苍山县已经开始容忍邪恶，已经无视暴虐，那一度辉煌的精神已经被撕成了碎片，任大大小小的刘春华们搓捏着和践踏着。
这似乎不是刘春华一个人性格的转变，背景竟是相当的深刻。深刻得让人心中滴血。
那天，苍山县委宴请了我这个记者。我是被一群政府官员拥簇着进了一家豪华的饭店的。我记得那天上了许多我没听说过的菜，鸡鸭鱼蛋都被做成了我很少见过的表情和姿态端上了桌子。五粮液和外国洋酒也前呼后拥地挤上了桌案。我看看那些红光满面的官员们，我估计如果再发生什么荒年，他们是绝不会在吃上出问题的。我那天喝得多了些，席间去小解。路过后堂的时候，见到两个老乡正在拉泔水，整盒的米饭和肉食就呼呼地倒进了泔水桶了。其中一个年长一点的老乡把一些整盘的米饭和馒头倒进了一只门袋中，我问他这样分开做什么用。他笑道：拿回去让家里人吃呢。
我好奇地问：现在吃的还紧张吗？
老乡苦苦一笑：我是那年月饿怕了，见着这糟蹋东西，心疼哩。
我怔怔地看着他…
老乡自嘲地笑笑：我这人没出息哩，没出息。
采访完了刘春华，我离开了苍山县。路两边盖起了一排排的商店和饮食店，一些招客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路边拦截着来往的车辆。我听说这一带卖***的事情很多，还常常发生抢劫的案件。这些商业建筑的后面是田野，田野里麦浪滚滚，我打开车窗，深呼吸着浓郁的麦香。我竟嗅出了一种腐烂的气味，我闭上眼睛，车子已经走出苍山县很远，我暗暗叮嘱我不要回头去看，但我还是忍不住回头去看了，当我扭过眼睛的那一刹那，我不禁热泪盈眶了。
我蒙蒙的泪眼中，似乎看到了一片昨天的废墟，我耳边传来路边酒店中放出的摇滚的强劲音乐。是一个时下很是走红的歌星在呼嚎着。我突然想到，也许就在这种现代人醉生梦死的喧嚣中呼嚎中，昨天的废墟才显得雄浑，那是辽阔，那是久远，那是高贵而悲壮的光芒，那是一片由骇俗的美引起的久久震撼的遗址。
谈歌
[编者按：
谈歌原名谭同占。1954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当过工人、宣传干部、报社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我曾让你傻半天》等。现在河北保定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工作。系河北文学院专业作家。《天下荒年》可以作为“大跃进”前后中国农村精神状况的备忘录，至少作者有这个意图。尽管小说的某些议论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置疑，但是作品的确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基层读者。
小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它只是拼接了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并由他们引出各自的悲剧性故事——因为与上司争夺一个女人而舍冤自杀的父亲；被誉为“泥腿子县太爷”，却使全县饿死人数居地区首位的大伯；因为乱搞女人而被枪毙的有功之臣曹汉；宁可让孩子饿死也不偷吃公家红薯的杜二娘；带领群众打开公社粮库赈灾，引来杀身之祸的干部志河；为了侈水库，活活累死在工地上的袁娘等等。这种结构可能有两个好处，其一，可以使小说超越虚构的特征，提升作品的真实性；其二，能够使作者更直接自如地阐发议论和思想。很显然，作家试日弘扬一种精神，一种传统的民族的完美无缺的生存精神，并且将之与时下人们精神的迷失相对照。作家饱含感情地写道：对那个让我保持“惊恐记忆”的时代，我“始终高山仰止”，“我今天重提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饿。我是重新被那个年代中那种镇定自苦的精神秩序所震憾”。“我们应该纪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而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在作家的心目中那个被我们普遍认为的愚昧和悲剧的年代已经“神化”了，我们并不怀疑作家的真诚以及他对世风日下、道德缺失的痛心疾首，值得我们寻问的是那个精神“绝对灿烂的年代”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事实上，蔑视人性的道德，其本身就是不道德，而对这样一种建立在泯灭人的个性与欲望基础上的秩序的“镇定自若”与自律，只能说明人们对自身权利的无知和丧失。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因为一块红薯被母亲活活打死；还是因为一块红薯，大伯挥手便打自己的妻子时，驱动他们的残忍本性的难道真是什么道德吗？
虽然，小说在阐发观念上令我们感到某些遗憾，但无可置疑的是我们太需要可贵的精神和坚定的操守以便我们能够面对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也许就是小说给予人们的启示吧。]
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
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
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一个风雨
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们神坚强地再生。
一作者题记
我纪念我的父亲，不仅仅因血缘的关系。为了我的出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我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没有经过人类文明生产原则的承诺，就冒冒失失跑到人间的生命。直到我为人妇为人母之后，仍羞于提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内心世界中，至今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孽障。这种负罪感或许会像阴影一样紧紧缠绕我的一生。这真是悲凉没顶的事情啊。
1949年，父亲进城后，就脱去了军装，在北方的一个城市里给市委书记当秘书兼市委秘书科长。一个前程似锦且不好估量的职业。
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就比高玉宝们幸福，他读过书，有文化。连天的炮火一经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枪杆子的优势。所以，有文化的父亲就很受重用。按照他的一些老战友的说法，他若不出那桩***韵事，以至断送了政治前程，以至最后连生命也搭了进去，他现在或许已经是省一级的干部了。
我常常负疚地想，我这可悲的生命或许是用一个省长的性命换来的。
也有人说，我父亲的悲剧就在于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喜欢读书人，于是就喜欢出了问题。由此看来，“喜欢”这种人类行为，一旦过了头，就不会是什么好事了。乐极生悲，大抵如此。
1951年，第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市委机关。其中一个叫黄玲的姑娘迷住了父亲。
父亲的悲剧由此开始。
我走访过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他们口忆说，黄玲姑娘长得好漂亮，爱笑爱唱。他们使用了一句陈旧的比喻，说黄玲像只百灵鸟。
市委书记贺二喜也喜欢上了这只百灵鸟。于是，父亲就有了一个强劲的憎敌。
脱下军装之前，贺二喜是师长，父亲是他手下的一个营长，贺二喜很赏识父亲，贺二喜当了市委书记之后，就让父亲给他当秘书，后来又当秘书科长，这应该是一对铁心铁胆了的上下级；却成了憎场中的对手。该如何较量。贺二喜的优势大子父亲：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独身。妻子在战争中牺牲。无子女，无家室之累。我父亲则是有家室的。但父亲的一些优势也大于贺二喜：有文化，三十岁出头，年轻英俊。贺二喜则是四十开外，一张有刀疤的脸，一副能使天下所有的林黛玉们望风而逃的凶恶的面孔。
情场逐鹿谁得手？战友们都劝父亲退出这场角逐，把黄玲让给贺师长。
在战场上对贺二喜唯命是从的父亲，竟昏了头似的，毫不让步，他一面抓紧与那个斗大的字认不下几箩筐、死活不进城、仍在村里当妇联主任的妻子袁桂兰离婚；一面加紧对黄玲的攻势。后来干脆把黄玲调到市委秘书科，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并对再来劝他退出角逐的战友大发雷霆：我就是要取黄玲，豁出去这个科长不当了，也要娶她。
不爱江山爱美人。这真是一句气吞山河的爱情誓言，却也真是一句误事的蠢话。情场使人变傻，大概人同此理。我可怜的父亲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我没能了解这段男欢女爱故事的全貌，如果能细细写出来，相信也会使当今的情种们泪飞如雨。
我猜想，当父亲信誓旦旦地对黄玲表白了决心之后，风情万种的黄玲姑娘一定会扑上来像根常春藤似的吊在我父亲的脖子上，撒娇道：你真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啊！我想或许会是这种情况的。父亲当时一定沉醉在温柔乡里不知归路了。
父亲经过了一年多的离婚大战，竟以失败告终。袁桂兰不肯离婚，最要命的是父亲必须到家乡的县法院去请求离婚，而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我大怕。大伯对这种陈世美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坚决反对我父亲离婚。县法院谁敢成全我的父亲？
于是，可怜的父亲就不能和黄玲结婚。更悲剧的是黄玲却怀孕了。这样就既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实，黄玲受了处分，被下放到牛奶厂去劳动了。父亲也因此被停职检查。这件事对于今天许许多多敢于未婚先孕或婚外乱孕且不受任何指责的少男少女们，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而当时的情况的确就是这样的。应该说，那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年代，如果随便我一个人来问问，人家都会说：什么爱情，明明是乱搞嘛。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有妇之夫，敢于拼死拼活地去追求黄玲，他已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已经表现了他最大的胆量，他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革命干部，敢于让黄玲的肚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起来，他也已经愚蠢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事已至此，贺二喜悻悻地退出了对黄玲的角逐。
于是，就有一个记者恨恨地写了文章，在Ａ市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文章指名道姓地对我父亲进行了道德攻击。说我父亲是丧尽天良的陈世美，一进城就被花花世界迷住，另觅新欢，企图甩掉用小米支援了革命的农村妻子，那时的报纸绝非今天可比。今天的报纸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权威性：相反还产生出一种越批越香的效应。真是怪怪的。而在当时，父亲的恶行一经见诸报端，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完结了。很快，他的处理结论也就有了：撤去市委秘书科长的职务，调离市委，下放到炼铁厂参加劳动。
这一对曾有过片刻之欢的露水鸳鸯，就这样生生被拆散了。但事情没有最后结束，黄玲已引起政工部门的注意，市委组织部开始了对黄玲历史的调查，调查很快有了结论：黄玲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而且和国民党特务有过接触。特嫌？
黄玲是在牛奶厂干活的时候被抓走的。她竟没能和我父亲见上一面。她和他都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黄玲给我父亲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这是他俩苦恋一场的唯一收获。这个女孩名叫援朝。援朝就是我。我很不光彩地来到人间，却有了一个十分光彩的名字。
二十六年后，当我再次见到我的母亲黄玲，她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当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表情木讷的老女人，看到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纵横交错的皱纹，我找不出一丝她曾经有过的青春的影子。我暗暗奇怪，难道她就是那个曾经让我父亲神魂颠倒不惜和贺二喜反目为仇的黄玲吗？我突然强烈感受到了岁月的残酷。我由此突然怀疑“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古话的可信性小真是悲剧。
更可悲的就是，母亲出狱那天，正是我父亲自绝于人民的二十周年，这一对生死茫茫的男女啊。
那天，刮着大风，天空被搅得昏昏黄黄。我晕头晕脑地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匆匆赶到西北某地那个劳改农场，去接平反出狱的母亲黄玲。我在那间插满了铁条的鸟笼子一样的候客室里等候了十几分钟，一个表情像沙漠一样干燥的女管教干部，领来了一个身材瘦小且佝偻的老女人。我明白了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黄玲。黄玲听我通报了姓名，怔了许久，才木木地点头，就再无话，那天，因为没有赶上火车，我和她就在那个小镇住了一夜，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我父亲早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告诉她，她依然没有表情。过了许久，她那消瘦的双肩颤抖起来，让我想到了在寒风中战栗的枯叶，她使劲用于帕捂住嘴巴，两行浑浊的泪水淌下来，很快就把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弄得一塌糊涂了。她就这样无声地哭着。终于，她突然哑哑地喊起来：是你爸爸害了我啊。我恨死他了。她一把抱住我，嚎啕起来。
窗外是野野的狂风，恶恶地扑打着门窗，仿佛要向我讲述一个凄绝的传说。
我至今记得，我当时心如刀割。我不曾防备她对我父亲仇恨到这种程度，由此我开始怀疑她对我父亲爱情的真实。我可怜的母亲，她作为一个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对我父亲究竟会有多少理解和爱呢？谁又敢保证没有攀附投机的成分呢？或许我大阴暗了，但反恩这件父母的悲剧，我宁愿相信父亲比母亲更真诚些。我突然有些讨厌起这个有些病态的老女人了。一年之后，当我躺在Ａ市妇幼医院的产床上，呼天抢地欲死欲活的时候，我才猛然间原谅了黄玲，她是我的母亲啊，她也曾在生下我的时候，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的炼狱啊。
父亲的死，除去那场社会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性格所致。当然也不能不说黄玲给他带来的厄运，母亲被捕后，父亲的档案里被注明了“特嫌。控制使用。”这些，父亲是不知道的。1979年为父亲平反时，才撤出了这个结论。我当时看着那几张泛着黄色的纸页，心里悲哀极了。父亲是背着这个结论走到了生命尽头的。好比你穿着一件新衣服，你的背后被人悄悄划上了一个丑陋的记号，你却一无所知，仍是向前走着，你看不到你身后那些异样的目光，你是多么的可悲和愚蠢啊。
父亲死于1960年。
1960年，当那场大饥荒走到人们的眼前，中国的老百姓才突然发现社会主义竟也埋伏着饥饿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炼铁厂的食堂管理员因为偷偷地多吃了一个菜团子，被下放回家了。据说，那个管理员也是一个抗战时期的老革命了，如果不是为那一个菜团子，是决不会被下放口家的。一个菜团子，即把他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一笔勾销了。他如果能够活到现在，我想他一定会为当年没能管住自己的嘴，而悔恨一生的。
父亲被调到食堂当管理员。
那年我九岁，每天放学回家，就等父亲回来熬菜粥。我永远记得那菜粥的制作工艺：抓一把混合面（高粱面玉米芯之类合成），放进沸水中，然后再加入野菜，再加入盐，等锅中的水再度沸起，即用力搅拌。约五六分钟以后，便熄火，可以吃了。
那天，父亲很晚了还没回来，我饿得顶不住，就自己动手做饭，就趁机多抓了两把面，放了比平常少的野菜，我至今记得那顿饭吃得非常奢侈。结婚以后，我多次跟丈夫说起那顿饭，说很想再做一回吃吃。丈夫笑：那你就试试，你肯定会成了相声里的那个要喝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朱元漳。我也笑。就终于没有一试，我怕破坏掉记忆中那个奢侈而又香甜的记忆。那天我吃得很饱，吃完了就害怕，怕父亲回来教训我。每顿饭他是决不让多放面的。我越想越怕，后来大概是睡着了。大概还做了一个很开心的梦。
父亲那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厂里来了一个阿姨，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她的脸尖尖的，眼窝深深的，挺严肃的。阿姨送我去上学。中午她又去接我去厂食堂吃饭。我问阿姨我爸爸去哪了？阿姨说你爸爸有事，让阿姨陪你的。几天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死了。
食堂丢了一袋混合面。立刻就惊动全厂。那是个粮食比金子还金贵的年代啊。就成了厂里的一件大案。就有人怀疑我父亲偷了。因为那天是父亲值班。于是，厂保卫科就把父亲找了去，要父亲交待。父亲气坏了，就吵了起来。结果，父亲就被关了起来，隔离审查了。当天夜里，父亲就自杀了。他拔下墙上的一根钉子，刺断了动脉。血就像无数只红色的小虫，急促促地爬出门去。
1964年四清运动中，那个食堂的一个姓张的炊事员因为经济问题被审查，就交待了那J袋混合面是他偷的。
父亲真冤，当时厂里是以畏罪自杀报上去的。当时的市委书记贺二言听到消息就火了，一个电话把炼铁厂的书记厂长叫了去问话。那个厂长刚刚跟贺二喜说了两句，就被贺二喜扬手一拳打了个跟头。贺二喜破口大骂：我操你们租宗，志训是那种人？于是，父亲就被以病故处理了。贺二喜亲自主持了我父亲的后事。那天，我是第一次见贺二喜，只知道这个络腮胡子的伯怕是父亲的战友，是个曾经骑马打仗的大官二却不知道他还是父亲的情敌。贺二喜看着我父亲的棺材，凶凶地盯着我说：哭哭你爸，他要走了。哭啊。我就趴在那具黑色的棺材上哭。贺二喜一把搂住我，我看到他眼睛里大颗大颗的泪蛋子滚下来。我一直很被这种战友的感情所感动。我丝毫不怀疑这其间的真诚。
父亲死后，我被贺二喜接到他那里住了两个多月，之后，父亲的妻子袁桂兰就来Ａ市接我。
我第一次见到了袁桂兰。她是一个非常爽朗的农村妇女，一说话先笑。她梳着短发，一双小眼睛，亮亮的。她的脸贴着我的脸，任泪水流着，流到了我的嘴里。我至今记得从那双小眼睛里流出的那咸咸的泪水。贺二喜让我喊袁桂兰娘。我喊不出。贺二喜就朝我瞪眼。袁桂兰就笑：叫不出就不叫。
袁桂兰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带着她的体温的菜馍让我吃。我就大口大口吃得很香。袁桂兰就间我想不想跟她到乡下去？我就点头。贺二喜对袁桂兰说：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有把老看管好，他不该死的啊。袁桂兰没说话，眼里就又有了闪闪发亮的东西。贺二喜说：这孩子你要不想带，就交给我来养好了。袁桂兰笑了笑说：我喜欢这孩子，这孩子长得挺像她爹的。贺二喜也笑道：我也挺喜欢这孩子。你要是不想带她，我还真留下她了。真是有几分像老呢。
第二天，贺二喜送我和袁娘上了车站。我们上了车，贺二喜就在车下朝我们挥手。我看到他那只独眼里淌下了几滴泪。贺二喜1964年病故，没有经过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我就随袁桂兰回到了父亲的家乡。我就跟袁桂兰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有了母爱，至今我也认为袁桂兰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我始终不能理解上苍为什么要在她和我父亲之间安排一场悲剧的结局。恩恩怨怨生生死死，一切好像都在宿命里安排好了。
我也常常想，男女婚配，也许并非命中注定，实在是机遇的缘故。或者黄玲真该成为父亲的妻子，但却不一定非我父亲不嫁。袁桂兰也并非不可以同我父亲离婚。也许黄玲嫁给我父亲她会十分幸福，但焉知她与张三或者李四结合就是堕入火坑呢？或者大幸或者大不幸，谁又可知？但黄玲一旦钟情于我父亲，诸多可能便不复存在，又怎能逞论她与我父亲一定是爱情悲剧呢？幸与不幸，真是无法预料，推而广之，人世间大抵如此。谁是明哲？人生由始至终，爱与不爱，无论悲欢，到头来都是茫茫白骨，一缕轻烟。如此说来，爱与不爱便无可无不可，无所谓真心或者假意，爱得过于沉重，一定要认真起来，便有些轻薄了，便让人不好承受了。黄玲如此，袁桂兰也是如此。
我叫袁桂兰娘，她是燕家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妇女主任。我和娘和大娘住在一起。大娘是大伯的妻子，在县里当干部。大娘那年在燕家村搞社教，就住在家里。大伯那时已经当了地委书记，很忙的，不常常回来。
大怕是我的家族中很了不起的人物。大泊1958年至1962年当过我们那个地区的地委书记。
大伯最辉煌的历史就是跟毛主席合过影，那张照片我见过。大伯死后，地区组织部的人把照片连同底片一并收走了。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地区的日报上刊出过这张照片，只是被做了技术处理，上面只有毛主席，大伯不见了。1986 年，纪念毛主席逝世十周年，这张照片重新刊出，才有了大怕的形象。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的记者拍摄的，毛主席站在麦田里，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衬衣，慈样地笑着，是全国人民都熟悉的那种伟大的慈祥，白衬衣的时弯处，有两块补丁，很打眼。裤腿高高地挽过膝盖，大伯站在主席的右侧，穿得很整齐。是那种当时十分流行的中山装，裤腿有笔直的裤线。头发刚刚理过，很整齐，发型很土气，没有留鬓角，样子十分滑稽，好像是一个扣在头上的黑锅盖。大伯张嘴笑着，笑得很傻气，是那种很幸福又很小心的笑。那年是大跃进，毛主席来这个县视察，在地头和大伯合影的。大伯那时是苍山县县委书记。
大娘回忆说，当时地委通知，只说是中央首长要来视察，可谁也没想到会是毛主席来。大怕两天两夜没睡觉，白天下地参加劳动，晚上在办公室里点灯熬眼背材料，准备汇报，那无的上午，大伯正在地里浇水，弄得浑身的泥泥水水。很狼狈。地区的一个副专员风风火火开着卜辆吉普车赶到地头，扯着嗓子吼大怕。大伯就挑着水桶跑过来。这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大伯慌得扔了水桶连丢在地头的鞋也没有来得及穿，就赤着一双泥脚上了副专员的车。谁也不曾想到，大伯这一双泥脚后来就有了名堂。那天，所有地委的干部和省委领导都在路边静候着。初夏的风暖暖地吹着，人们却都觉得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燥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了啊，人们就看到远远地有几辆吉姆汽车沿着乡间的土道开了过来，扬起阵阵黄尘。车停稳，先是几个工作人员下来，然后就有一个高大的男人在下来。有人惊呼一声：毛主席。省委的领导和地委的主要领导迎上去。毛主席和他们握了手，就用浓重的湘音问道：本方土地可在？省委书记就看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就低声喊：志达，志达快过来。大伯就忙从人群外面慌慌地应一声；我在哩。众人就闪开一条道，大伯就战战兢兢走过来。地委书记见大伯一身泥水，裤子挽过了膝盖，没穿鞋，脚上都是泥。就低声埋怨：你怎么搞的嘛？大伯就尴尬地站在了那里。
毛主席就笑道：县大爷，毛泽东今日要打扰了。就仰出手跟大怕握。大伯两只手上都是泥，就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手就被毛主席握住了。大怕就口吃起来：主席，我这手脏啊。毛主席就笑：那你就是一个脏官喽。你刮地皮了吗？大伯一时怔住了。主席就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啊。开句玩笑。大家就都笑了，大伯也就跟着笑了，心就松了一口气。毛主席打量了一下大伯，就问：你是刚刚下田了？大伯点头：是的。主席问：你的鞋子呢？大伯不好意思他说：报告主席，刚才乱跑，忘到田边了，主席就笑着朝田里走，大伯慌慌地跟在后边。主席就问：你这个泥腿子县大爷；可知道贵县出过什么大人物啊？天宝八年，李大白曾路过此地，对贵县印象不佳啊。
把大伯问得哑口无言，主席就对大怕讲了一段李白的故事。又对大伯说，当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应该读读中国历史，否则就当不好共产党的。后来，大伯让人给他买来内部版的二十四史，堆在他那间宽大的书房里，还有《红楼梦》什么的。大伯死后，这些由大娘保管，我曾去翻过，书皮都已经泛黄，里边却都是新新的，书的主人肯定没有看过。一屋子书就那样神气活现地立在那里，我不解，大伯没有看这些书，却为什么要买这些书？为了装袋样子，还是他根本就看不但这些书？他一生追随伟人，却无法效仿伟人。大娘曾苦笑着对我说：你大怕就不是读书的材料。
第二天上午，趁毛主席睡觉的时候，地委书记让大伯赶快去理了发。并让大伯去到商店买了一件蓝呢子的中山装。毛主席一觉醒来，看到换了装束的大怕，就笑着摇头：不好，不好。不像一个泥腿子了啊。大伯当时尴尬极了，就穿着这身新衣服跟毛主席去麦田，就跟毛主席合了那张影。那天晚上，毛主席召集省和地区的领导开会，主席讲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讲到快天亮的时候，大家都饿了，毛主席就让大怕请大家吃饭，主席对大怕笑道：县太爷，肚子要闹革命喽，我出钱，你请大家的客。大怕笑着就要去安排饭。主席笑着喊住大伯：我出门匆忙，没有好多钱，就请大家每人吃一碗面条，大伯就愣了。主席又笑道：我是管了不管饱，就这样。结果大家都没有吃饱。吃罢饭，大家空着半个肚子继续开会。散会时大伯悄悄问主席，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饱？主席淡谈道：我就是要让大家饿饿饭的，你们都是一方诸侯，各有地盘，自然不会饿饭。饿一饿饭，尝一尝挨饿的滋味，就会知道老百姓的日子。大伯怔怔的。
毛主席走后，大怕就把那件中山装锁了起来，到死再也没有穿过。而且再也没有穿过兮件新衣服，大怕常常说：知道吗？毛主席的衬衣打着补丁啊。大娘说，大伯每每讲起这件事，眼睛总是湿湿的。
毛主席视察了之后，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扬了大伯，说大伯是一个“泥腿子县太爷。”大怕由此大红大紫起来，很快就调到地委当了书记。于是，大怕就更加拼命地放卫星了。听大娘讲，大伯1958年整整一年没有回家，各县跑，亲自指挥上山伐木开山造田，大炼钢铁。有时就住在山上，累得一度吐了血。仍然拄着一根棍子在山上转，像一头凶凶的豹子，在山上吼。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就蜂拥而来，采访这位泥腿子书记。于是，中央省地区的报纸上，常常有大怕的名字和新闻照片出现。
然而，生活却无情地嘲讽了大伯。1960 年，我们这个地区在全国饿死人的数量，是名列前茅的。苍山县的死亡率占全地区的榜首。1962年，中央开会，省委书记去了，回来后，省委开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省委书记对大怕说：主席要我替他问候你，他说要找你算账哩，你那个地区怎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啊？
大伯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回来后不久，就住了医院。再不久，就死了。一个人的生命，真像是一片树叶，刚刚还是绿绿的，一阵风过后，却说黄就黄，说落就落了。而且人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啊。
我常常想，大怕应该是吓死的，大伯临死前，对大娘说：不要给我穿鞋，主席说我是泥腿子县太爷。就让我光着脚走吧。于是，大伯就被光着脚装进了棺材。
大伯的儿子女儿都在农村，直到大怕死。也没能把户口转到城里。大怕生前曾说：都想进城，那谁来种地啊？我是领导，我就要带头让孩子在农村扎根。大娘1932年离休，她曾在地区水利局当办公室主任，离休后，把户口迁回了老家。地区老干部局按政策给她一笔安家费，可大娘没要这笔钱，把这笔钱捐给了地区养老院。
大伯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当了爷爷，始终在农村务农。大伯的三个孙子这几年常常进城跑买卖，到我家里来过几回。喝多了酒，就骂他们的爷爷：那老爷于太死心眼。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把一家子丢在农村了。我听了，心里十分感慨：如果大怕地下有知，他该作何感想呢？
前几年，听说县里卖户口，一万块钱一个，大怕的几个孙子都买了户口搬到县城去了。只是大伯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进县城。大娘也没有进城。听说孙子们还和我那两个堂哥吵了一架。
1960年夏天的叫个阴阴沉沉的日子，仿佛老天爷有着无限的心事。我被袁娘接回了父亲的家乡，那天我跟着袁娘在县城下了车，又步行寸十余里山路，才到了燕家村。我就看到了燕家村的土房和草房，全是黄土泥墙，远远地就像一群黄牛呆呆地卧在那里晒太阳匕太阳光烈烈地泼下来，黄牛们便周身闪着金光。走近了，才看出那是墙上的黄泥中拌有麦秸，麦秸在阳光下黄灿灿的。一个中年汉子站在村口迎住我们。袁娘叫了一声三哥，又对我说，这是你三伯。我就怯生生地叫了一声三伯，三伯哈哈笑了，我发现三伯长得很像我父亲。三伯就很亲热地背起我往村里走。我后来才知道，三伯是被罢了官，回乡养病的。三伯走了几步回头对袁娘笑道：天大热了，到村前的并上喝口水再走吧。我们就去了村前一眼井上去喝水。那口井前是一座大庙。三伯苦笑道：全村就这一眼井有水了啊。也许真是这庙里的灵气护佑啊。
村前这一座大庙，叫燕王寺。这座庙方圆百里有名，常常有人来进香。传说这座古庙是北魏时的建筑，很是有些来历的。也有的说，此庙是唐代一个一生坚持克己复礼的官僚的纪念馆。这位官僚姓燕，燕家村是他的封地，如此说来，燕家村都是他的后人了。可是燕家村三百余户人家偏偏就没有一个姓燕的。很怪的。
庙门前有一块石碑，上边刻写着密密麻麻的隶书小字，我到燕家村那年看到过。听大人们讲，上边刻着燕家村的村约。村约要求村民们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做什么的。我看不懂，大概就是这些意思。等我能看懂的时候，这块碑已经不在了。
碑文规定，凡是违犯村约的，都要自缚在碑前，不进水米，暴晒三日。重犯者，还要在碑前给以杖责，以警百生。如此说，这座石碑又是燕家村人自设公堂的地方了。据老人们传说，燕家村百年间的记载中，从未发生过偷窃的事情。
1958年村上修水渠，要拆去这座庙。那年毛主席来县里视察，说这座庙是一个古迹，要保护。人们就不敢再拆了。县里还拨了专款修整了一下。到文化大革命，这座庙被从城里赶宋的红卫兵给拆了。拆下的砖头，被村里人弄回去或垒了圈或砌了鸡窝。“文革”后，乡里几次提议重修燕王寺，可是县上没有钱，只好作罢。前年，燕家村里的几家富户，私下核计重修燕王寺。于是，村里的大户纷纷解囊捐款。其中包括大伯的两个儿子。于是，重金从城内请来了几个高级工艺美术师，先画图，再设计修改，反反复复弄了小一年的光景，才定下稿子。然后就从城内请来包工队，叮叮当当干了三个多月，一座华丽的寺庙重新盖了起来。听说竣工那天，县里的干部们都来剪彩，还请了县里的剧团来唱了两天大戏。唱的是《二进宫》、《捉放曹》什么的。寺庙前还立了一块石碑，本来说要重新刻写上燕家村的村约的，可是村中竟无一个人能背下那凡百字的村约了。石碑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了。上边就只好刻写了捐资修庙人的名单，大伯的两个孙子显显赫赫地写在了前面。
当时，村里也给我写了信，让我回去助兴。我因为到外地采访就没有回去。过了些日子，我口去看了看，燕王庙真是成了苍山县的一景，首先方圆百里前来烧香许愿的就摩肩接踵，庙前庙后都是集市了，叫卖声轰轰乱响。县委宣传部的李部长陪着我，笑道：这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啊。现在乡里发展经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我笑笑，没有说话。李部长就挺于的。就扯我去乡里喝酒。
那场酒喝得昏天黑地，李部长喝得烂醉如泥。大怕的两个孙子一劲猛灌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请他放一个什么人出来。我没听清楚。好像是那个人是燕家村现任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因为偷了什么被抓起来了。那个副局长一口答应。于是，又是乱喝一气。
我觉得没趣，就走出来。又来到燕王庙。时值黄昏，集市已然散了。燕王庙前只有两个老者在打扫卫生。尘土飞扬。庙前的那块碑在飞扬的尘上中，显得脏兮兮的，还有一些好像是鼻涕之类的浑浊的粘液被人涂抹在上边，显得十分尴尬。
我久久站立在这座华丽堂皇的寺庙前，暮色已经涌上来，我的视野里袭来一阵阵凄凉，我的心也随之一分分地下沉，我感觉我在咀嚼一种文化的苦涩。田野里寂静无声，暮色中的村庄浮动着一片浑浊的哀切。我终于明白，岂只是那座石碑没有了，我记忆中的那座古寺也确确实实不存在了。现在我看到的，只是一个现代人精心装饰的仿本。
那场大饥饿来得的确太突然了。
我随袁娘回到老家的这一年，县里几乎是绝收。先是大旱，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张张着。太阳烤上去，滋滋地冒烟。紧接着是一场蝗灾。据说旱灾蝗灾已经像风一样呼呼地刮遍了北方几个省份。
这一年，公社的食堂还没有解散，但也已经是冷锅冷灶了。大跃进那股狂热已经降到冰点。
真像是一场有噩梦，田野里什么也不长，老天爷不下一场雨，只有村东那几十亩地种上了地瓜，半死不活的地爪秧，跟四类分子一样的表情。四面的山上和沟里，已经见不到绿色，凡是可以果腹的东西，统统被人们用作了代食品。
我每天要走五里路，去公社办的小学校去上课。我那年上小学三年级了，至今记得我们的老师是一个面色黄黄的年轻女教师，姓苗。她天天给我们讲课，晕倒在课堂上好几回，每天都空出两三节课的样子，苗老师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挖野菜，因为全公社已经因误食有毒的野菜，死了很多人了，所以只能让教师带着去挖，才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记得有种叫作“月儿”的野菜，名字十分好听，毒性却十分厉害，人吃下去后三两个时辰，浑身奇痒，就出现豆粒大的紫水泡，抓破了之后，身上就溃烂，无药可医。人死之后，骨头都是黑色的，可见奇毒无比。我的两个同学，都是眼睁睁地被“月儿”毒死的。当野菜被人们挖光的时候，我们便去跟老师捋树叶，最好吃的是榆树叶，还有杨树叶和柳叶，要用水浸上几个日夜，去掉那种苦涩的味道，再稍稍放上一点面，上锅去蒸。树叶很快就吃光了，就吃树皮。树皮中最好的是榆树皮，扒下来，晒干，放到碾盘上碾成粉状，掺上野菜，就算作是上好的食品了。还有杨树皮，柳树皮，味道就差多了。很快，学校里的小树林里的树皮都被剥光了，月光下，就像一群赤身裸体的人站在那里，有时猫头鹰就在那白光光的树林中哀哀地叫上一夜，听得人心颤颤的。这种感觉我至今还有，我从不养猫，我不知道猫与猫头鹰是否是一类，但我怕猫，很伯。尤其是怕听猫叫。
苗老师常常给我们讲述共产主义的远景。我至今记得这样几句：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每天每顿吃苹果，每天每顿吃鸡蛋。我记得每次听苗老师讲这些美丽而又幸福的远景时，我的口水便悄悄淌下来。
村里已经听不到鸡鸣狗叫，也看不到炊烟。生活似乎已经没有了生气，只剩下了难捱的日子、天天都有饿死的人被拖出村去，埋在村东面的坟地里。人们整日都是傻傻的表情，两眼灰蒙蒙的；空空洞洞，木了一样，没有了哭声，或者人们已经没有力气哭。整个村子陷入一种死静。
三伯终日闲在屋里写他的书，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三伯原来是一个挺大的干部。
父亲一共兄弟五人，父亲排行老五。因为我的爷爷与村中的举人有仇，爷爷被举人害死，于是，父亲五兄弟都参加了红军。二怕和四伯先后都在战争中牺牲了。
三伯进城后，在北方一个城市当了市委书记。三伯很能干的，据说他可以三天三夜不睡，可以一口气处理上百件案子，且不出差错。现仍健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就夸奖三伯，说他非百里之才。三伯本可以升到更高官位，可惜他被一个战友带累得断送了前程。
这个战友名叫曹双。曹双当时是那个城市的副书记兼公安局长。我曾听三怕说曹双是个独眼龙，那只眼睛被日本人的刺刀捅瞎了。曹双爱喝酒，爱说下流话，爱发火。解放那几年工作十分出色，镇压反革命，惩治不法资本家，干得挺带劲，很受市民们的欢迎。曹双还好色。据说，当时市委有几个女干部都跟他有染。如果曹双是一个一般的干部，也就罢了，可他偏偏是一个有着很大权力的市委领导，于是，这一个天下男人几乎共有的毛病，就给他带来了危险。
曹双先是看上了一个姓于的中学女教员，他是到下面视察工作时，发现了于教员长得漂亮，就动了心，就指名要于老师到他的办公室当秘书。那个于老师就神神气气地到曹双的办公室上班了。三怕知道了，不同意，三伯说那个于老师过去是个交际花，在日伪时期有劣迹。三伯就把于老师调了回去。理由是教育部门缺人。曹双不高兴，说三伯不支持他的工作。曹双资历比三怕老，不怕三伯。三伯这一回却发了火：老曹，你是有家室的人，市委几个女的已经让你给搞得乱了套，你还要怎样搞？曹双只好悻悻地作罢。
市里有个名角，叫边彩玉，唱青衣的，唱得绝好。曹双喜欢得不行，每每边彩玉演出，曹双都要去捧场。有些戏迷就看出了名堂，私下说曹书记要栽倒在边彩玉的脚下了。果然就出了事。
那天，曹双吃了酒，就带着警卫员去听戏。戏散了，曹双就上台跟演员们握手，还邀边彩玉到公安局去演一个夜场。边彩玉就去了。
到了公安局，天已经很深了。边彩玉唱了一出折子戏，就要回去，曹双就让别人先走，要留下边彩玉谈谈话。边彩玉陪笑说：今天太晚了，曹书记要休息啊。曹双就黑下脸来：我找你谈工作，晚什么晚。边彩玉就不敢再说，就跟曹双到了一问办公室，曹双进了门就笑，你要是不想谈就不谈了吧，你再给老曹我唱一段吧。边彩玉就唱了一段。唱着唱着，曹双的酒劲就涌上来，就扑过去抱住了边彩玉，边彩玉吓得喊起来。曹双就更来了劲，笑道：别叫别叫。就按住边彩玉***服。值班的副局长就闯过来，劝开了曹双，边彩玉已经让曹双扒得只剩下内衣了。曹双正在兴头上，破口大骂副局长：你给老子滚出去。副局长给边彩玉递一个眼色，边彩玉抓过衣服跑了。曹双的好事就没有做成。第二天，曹双的酒醒了，就有点后悔，让警卫员去给边彩玉道歉。警卫员去了口来说，坏了，边彩玉罢演了。
就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城内的艺人们为此事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共产党刚刚进城就这样了，跟国民党还有什么两样啊。就有人给边彩玉出主意，不能这样就算了，告！
就告到三伯那里，三伯就让曹双写检查，让他公开向边彩玉道歉。曹双自知理亏，就到边彩王那里去道歉。本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算了。可是有人背后给边彩玉出主意，让她继续往省里告。于是，边彩玉就不见曹双，往省里告了曹双。
到底是谁给边彩玉出的主意，这件事一直到了“文革时抖落出来，边彩玉的后台就是当时的副书记。因为平日曹双跋扈得很，在市里除了三伯之外，谁也不放在眼里，据说各个市领导都挨过他的骂。那个副书记是个知识分子，脸皮很薄，曾让曹双骂过几回。曹双说过就完了，副书记却记在了心里。抓住这件事情做开了文章，给边彩玉出了许多欲置曹双于死地的办法。所以说，边彩玉的事件，跟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就带有了阴谋的色彩。
省里派来了人，调查曹双的事情。问过之后，也认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省里的同志和三怕一同找过边彩玉几次，请她接受曹双的道歉。但是，边彩玉不依不饶。
三伯火了，对着边彩玉嚷开了：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莫非还要把老曹的脑袋掀给你才解恨吗？省里的同志也认为边彩玉有些过分了。边彩玉就有些吃不住劲了，就表示不再告了。省里也准备给曹双党内处分。事情就要结束。
谁知这时候又出来个姓于的女人告曹双。这个女人就是曹双要调来当秘书的那个中学教师。”这个女人告状说曹双***过她。
平地一声雷，省里的同志和三伯一下子都懵了。
三伯就去找曹双，问他是否有过此事。
曹双涨红着脸，闷下头不讲话。
三伯大怒，把桌子拍得山响：老曹，咱们都是提着脑袋干了几十年的人，大丈夫敢做敢当，你到底怎么那娘们了？
曹双咬牙切齿道：操他娘，老子让人涮了。她那回找我睡觉，我意志不坚定，就跟这个臭娘们睡了，现在又来咬我。算我倒霉。随组织上怎么处理吧，我已经犯到了这份上，就没得话说了。
三怕恨得跺脚：老曹啊老曹，你怎么这么糊涂，这种人最难办了。你好好想想，莫要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哟。
三伯就有指点曹双赖账的意思。三伯后来说，他当时已经感觉有人在这个女人身后当孔明，否则一个那样的女人是绝不敢宋告曹双的。而且这种事情，只要一方咬住牙不认，谁也没有办法的。不幸的是，曹双是一个热血汉子，不肯当缩头乌龟。这就把他自己逼上了绝路。曹双眼一瞪：我老曹敢做敢当。没得改口。
三怕一阵头晕，张张口，再也无话可说。
省里的同志就认为案情重大，不敢再保护曹双，就把情况带回省里去了。
没过几天，省公安厅就来了人，抓了曹双。曹双不是一般干部，案子就报到了中央，据说就报到了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四个字：杀一儆百。
三伯不知道这事情已经惊动了中央，听说曹双判了死刑，大吃一惊，曹双毕竟是南征北战的老干部。跟边彩玉没有做成事实，跟那个女教师纯属乱搞，双方自愿，***从何谈起。三伯就上书到省里，替曹双喊冤。
三怕哪里知道，省里也正在调查他的材料。那个副书记早就写好了材料递上去了，说曹双是在三怕的纵容下才无法无天的。三伯很快就被省里来人宣布停职了。
一位副省长亲自来到Ａ城，监斩曹双。
这期间，曹双被判死刑的消息就传开了。Ａ城的市民就惊呆了。人们纷纷上书，要求保释曹双。这就是Ａ城建国初期“万民上书保市长事件”的来龙去脉。
几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持着近万名市民签名的折子，我到市委招待所，求见那位副省长，说曹双为Ａ城做了不少好事，还年轻，请求让他戴罪立功。几个老人就齐齐地给副省长跪下了。这一跪就惊天动地。副省长泪就往下淌、颤巍巍伸手扶起几个老者，叹道：共产党不能让共产党给毁了啊。
箭在弦上，已不可逆转。
经省委研究，执行曹双秘密进行，不开公判大会。公费安葬。子女由国家抚养到参加工作的年龄。
枪毙曹双的头一天，副省长代表省长来看曹双。副省长递给曹双一支烟：省长让我来看看你，问你还有什么事情？
曹双闷闷地抽烟，最后把烟屈捻死，抬头道：请告诉首长，我没有什么事，我曹双给组织丢人了。该杀的。只是，市长不该吃我的牵累。
副省长道：老的问题你不要管了。
曹双停了一刻：我能喊几句口号吗？
副省长想了想：不行。
曹双就落了泪：请告诉战友们，莫学我曹双。
逼省长道：省委已经发了通报，让大家记住你的教训。
曹双点头道：那就好，那就好。
副省长退出来。回到招待所，打电话喊来三伯：曹双明天就要执行了，你去送送他。他喜欢喝酒。
三怕想了想：影响好吗？
副省长好久没有说话，好一刻才重重地吐出一句话：不声张。
三怕就买了几斤好瞩，夜里就去了看守所。
曹双看到三伯，就红着脸道：老，我带累你了。
三伯摇头迫：不提这个了，我今夜来跟你痛饮几杯。
曹双笑道：你怕不是我的对于。
三伯也笑：莫吹牛。
二人就划拳行令，直到天亮，二人旨喝得大醉。
毙了曹双，边彩玉和那个女教师在Ａ城呆不下去了。市民们不能容忍两个女人毁了一个挺得人心的副市长。边彩玉的家门口常常被人倒粪便。她在台上演出时，也常常有人往台上扔砖头，闹得很不像话。公安局竟抓不住这些闹事的。
边彩玉只好离开了Ａ市，去了北京。她在北京唱得挺红。但她再也没有来过Ａ市。她死于“文革”初期，传说是让红卫兵拉去批斗时，给剃了阴阳头，她气愤不过，一头栽下台子，登时毙命。那个于教师就在学校教不下书去了。总有人骂她是破鞋。有一天，有人在她的家门口挂了一只旧鞋，她气恼地揪了下来，然后就破口大骂。骂到后来，就哈哈乱笑，笑完了，就疯了。后来就在城里乱跑，再后来城里就不见她的影子，不知所终，
四十年之后，我曾到Ａ市采访这件事。几个老人谈淡他说：当时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很高，两个女人生生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谁能不恨啊，那时共产党严厉得很啊，现在要是还像当年那样就好了啊。
这是一种沉重的牢骚。沉重得让人不好承受。
曹双只有一个儿子曹迪，曹双被杀之后，一直由政府抚养，后来上了大学。我前年在海南见过曹迪，长得五大三粗的一个中年汉子。我没看见过曹双，可仍旧相信他身上有着曹双的影子，曹双应该是这种威风凛凛的样子的。曹迪在一家合资公司任总经理，我见到他，提到了我三怕的名字，曹迪哈哈大笑。之后，热情地款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他的公司，说得兴致勃勃，却只字不提他的父亲。
临别那天，他为我饯行，在一家挺豪华的酒店摆了一桌豪华得让我眼花缭乱的酒席，他只带他的一个女秘书陪我吃饭，曹迪那天喝得醉了，问道：你是要写我爸爸的吧？
我听得一愣，笑了笑。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曹迪淡淡一笑：其实我爸爸是撞在毛主席的枪口上了。你想想，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不那样干行吗？这事要是放在现在，算不了什么的。要是按照我爸爸那个罪过就枪毙，我还不知道已经被枪毙了几回了呢。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点头道：曹伯伯其实挺可惜的，我三伯说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呢。
曹迪笑道：我现在玩过的女人，我父亲的在天之灵或许想也不敢想。他拍拍手，就有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来，当着我和曹迪那个女秘书的面，毫不羞躁地坐在了曹的腿上，并在曹迪的脸上身上乱摸乱啃着。
我愣了愣，就有些坐不住了。那个女秘书似乎司空见惯，毫无表情，专心致志地对付着桌上的酒菜。
曹迪笑道：你信不信？这已经是我玩过的第二百三十七个女人了。说着，就掀开那女子的衣服，揉搓那女人的乳房。那女子立刻就发出快乐的呻吟声。
我立刻头疼欲裂了，我记不得我是怎样离开的。我回到宾馆，收拾了行装，当天就离开了海南。后来，我见到三伯，提起了这件事。三伯淡淡笑道：小曹这些年一直仇恨我哩。“我有些醒悟，曹迪是在向我示威，或者是向那个年代示威吧。
三伯不再说，转身走到桌案前，提起笔来，在宣纸上泼墨。我看着三伯仍然很直的背，他身上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已经打了几处补丁。三伯“文革”后出任某省的副书记，可他没有去上任，就告病回家休息了。他晚年著书立说，写字画画，悠哉游哉。
我总感到三伯同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老了。历史已经把他抛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他在寂寞中守护着一种圣洁的东西，他不为汹涌而来的时代大潮所动，他的生存本身就对时代的进程发生着有益的制衡作用。三伯到死也不会有惶惶不安的样子，他应该是一个智者。领袖无有民众不成其为领袖，导师没有弟子不能成为导师，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没有人知道他，他仍是一个智者。三伯至今淡泊地活着，今年八十九岁。（我这篇稿子杀青之时，传来三伯逝世的消息。前天晚上，三伯在桌案前写字时，突然直直地倒下了，等于休所的医生匆匆赶来时，三伯已经没有了心跳，真是无疾而终。享年九十岁。）
这里还要交待三伯的一个情节。
曹双被枪毙后，三伯便赋闲在家。他身体不好，身上有三处弹片没能取出，就由此歇了病假，在家写书。三伯在我的家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他上过师范，曾在延安抗大教过书，曾被视为我们党内的秀才。他还跟毛主席很熟悉。因为曹双的问题三伯翻了船，就安心在家写书了，到了1959年，他的一本《先诸子百家论》已经出版了。
1962年冬天，毛主席到南方巡视，途经Ａ市，或者是想到了三伯，就打听：那个秀才哪里去了，我拜读过他的一本《先诸子百家论》。很好。
Ａ市领导就谈了三伯的憎况。
毛主席就笑：脑壳顽固不化，找他来见我，我给他开通开通。
三伯就被引来见主席。
毛主席笑：听说你要当陶渊明，可惜你生不逢时啊。
据三伯后来回忆，毛主席跟三伯谈了他那本书，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毛主席后来就要三伯出来工作。三泊说，他要写完下一本书再说。毛主席就笑：我从不强人所难，或者你真会成为我党的司马迁。但是我还是要劝你研究一下中国当代的经济问题，我们十分缺乏这样的专家，只有一个陈云同志，是很不够的，“仓廪实而知礼仪”。是不是这样？古人这样说，我不大相信。我想你还是研究一下农民的状况，农民的问题。你还是要出来工作，现在重要的是工作，而不是书本。你好像有什么情绪嘛？
三伯就旧话重提，讲到了曹双的事情，认为处理大重了。
毛主席静静地听完了，点点头，叹道：我们杀了凡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你再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做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主席的声音有些发涩。
三伯听得呆了。窗外的北风呼呼响着，锈铁般的枯枝发出海潮般的啸声。
毛主席看着三怕，缓缓地道：你研究历史，不知道你对明史怎么看的？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帧，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会，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就割若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三伯怔怔地。他后来对我讲，他当时感觉毛主席像一座高山一样矗立在他的面前。
毛主席走后不久，三伯调Ａ省任副省长。是时：1963年春天，中国已经远离了那个可怕的荒年。但另一个可怕的年代正在悄悄向人们走来。
1960年夏天，村里的食堂已经办不下去，只好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起了炉灶，只是稀少了炊烟。
每天都有人死去。时值盛夏，田野里已经没有了绿色的植物，以至连树根．草根，凡能够咀嚼的东西，统统被人们拿来充填了肚皮。可是村里的红薯地，却没有人去挖。村里杜二娘七岁的儿子杜小山饿得搞不住，半到地里摸了一块红薯，就狼似的吞起来。不曾想被偷偷跟踪来的杜二娘从后面一把夺过去了，一向温和的杜二娘变得狰狞极了，嘴里骂着：你个崽子，几时学会偷了。就乱打起来，杜小山立刻鬼叫起来。等村人赶来拉开疯了似的杜二娘，杜小山已经被打得浑身是血，一张小嘴被二娘拧得烂烂的，昏死过去了。杜二娘凄惨的声音在村里炸响着：燕家村可从没出过啊，为什么就让我家遇到了啊，这叫我如何在村里做人啊。小山啊，你丢了祖宗的脸面啊。呜呜。
那天，大伯从地区回来，在地里转了转，就把村支书志河喊来了，听了志河的汇报，就让志河带着乡亲们把地的红薯挖掉。
志河惊讶地摇头道：还没熟啊。
大伯恼怒地骂道：你混了，真要到人都饿死的时候，才算熟了嘛？
志河也有些火了：哥，你是大官，要说你去说嘛。就转身倔倔地走了。
那天黄昏，大娘也从县上回来了，进了门，就软软地坐在院中的石板上，脸黄黄地喘着。大娘很少回来，我们几个孩子天天盼着她回来，因为她每次回来，总能给我们带回一些吃的。
我们几个孩子拥过来，饥饿的目光狼一样盯着大娘。大娘看懂了我们的目光，歉意地笑笑：这口没带回来吃的，玩去吧。
孩子们失望地走开了，大娘轻声地喊住我，等别的孩子走尽了，从怀里掏出一块烤红薯塞给我，我记得那块烤红薯是黄绿色的，其间有许多坏了的苦丁。我至今常常在梦中忆起那种诱人的颜色。
大娘对我说：吃吧，快点吃吧。
我晕晕地看着大娘，怯怯地接过来。刚刚咬了一口，突然身后伸过来一只大手，夺走了那块红薯。我回过头，竟是大伯，硬硬的目光盯着我。
你回来了，大娘朝大伯笑道。
大伯不理大娘，凶凶地问我：哪来的？
我的几个哥姐听到了大伯的吼声，都拥过来，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我至今记得那目光中有许多仇恨。
大伯骂道：是从地里偷来的吧，你这个贼崽子。
大娘急忙说：你怎么这样骂孩子啊。
你还护着他不成？大伯一扬手，给了大娘一记耳光。
大家都愣了。
大娘嘴角就冒出血来，跳脚跟大伯吼起来：你不问问清楚，就打人啊。
大伯骂：我打你给他们看的。看谁敢去偷。
我突然扑过去，狠狠咬住大伯的手。我恨透了他。大伯被我咬得疼了，一甩手，我就飞了出去。
死崽子，看我不打死你。大伯冲过来，扬扬手，威吓着我。
袁娘跑过来，拉住大伯：你也不问问明白，这块红薯是大嫂从县里带回来的。
大伯就怔住，看看大娘，声音一下子软下来：你说清楚嘛。
大娘一下子哭了：你容人讲话嘛？
大伯摸摸我的头。我抬手挡开了。
大伯叹口气，转身出去了。
三伯缓缓走出屋子，走到我的身边，抚摸着我的头，低低的声音道：孩子，别怪你大伯。说罢，再也无话，就踱出院门。
月亮胆怯怯地从云层后面露出头来，一张惨白惨白的脸，显得消瘦极了。很快又淹死在黑黑的云朵里了。
当天夜里，志河站在村委会的房顶上，拿着喇叭嘶哑地喊话，要社员们到村里的东大场上去开会，书记要讲话。村民们就去了，见大伯早早等在了场上。志河袁娘几个村干部呆呆地站在大伯身边。大伯身边放着一张木桌，桌上燃着几支昏黄的土蜡，受惊似的烛光在夜风中慌慌地窜动着。
大伯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夜开这个会，是告诉大家，村里已经决定了，让大家会挖地里的红薯。村民们听得愣住了，直直地看着大伯。
大伯说：咱们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都把地里的东西挖了，不能眼睁睁看着饿饭啊。我听说杜二娘的孩子偷吃了地里的一块红薯，让杜二娘打得半死，这不好嘛，不怪孩字嘛，杜二娘来了没有，就有人喊：杜二娘，书记喊你哪，前边来。
瘦成一根柴似的杜二娘颤颤地走到前边，傻傻地看着大伯，社员们也都呆呆地看着大伯。大伯声音有些发涩，暗哑下来：二娘，我老替孩子给你道歉了。说罢，大伯突然弯下腰去，给杜二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来，已是满脸的泪。
杜二娘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猛转身跑出了会场。哭声在黑黑的旷野里响得烈。没有人去劝杜二娘，村里人知道、杜二娘的孩子，昨天下晚已经死了。
袁娘带头喊了一声：去挖红薯啊。就转身向田野里走了。社员们紧紧随着袁娘，拥进了田野，空荡荡的场里，只剩下了孤单单的大伯，在那里久久地呆呆地站着。我不知道怎么突然觉得大伯变得十分的可爱了。我没有随人们去挖红薯，我坐在空室的场上，远远地看着大伯。大伯也远远地看着我，脸上似笑非笑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三伯也来了。大伯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说。三伯拉起我的手，往村里走了。我感觉三伯的手冷冷地颤动。
黑黑的夜色像水一样在村道上沉沉地涌动着。
又过了两个月，就进入了1960年的冬天，寒风漫不经心地掠过已经没有多少生气的村子。村里已经没有炊烟。整日整日的没有一点声息，像一座古墓那样可怕的寂静。
扑天盖地下了那年冬天第一场大雪，雪厚厚地盖在了田野中。天晴了，刺眼的阳光在雪地里喘息着，让人听着心颤颤的。
那天，我一早醒来，见村里的人都拖着软软的身子去扫雪了，袁娘也拖着浮肿的两条腿去扫雪了。我吃了一碗用杨树叶子做成的饭，就去上学了。道路已经被扫得干干净净，几个男人和女人扶着扫帚和铁掀软软地站在路旁看着我们，我认出他们是公社的干部们。雪都被堆在了道路两旁，路面已经露出了于松的黄土，散发着黄土的泥香，诱发着人们的食欲。我一路上不时地抓着道旁的雪吃着，那天我吃了很多雪，我至今记得我那天的肚子像被人系紧了肠子一样，有些隐隐的疼痛。我感觉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果然，在第一堂课，就歪倒在了课桌底下了。紧跟着，就歪倒了另外几个同学。我是被苗老师背回家来的。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家里的土炕上。袁娘正在喂我柴灰水，这是乡下治肚胀的一种上法。我想坐起来，可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就呆呆地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下来了。袁娘把一碗柴灰水端给我，让我喝了，就问我：还疼不疼了，柴灰水涩涩的，我直想呕，不想说话，就点点头。这时就听到街门一响，院子里就传来志河的声音：五嫂在家吗？袁娘就应道：志河吧，快进来吧。
豆芽菜一样的志河就晃进门来，就在屋中的土炕上坐下，伸过于柴一样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叹了口气，问袁娘：大哥大嫂没回来。
袁娘叹一口气：听说苍南县好凡个村子的人吃野菜中毒了，大哥去那里了，怕是一时半会回不来的。大嫂过两天就回来，说是要在咱们村里下乡。
志河苦笑笑：五嫂，村里有人说要去逃荒哩。你看这事？
袁娘闷了一下：不行，县上讲了，眼下全国都是这年景。咱们去别人的地面上讨食，人家吃什么啊？让党员们去做做工作，一个人都不要去，不能给咱燕家村丢人败兴的。饿死一条命，丢了儿孙的脸啊。那天县上的方书记就在会上这样讲的。话重哟。
志河叹道：都阎王喊门的年景了，还顾什么儿孙的脸哟。乱扯嘛。
袁娘叹口气：志河，咱们做干部的，莫要对乡亲们乱讲的。
志河不再说话，就坐在院子里掏出一指用旧报纸撕成的烟纸，卷烟。然后就凑近土蜡点燃，屋子里就升腾起一股菜叶子的味道。那是用葵花叶子卷的烟。那年代，村里的许多烟民就用它来替代烟草。
志河默默地吸完那支烟，把烟头放到脚下踩灭，对袁娘说：五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袁娘笑道：你说吧。
志河叹了口气、我也没有想好，那样做怕是要犯罪的。就垂下头。
袁娘怔了怔：我听别人说过了，你真敢想啊。
志河叹道：咱们当干部的，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这么死人啊。
袁娘点点头：是啊，再想想办法吧。那种事是万万不能干的啊。
志河说：我们当干部的，总不能让乡亲们一个个饿死啊。就说不下去了。
袁娘默然无语，呆呆地看着志河。
志河道：县里传来了活，地区要修水库哩。公社要咱们燕家付出三十名劳力哩。
袁娘道：我也听说了，村支部要去一个带队的哩，还是我去吧。你婆娘有病，脱不开身的。
志河闷闷他说：其实我是真想去哩，在家天夭费心呢。你一个妇道家，怎好去干那种力气活啊。
袁娘笑了：你小看我哩。当年支前的时候，我一个人一口气背过一百多个伤号哩。
志河也笑：不敢小看嫂子哩。
袁娘说：就这样吧，我去水库。
志河说行，就抬起屁股走了。我肚子里一阵乱叫，大概是那碗柴灰水发生作用了。就坐起来，袁娘扶着我，我扶着墙去大解。到了街上，就看到志河踢着疲疲塌塌的步子，消失在暗夜里了。街道上，死一样的寂静，只有寒风呆呆傻傻地吹过去。
1961年冬天，县委指示各公社抽调人力去修朝阳水库。朝阳水库至今仍是苍山县最大的一个水库，于1963年春天竣工。或者今天的人们不可能想象，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政府竟然还能有这种举措。燕家村抽调了三十名民工，在西北风呼叫着的一个早晨，到公社集合了。
我那天正在公社的学校上课呢。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我听不进课去了。一下课就跑到公社的大院里去看热闹。就看到公社的院子已经挤满了，各村来的民工都带着工具站在寒风里。还有几面旗子在凤中猎猎飘动着，发出哗哗啦啦的雄壮的声音。院子的中央搭起来一个席棚子，算是主席台了。上边还挂着一幅大标语，红纸黑字亮人眼目：让高山开道，让河水让路。
天阴阴的，好像要下雪的样子，我感觉有些冷，就想回去了。刚刚要走，就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顺着声音一看，原来是袁娘。袁娘笑道：援朝，你别走，一会儿我给你吃的。
我高兴地问：什么吃的啊？袁娘笑道：一会儿就知道了。
人群一阵躁动，有人说：来了来了。袁娘也对我笑：你大伯来了。
我国头去看，见有几辆吉普车开进了公社大院，瘦干干的大伯跟县委的几个领导下了车，就上了主席台子。公社的干部们就忙朝会场喊活：大家静一静了，书记来看望我们来了。
天果然就下开了霏霏的细雪，我抬头看去，就觉得天上要是下白面该多好啊。我至今记得当时这一个念头。每当下雪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个充满了理想色彩的比喻来。这时，大伯就上了台子，开始讲话。
大伯站在高高的台子上，他眼前是数千名面呈菜色的乡亲。小风呼呼地刮着，小雪花在人们头顶上落着。
大伯高声喊着：乡亲们，我老送你们出征来了。我们苍山县，打败了日本鬼子，打走了蒋介石。今天，共产党号召我们去修水库。我们一定不能让党失望。人定胜天。愚公移山。
人群一片寂静，谁也不说话，我听到大怕的声音在满天的飞雪里像冻石头一样硬硬的。
开罢了誓师大会，各村出征的劳力到公社的食堂领取菜饼子，每人两个，还有一碗热汤。然后就出发。袁娘带着我去领了两个菜饼子，把菜饼子塞给了我，她喝了那碗热汤。她笑着对我说：娘去了，得走些日子哩。你就跟着你三伯吧。
我只顾狼吞虎咽着那两个菜饼子，一边吃一边乱点着头，竟没有细细看看袁娘。后来袁娘走了，大伯看到了我，走过来拍拍我的头说：援朝，快去送送你娘。
我醒过来，把最后一口菜饼子吞进肚里，就跑出院子，就听到一片敲锣打鼓的声响。只见黄土道上，漫天飞雪，红旗飘飘，民工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已经看不到袁娘在哪里了。
袁娘第二年春天才回来，只是那时袁娘已经不会说话了，一丝笑容在脸上僵住，似乎她突然有了一个什么念头，而这如烟一样的念头已经飘散了。民工们抬回的是袁娘的尸体。听民工们说，袁娘是生生累死在工地上的，她事事干在别人前边，还把干粮给别人腻那天，她顶着寒风挑河泥，就昏倒在河坝上，再也没有醒来。
给袁娘下葬那天，我默默地淌着泪，固执地坐在坟地里不走，家里人劝不动我，就先走了，我听着田野里的风僻低地吹过来，听着风儿钻入坟土的声音。我知道我再也没有袁娘了。我哇地放声哭起来。
我常常想着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变成了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儿。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嘲笑精神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儿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的原子弹。
如果说我们用血肉筑起朝阳水库，那么凝聚血肉的则是精神的原汁。
袁娘走后的第十天的夜里，志河在他家里开了一个民兵会。第二天夜里，就胆大妄为地带着村里的民兵把公社的粮库打开了，弄出了九袋玉米。为此志河招来了杀身之祸。
我常常感慨，或者那天志河真是晕了头了，已经被饥饿煎熬得耐不住他那焦躁的性子了。或者志河那天夜里跟几个民兵一定想了很久，终于他们做出那一项可怕的决定。据村里曾经参与了那件事情的老人们回忆，志河叫他们去的时候，眼睛红红得像是冒血。他们当然不会知道那时的志河，血管里的液体正在急涌奔流，志河已经决定了一件让全村人脸红至今的事情。
志河讲了想法，众人一下子都惊呆了，有人呆呆地问：这，可是犯法的事情啊。
志河惨惨一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人一个个就这样死去，咱们是借，借还不行嘛。那么多种子粮在粮库里闲下一冬也是闲着，咱们借借还不行嘛？他空空的目光四下看着，渐渐，他的眼睛红了起来，渐渐就红得像浇了鸡血一样，恶恶地盯着众人。
借。志河终于为自己这个决定找到了一个理由。凡事情如果不做，只有一个理由；如果去做，总有一百个理由任你挑选。
民兵们闷闷着，谁也不肯说话，满屋子里只听到一种犯罪前紧张的喘气声。
窗外，月亮被云彩掩死了，寒风嗷嗷地叫着，在村道上疯跑着。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志河抽了几口树叶子烟，大口大口地吐着浓浓的烟雾。他哑声道：大家就不要去了，我一个人去就是了，日后有了什么我志河担着吧。说罢，就跳下炕来，扯起几条麻袋，凶凶地走出门去。
终于，有几个年轻的民兵，跟着志河出来了。
屋里有人冲出来，低低地喊一句：志河，你们去不得啊。
志河听到这一声喊，脚步猛地停住。他回过头来，看到几张欲哭无泪的眼睛。志河叹了口气，就大步走了。
当他们走到村口那块石碑前，志河的脚步似乎迟凝了一下。但他没有去看那块刻写着约束着燕家村人行为规范的石碑。
公社的粮库只有一个粮食局的冯大水守着，大水已经被饿得头晕，早早躺在床上了。对翻墙过来的这十几个人，竟是毫无察觉。
志河他们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把粮库的门弄开了。他们拥进去，满满地装了几麻袋玉米，拖出了粮库。就在出大门的时候，就听到一声吼：站住。
志河一惊，回过头来，昏昏黄黄的灯光下，管粮的保卫冯大水黑黑地站在粮库门口，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志河。大水是县粮食局的。到燕家村收过粮食。大家当然认识他了。
无人知道是偷，有人知道则是抢。偷则还有羞耻之心，抢则把这种行为推上了赤裸的绝境。志河并没有想到抢。志河呆在了那里。几个背着粮食的民兵也愣愣地看着大水。
志河非常难看地笑了笑：大水。
大水骂道：志河，你怎地干开了这种事啊？
志河垂下头，许久，抬起头来，已经满脸是泪了。就看着大水说：大水兄弟，我们不能看着村里人一个一个地死啊。
大水就湿了眼，声音像一下子被抽去了骨头，就软下来：志河兄弟，这可是种子粮啊，有道是饿死爹娘，不吃种粮啊。你们都是当村干部的，这道理是该懂的啊。
一阵沉默。空气紧张得像拉满了的弓。粮库里只听到呼呼的喘气响。
志河猛地吼一声：大水，你给我滚开。吼罢，拖起一包粮食就走。
大水哗啦一声就拉开了枪栓：志河，听我一句，这粮食动不得啊，是要掉头的啊。
志河凄然他说：我什么都明白，可现在顾不得许多了。
大水硬硬他说：我不能让你们这样走的。
志河点点头：我知道。猛地抬手，打昏了大水。几个民兵就上去捆了大水。
志河把粮库的十几袋子种子粮弄到了村里。当夜就开了社员大会，让各家各户把粮食带回去。
于是，一个出乎志河意料的景观出现了。乡亲们眼睛里冒着一种就要燃烧的热烈，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搬那些已经分配好的粮食。志河去公社粮库劫粮的事情在村里已经传开了，人们惊得透不过气来了。燕家村从没人干过这种事情呵，真是胆大包天了。志河疯了不成？人们慌慌地拥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就看到志河几个人弄来的那十几包粮食。土蜡燃起昏黄的光，荡起飘忽不定的暗影，像鞭子一样在人们的身上抽打着。
志河干干地喊道：大家把这些粮食分一分吧。
没有人响应，志河的声音显得无力极了。像是很容易就能被人折断的枯枝。
志河又心虚虚地喊了一声，仍是没有人去动。一个老汉走过来，盯住志河：志河啊，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哀哀地看了志河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转身走了。于是，乡亲们就一个个走出了院子。最后，院子里只剩下志河和那堆粮食。
天空黑黑的，院子里点燃的那几支土蜡，有气无力地燃烧着。志河就木木地怔在了那里。他没有料到，他们几个舍身为乡亲的行为，他们对村民们的关怀，竟像是一颗挡在村民们脚下的小石子，被村民们轻蔑地踢飞了。志河突然觉得自己挺窝囊，挺没劲，挺操蛋的了：几个早就蔫头蔫脑了的民兵，突然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呜呜地。哭声在死墓一般的村中飘散着，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像残秋中田野里悲悲的虫鸣。
志河呆呆地走出院子，不禁抬起头来，仰天长啸一声。一口浓浓的热血就喷出来。
其时，天寒彻，夜无声。
天蒙蒙亮时，志河让民兵把粮食送到了公社，自己去自首。几个年纪大的村民就趴在村头那块石碑前痛哭着，哭声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在村中飞来飞去。整个燕家村陷进了惶惶不宁的气氛中，人们感觉到一种比饥饿更吓人的事情就要来临了。
1994年的春节，我面对着一桌丰盛的年饭，把这段故事对女儿说了。女儿睁大眼睛，问我：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我真不敢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能够如此理性冷静。您讲的是真的吗？
我艰难地苦笑笑：是真的，的确是真的，你的姥姥就是在那年饿死的。
女儿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真的是在编造一个神话。或者，她真的不相信曾经存在过这样一段历史。女儿笑着说：我看过一部反映那个年代的中篇小说，那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可是带着愤怒的感情，带着红了眼的老百姓去砸了粮库的。这篇小说还获了奖的。
我摇摇头：我也读过那部名噪一时的小说，但我总不肯相信作家写的那就是真实的生活，至少在苍山县里就没有发生过那种事件。也绝不会发生那种事件的。
女儿笑了：您别是把记忆中的东西艺术化了啊。您看看当代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您记忆中的是否真实了。昨天下了一场大雪，您见过有扫雪的吗？您这些年见过有扫雪的吗？这就是中国人啊。
女儿挑衅的目光盯着我、我哑然。的确，我已经记不清了，从什么时候，这个城市没有人扫雪了。每年下雪之后，都要出几起交通事故。市委大楼门前，雪仍旧堆得厚厚的，人们连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句最为保守的格言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女儿看我怔怔的，就嘲笑着问我：既然那个年代那样饥饿，为什么人们竟能够自甘潦倒，聊以自毙呢？为什么竟没有人破门人户，抢劫造反呢？他们分明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却竟没有互相残害。真是还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吗？
我点头说：基本上是这样的。
女儿感慨地说，那个年代的人真是老实啊。如果现在赶上一个饥饿的年代，人们还会那样吗？
我看看她：你说呢？
女儿一脸惶然：说不定，我也要加入打砸抢的行列呢。至少要把银行抢了。
我呆呆地，我的心疼了一下子，我看着女儿那张平静的脸，我知道女儿说的是真话。一句非常恐怖的真话。
我再也无心吃饭了、转身去看窗外工窗外一片白茫茫，路上的雪还没有化。太阳光在雪地上波快地跳舞。果然是没有人扫雪，听说已经出了好几起交通事故了。昨天晚报上讲，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被人杀了，尸体被埋在了雪地里。丈夫对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口气谈淡的，好像在说一件小孩子的游戏。我开始恐怖雪，皑皑白雪中竟掩埋着黑暗的凶杀。一种精神的民族的凶杀？
的确，对于这样一个年代，对于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以致于现在我坐在书桌前，口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竟怀疑我是否真的在那样一个时候生活过。我该怎样写那个年代、那些人物？好像真是很难的。那一个年代那些无恨无侮饿死的人们，能否代表中国？在当今热闹的现实景观中，我这样一个回忆，显得那样苍白，而且有毛病。那一场饥饿，像一场风一样，早就刮得无影无踪了，却让我保持着惊恐的记忆。那一个没有诗情的年代，却让我终生高山仰止。
我今天重提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饿，我是重新破那个年代中那种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详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不要总是指责那一个年代吧。不要总是对那一个年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一个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和锗误，但是它竟是充满了神圣的原则和伟大的人格。以致使我们每每回忆起，总感觉像是敲打一块钢板，叮当作响，激越雄浑。
退一万步讲，我们恼怒那个经常充满了错误和悲剧的年代，但我们总不应该倒污水似的连同盆中那洁净的婴儿一同泼掉。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该珍憎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而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换句话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把那一个人格灿烂的年代，错误地看成精神愚昧的年代啊。
或者那一个年代的精神原则，本身太高傲了、这使得它与我们现实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之间产生了悲哀的隔阂。因为那个年代的精神几乎是处在了极致，超越了我们今天能够合理想象的界限，对于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的当代中国人，断定它只是野史传说而不予置信，从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了。或者说，匆忙的当代国人，早已经被利益驱动搞得焦头烂额，已经丧失了体会它的心境和教养了。
我可怜的女儿啊。
1993年的春节，我一夜无眠，我想了很多。这也许就是我这篇文章的最初冲动吧。
志河带上那些粮食去公社自首了。公社被惊呆了。当下就用麻绳捆了志河，又派人到粮库找到嘴里被堵了破布，被捆成一团的大水，一并解押到县里去了。县公安局就把志河和大水拘押起来，连忙向县委汇报。
县委方书记听到汇报，惊呆了。那是一个公社的种子粮啊，竟敢有人这么胆大妄为，而且还是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干的。反了反了。
方书记是大伯的老部下，当他听到是大伯的堂弟犯的案子时，很是为难地给地区挂了一个电话。大怕接了电话，听得呆呆的，电话里好半天没有声响。方书记颤颤地问：书记，您看这事……
大伯猛地火了：这还用请示我吗？这是反革命事件。懂吗，反革命。大伯把电话摔了。
方书记放下电话，叹了口气，就对通讯员说：你把志河叫到我这里来。通讯员就去公安局带志河来见方书记。
两眼没有了一点光彩的志河被押进方书记的办公室。彼此都认识而且熟悉。方书记点点头坐着没动，浮肿的双腿已经很难使他站着说话了。他指指椅子：坐吧。
志河一脸惭愧之色：方书记？我……我真是昏了头啊。说罢，就垂下头，傻傻地坐在椅子上，再无一句话了。
方书记闷了一会儿，就问了问村里的情况，特别问了问死人的情况。志河一一说了。方书记不时点点头，最后看看表，就喊通讯员进来带志河回公安局。
志河站起身，闷闷地问了一句：这事我哥知道了吧？
方书记点点头。
志河又问：他说什么了？
方书记哀下脸，没有回答。对通讯员挥挥手。
志河低下头，转身要走，门就开了，就听到有人颤颤地喊了一声：志河。
志河口头看，见是大娘走进来，哀哀地看着他。
志河怔住了，干干地叫了一声：大嫂……头就低下去。
方书记跟大嫂点点头，吃力地站起身，走了出去。通讯员就站在了门口。屋里只剩下了大娘和志河。大娘叹口气：我刚刚听说了，你怎么会做下这等事啊。
志河低下头：我实在不忍看乡亲们饿死啊。
大娘说：你也不是在党一天半天了，现在什么形势啊，修正主义掐我们的脖子，老天爷闹自然灾害，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们还不能饿几顿饭吗？挺一挺就过去了吗，总不会比咱们打鬼子那年月难过吧？可你怎么能……
志河垂泪道：大嫂。我已经知道做下错事了，现在悔得肠子疼哩。我对不住村里的乡亲，做下这等坏了村子名声的事情。把这事刻在村前的石碑上吧，让后人知道，饿死也不能去偷啊。就呆呆地转过脸去，看着窗子，有一只苍蝇软软地趴在上面飞不动了。
大娘叹道：志河，你何上是丢了村里的脸面啊，你糊涂啊，你是丢了共产党的脸面啊。
志河身子一颤，呆呆地看着大娘。
大娘看看志河：你还有什么话要讲的，家里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嘛？
志河就湿了眼：日后就靠给大嫂你了。
大娘点点头，怨怨地看了志河一眼，就低头出来了。
志河回了县公安局的看守所。
案子就报到了地区、批示很快就下来了。开除志河的党籍。移交到法院。过了一个月，就判了志河的死刑，报省高院核准。
枪毙志河的那天，几个公社的人都拥到路边看热闹。人们在传说着一个可怕的故事，燕家村的支部书记砸了国家的粮库，共产党里边出了坏蛋。
老百姓们拥挤在路上，朝着志河指指点点，有人恶恶地骂着。还有，人恨恨朝志河吐唾沫。以致开道的警车不得不几次停下来，驱散着人们。
没有开公判大会，原来是要开的。后来方书记说了一句活：乡亲们都饿得走不动了，再弄到一起开会，在冷天里冻着，怕是要死人的，于是，就没有开会。
燕家村没有几个人去看，他们头低着，觉得志河实在是给燕家村丢了人，燕家村的乡亲们日后怎样出去见人啊。有几个老太太那天就在燕子庙前跪下了，饶着香，嘴里喃喃着，似乎是在替坏蛋志河赎着什么罪孽。
燕家村陷浸在一片深深的羞臊之中，他们感觉他们的荣誉一下子被志河毁掉了。悲哀啊。
我没有去看志河，大娘不让我去，我至今后悔，我至今猜想，那天志河一定会在囚车上四下找燕家村的乡亲们。志河一定不放心燕家村的乡亲们的。而燕家村却没有一个去送送他。
枪毙志河那天，村外的太子山上，站着一个人，一动不动，一直目送着志河上了刑场。看着志河在山下的河坡上跪下，被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又看着我大娘带了几个村里人去替死去的志河收尸。
那人就是我三伯。
志河在看守所里省下了十几块菜饼子和两块玉米饼子。两块玉米饼子是志河临刑前的最后晚餐。公安局的人按照志河刑前嘱咐，给大娘送了去，说是志河让大娘带回燕家村给孩子们吃的。大娘就带回了村子，就让我们几个孩子欢天喜地不知滋味地吃了个净光。我们哪里知道，我们是吃的志河的上路饭啊。志河是空着肚子走上刑场的啊。
1960年至1961年的两度荒年里，全县共出过三起偷窃事件。除去燕家村这一件村干部偷窃粮库的事件，还有一件石家村的一个叫贺二虎的偷了生产队的几斤红薯干，被判刑五年。再一件是县城的售货员监守自盗，半夜值班时，偷吃了商店的饼于，大概一共吃了十几斤，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天被上班的职工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肚子像一个皮球一样鼓鼓的，他是胀死的，任何一个世界中，都有杂质的，但不能代表这一个年代的人们的精神。至少，我想志河也是没有划出这个精神目的。在那个饥饿作为第一特征的年代，这几起偷窃事件，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了。
近年来，苍山县偷窃成风，于是，防盗们成了抢手的产品。燕家村占河的儿子做防盗门成了大富。去年我回苍山县采访，参观了占河家的铁合会工厂。那一个宽大的院子里，堆满了一律涂着血红色防锈漆的防盗门，上边还画着叔宝尉迟恭的神像。占河的儿媳告诉我，他们家已经开始设计装有防盗电子系统带音乐门铃的防盗门了，现在已经有了不少订户。我问她价钱是不是很贵？她狡滑地笑笑说：当然很贵的，因为还要装非常豪华的进口锁。我问：真的有人买？她告诉我，这东西现在很走俏，苍山县共有十几家这样的工厂，没有不嫌钱的，很受一些有钱人的欢迎。她让我在报上给他们吹一吹。就算做广告了。我点头答应了。
我回到报社，没有写这篇稿子，我想了很多。在那个荒年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防盗门这个东西的。那真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年代啊。那些精致结实的防盗门，能说明什么呢？
我不能不提及另一个数字。今年，苍山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建国后的历史最好水平，而这个水平的背后，是全县偷盗成风，仅燕家村，就有二十余人因偷盗被逮捕。1993年，全县出现刑事案件两千一百多件。其中盗窃案一千三百起，包括入室抢劫杀人案37起。我从这些数字的背后，看到苍山县于民当代的精神面貌。他们变得硬实了，凶悍了，骄横了，他们不要任何制约了，他们重新选择了一种行为准则，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带刀上路，大步疾行。
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燕家村似乎一下子被泄了元气，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志河的事情，够燕家村人脸红几辈子的了。村头的那块石碑，不知道被谁涂上了一层黑黑。耻辱深深地击中了燕家村人的心脏。燕家村的人在饥饿面前的镇定，已经做到了极致，村头的这一块石碑，为燕家村的历史提供了约定俗成的生命前提，没有这一个前提，燕家村便无以构成，燕家村便无以自存。而志河这个孽障，竟然背弃了这一个生命的前提，砸碎了燕家村的生命的公理，精神的基石，他恶恶地向燕家村的心脏狠狠扎了一刀啊。燕家村人的心里在滴血，这是比饥饿更加让人难以承受的事情啊。
志河死后，志河一家再也没有出过门，任谁去喊，也不开门。后来，大娘让人送去一些用树叶子做成的饭团子，送到他家门口，却也不见他家人出来取。半个月后，大伯回来，让人砸开了他家的门，就见志河的媳妇和三个孩子都死在炕上了，是活活饿死的，他们是默默地死去的。即没有一点点表演的意识，也没有一点点抱怨的情绪。他们死得是那样透彻。
1988年，我回到Ｓ县采访，见到了县里著名的乡镇企业家日二喜。田二喜也是燕家村人，他盛情款待了我。酒席间，提到了那个可怕的荒年，田二喜向我说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那年志河弄回了粮食，他们也被喊了去，田二喜的父亲田成杰不敢相信，志河肯把粮食分给他们这样的地主分子。那时田二喜才十三岁，胆怯地跟在父亲身后，志河声音哑哑他说：拍你们家那一份拿去。
田成杰害怕他说：乡亲们都不敢要，我也不敢要。
志河叹道：你不要管他…，他们有原则的，你们不要学他们的样子。
田成杰声音弱弱地：我家是地主啊。
志河苦笑道，那是以俞的事了，你家现在也一样挨饿哩。娃儿还小，都是乡亲哩。
黑黑的夜色中，田成杰就贼贼地背回了那十斤玉米。
说到这里，田二喜嘎咽了：没有那十几斤玉米，他们一家人活不到现在：而且，他不敢相信，志河一家会活活饿死的。他说，他父亲回到家，整整哭了半夜，对全家人说，不要忘记志河，不要忘记……
田二喜对我说：你要写写志河啊，那是二个怎样的年月啊。
我含了泪：我写我写。
１９６１年春天，灾荒仍旧威胁着苍山县。县委方书记万般无奈，咬咬牙，就到燕家村找我三伯，求三伯到省军区，找当时的省军区的司令员赵勇求救。赵勇是三伯的老战友，曾在苍山县打过游击。方书记是想动用三伯这个老关系，弄一些粮食回来。
三怕听罢方专年的意思，就叹道：部队的日子也紧得很啊。方书记垂泪道：我知道，我们是种粮食的，怎么好从部队的嘴里掏口粮啊。可是我真是看不下去乡亲们……
三伯长叹一声，就随方书记去省军区。
赵勇黑瘦瘦的，显示着灾年的特征。他坐在椅子上，听着方书记讲述苍山县的灾情。他的眉头一直紧紧锁着，一支接一支吸着特供的劣质烟，不时咳出黑黑的痰来。当听到县里饿死了那么多人，赵勇哭了，手颤抖着，猛地把烟在手心里捻死，唬地站起身，对方书记摆摆手：你别说了。来人。
一个警卫员走进来。
赵勇说：把军需处长给我喊来。
不一会，瘦得像豆牙菜似的军需处长进来了。越勇没说话，示意他坐下。军需处长就坐下。
屋里很静。谁也不说话。赵勇就接着闷闷地抽烟。满屋子的烟雾，只听到赵勇不时的猛烈咳嗽声。方书记不安地在沙发上扭动着身子，他看看三伯，只见三伯仰靠在沙发上，已经是珠泪滚滚了。
军需处长坐不住了，问道：司令员，有事吗？
赵勇不看军需处长，眼睛闭着：我私人跟你借些粮食，你要大方一些了。
军需处长一震，看看三伯和方书记，方书记埋下头，三伯一声不吭，似乎睡着了。
赵勇说：我请你调拨给苍山县五十万斤粮食。
军需处长身子一怔，忽地站起来，空空的目光看着赵勇，没说话。
赵勇睁开限睛，看着站得笔直的军需处长：你听到了没有？
军需处长点点头：听到了。
赵勇声音于涩他说道：那你就去办吧。
军需处长脸色就白了：司令员，这，这，军粮动不得啊。
赵勇硬硬地扔出一句：出了问题我赵某去顶雷。
军需处长还是一动不动，额上逼出许多细汗，脸更加惨白起来。
赵勇声音就有些沙哑：国法、天理、人情啊。我赵勇今天至少占了后两条了。你应该记得，那里的老百姓当年是怎样支援革命啊。那年月为了部队，乡亲们死了多少人啊，现在解放了……赵勇说不下去了。
军需处长身子微微颤了，向赵勇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脚步沉沉的。
方书记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浮肿的双腿一软，就跪在了赵勇脚下，放声大哭起来。
赵勇腾地火了，骂道；你这是干球什么嘛？
方书记抹了一把眼泪，站起来，连声喊道：谢谢了。谢谢了啊。
赵勇转过身去，眼睛盯着窗外，久久没有回头。窗外的树叶已经绿了，熬过了一冬的生命似乎正在悄悄地复苏了。
三伯看看方书记，站起身。方书记会意，低低的声音说：赵司令，我们回去了。
赵勇闷声对三伯道：老啊，回去代表问乡亲们好；把这个灾年过去，我赵勇要到苍山县去看望乡亲们。这五十万斤粮食，实在是不多啊，可是我赵勇就只有这一点能力了，让乡亲们咬咬牙吧。说着就转过身来，已经是满脸的泪了。
三伯凄然一笑，你已经尽力了。我听人讲，分家乡的人来求你，你一斤粮食也没给啊。
赵勇眼睛上红，泪又落下来，长叹一声：我这个官，不是为家乡当的啊。你们快走吧，不然我冷静下来会后悔的。
赵勇病逝于1982年，时年七十九岁。他至死也没有到苍山县来看看。
五十万斤粮食，对于几十万人口的苍山县，无异是杯水车薪。但是，它毕竟救下了几十万人的生命。那个瘦成豆牙菜似的军需处长，同时还调拨了三十万斤饲料。军需处长亲自押解着这批粮食，和方书记一同到苍山县。走到县里，把粮食卸了，军需处长眼睛潮潮地说：我回去了。
方书记和三伯跟军需处长握握手，目光哀哀地着着军需处长远远地去了。
后来听说那个军需处长在“文革”中该人整死，罪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倒卖军用粮食和饮料。他到底也没有出这一切都是赵勇的指示。而且这批调拨粮就没有赵勇的签字，或者那个精明的军需处长当时就想到了最后的结局，竟没有让赵勇留下一点痕迹。
五十万斤军粮和三十万斤饲料运到了苍山县，县委星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大伯和几个地委领导也被请来，大伯听了方书记的汇报，就苦笑道：粮食是你们苍山县搞来的，可是你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别的县挨饿啊。全局一盘棋嘛。
方书记点点头道：当然。
于是，重新划拨这五十万斤粮食和三十万斤伺料，最后分到苍山县头上，只剩五万斤粮食和三万斤饲料。后来有人感慨他说，苍山县在那个时候献出了四十五万斤粮食和二十六万斤饲料，近乎贡献出了几千个生命啊。这是何等的气魄啊。这是一个处在极致，超越了界限，不近乎人情，近乎于愚蠢的故事，今天读来并不会使人快乐，让人听后有一种难言的悲怆，让人听后会永远感到今人的低下，我不得不在这个气壮山河的数字后边提及另一个让我气短的数字。1993年，苍山县工农业总产值，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而这一年，苍山县对希望工程的捐款，却平均每人不到一角钱。而这一年的公款吃喝费用，却平均每人一百六十元。我富裕了的苍山啊，远远地走出了饥饿贫困的阴影，脱去了上布的衣着，换上现代的西装革履，却如何竟站在了一个十分弱小和蒙昧的人格水平上了。仓廪实而知礼仪。我几次想起这个古老的历史命题，果然是这样吗？我深深地困惑了。
大伯带着那四十五万斤粮食和二十六万斤饲料走了，只剩下了苍山县委一班人仍在连夜研究余剩的粮食和饲料如何划分。
方书记想了想说：县委县政府和各区乡的干部都划出去，一份也没有，谁有意见，让他来找我。说罢，他那浮肿的眼睛，四下扫视着会场，扫视着那一个个脸上全是菜色的干部们。
会场上一片寂静，只听到一片沉重的喘息声。
窗外，早春的寒风扑打着窗子，发出尖尖的啸声，揪得人心紧。
方书记艰难地笑笑：散会。
1960年至1961年，县委和各公社的干部们没有吃一点额外的粮食，是否绝对，至今苍山县的老百姓都这么说。西山公社的党委秘书刘春华的老婆玉秀，是刘家村的妇女队长，到公社开会时，因为惦记丈夫，就把自己早上的口粮－－两个菜饼子省下，给刘春华带来了。刘春华带咽得下去嘛。
玉秀看着丈夫，转身流着眼泪走了。刘春华的老娘和不满一岁的儿子，就是那一年饿死的。刘春华却硬是从每月已经减到了２０斤的口粮里，每月都省出几斤，给了村里的五保户张寡妇。张寡妇由此又活到1976年。临死前，她仍喊着刘春华的名字。是时，县办公室主任刘春华正在戴着高帽被红卫兵押着批斗呢。
1989年，任县委书记的刘春华，因为贪污公款三十八万元，被判刑二十年，给他送过菜饼子的玉秀，在县煤建公司当副经理，也因受贿索贿被判刑七年。据报上披露，刘春华家的一间空房子里，堆满了成箱的罐头，高级营养品，成条成捆的高级香烟和成箱的名酒。一个为了解决工作的临时工，为了转正，家里的房子拆掉变卖了，给玉秀送了礼。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曾去狱中采访过刘春华，他不认识我，我讲了他当年的事迹，他突然埋下头，无声地器了。两肩颤拦着，像两片寒风中的枯叶。我发现刘春华的头发已经白了，我一阵恍惚。想象不出当年那个每月从嘴里省出几斤粮食的刘春华是什么样子的。
狱中的控视室里，不时有风悠悠地吹过。我抬头看看，是那扇小铁窗开着呢。几根锈蚀的铁条威严地竖着，让人感觉思维在这里会变得单调乏味。我再看看刘春华那一头白发，知道这个老人将在这里度过他的晚年了。我希望他能对我讲点什么，或者说，我暗暗希望着他能对那个年代再说些什么。
刘春华突然抬起头，挥挥手，无力地说，你走吧，我什么也不想讲。说罢，就转身回号子去了。我起身盯着他那有些驼背的身形，恍惚间似看到一片精神的废墟。这似乎不应该是刘春华一个人的变节，一个人的异化，而是一种当代文明对生态愚昧意义上的可悲的认同与回归。我不禁心中一阵慨叹。昔日的光荣已经成了嘲弄。文明的精神已经被这种回归打得落荒而逃了，苍山县已经开始容忍邪恶，已经无视暴虐，那一度辉煌的精神已经被撕成了碎片，任大大小小的刘春华们搓捏着和践踏着。
这似乎不是刘春华一个人性格的转变，背景竟是相当的深刻。深刻得让人心中滴血。
那天，苍山县委宴请了我这个记者。我是被一群政府官员拥簇着进了一家豪华的饭店的。我记得那天上了许多我没听说过的菜，鸡鸭鱼蛋都被做成了我很少见过的表情和姿态端上了桌子。五粮液和外国洋酒也前呼后拥地挤上了桌案。我看看那些红光满面的官员们，我估计如果再发生什么荒年，他们是绝不会在吃上出问题的。我那天喝得多了些，席间去小解。路过后堂的时候，见到两个老乡正在拉泔水，整盒的米饭和肉食就呼呼地倒进了泔水桶了。其中一个年长一点的老乡把一些整盘的米饭和馒头倒进了一只门袋中，我问他这样分开做什么用。他笑道：拿回去让家里人吃呢。
我好奇地问：现在吃的还紧张吗？
老乡苦苦一笑：我是那年月饿怕了，见着这糟蹋东西，心疼哩。
我怔怔地看着他…
老乡自嘲地笑笑：我这人没出息哩，没出息。
采访完了刘春华，我离开了苍山县。路两边盖起了一排排的商店和饮食店，一些招客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路边拦截着来往的车辆。我听说这一带卖***的事情很多，还常常发生抢劫的案件。这些商业建筑的后面是田野，田野里麦浪滚滚，我打开车窗，深呼吸着浓郁的麦香。我竟嗅出了一种腐烂的气味，我闭上眼睛，车子已经走出苍山县很远，我暗暗叮嘱我不要回头去看，但我还是忍不住回头去看了，当我扭过眼睛的那一刹那，我不禁热泪盈眶了。
我蒙蒙的泪眼中，似乎看到了一片昨天的废墟，我耳边传来路边酒店中放出的摇滚的强劲音乐。是一个时下很是走红的歌星在呼嚎着。我突然想到，也许就在这种现代人醉生梦死的喧嚣中呼嚎中，昨天的废墟才显得雄浑，那是辽阔，那是久远，那是高贵而悲壮的光芒，那是一片由骇俗的美引起的久久震撼的遗址。